“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台词。
电台在那时，可是特别重要的，互相联系沟通全靠它。尤其在长征中，电台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作为红军无线电队的政委，李白始终将“电台重于生命”作为信念。1934年，他随红军部队翻山越岭，在枪林弹雨中架设电台。这不仅是对技术的极限挑战，更是一场与敌人智力与耐力的较量。
那是长征初期的一天，通信任务异常紧急。敌军大部队正在围剿红军，而总部急需前线传回的侦查信息来判断敌情。李白带领的无线电队负责中继发报，却因线路被敌人炸断陷入了困境。
李白一面冷静指挥队员维修线路，一面用无线电知识解释道：“敌人打断我们的通讯，就是想让我们变成聋子瞎子，失去与总部的联系！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他拿起焊枪，用小心翼翼却迅速果断的动作，修补被切断的线路。每一个连接点的恢复，都意味着信息的畅通与红军的生机。
终于，在几个小时的努力后，线路接通了。李白手动调整着发报机的频率，细密的摩斯电码声再度响起，信息成功传回总部，拯救了危局。当接到总部回复的那一刻，李白脸上泛起一抹笑意，但他旋即转身对无线电队员们严肃地说道：“记住，从这一刻起，我们的电台就是全军的耳目，绝不能让它出任何问题！”从此，这句话成为了长征路上全队的座右铭。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白被调到上海建立地下电台，为延安输送情报。上海作为那时候最瞩目的地方，三教九流，达官贵人，租界什么都有。信息流传的自然也快。在这里建立地下电台，那可是要非常小心的。当时国民党的电台什么的全是最新的，而且配备的侦测仪器也很强。只要稍有不慎，信号就会被捕捉，整条情报链随时可能崩溃。
为此，李白带着技术骨干涂作潮，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技术改进工作。他们的实验室是一间不起眼的阁楼，狭小的空间中摆满了电子管、电阻和频率调节器。李白和涂作潮一次又一次调整电台功率，测试信号强度。他们尝试将信号发射功率调低，以减少对外界的干扰，同时又要确保信号能清晰地传递至千里之外的延安。
工作之余，李白还不忘细心教授队员们操作方法。他总是耐心地示范每一个步骤，哪怕队员出错也从不责备。他说：“电台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是一种信念，我们每次发送的电波，承载着千万人期待的目光。”
最终，他们成功研发出了一种低功率但高效的信号发射方式，既减少了被侦测的可能，又确保了情报的可靠传递。这项技术成为地下电台运作的重要保障。
1941年的一个晚上，李白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调整着电台的频率，手指熟练地敲击电键，将关乎抗战胜利的重要情报发往延安。这座小阁楼是他的电台基地，布满了线圈、收发设备和修理工具。
李白是一个深谙危险的人，他早已习惯了在枪口下工作，但这一晚的危机来得更为直接。当灯光微微闪烁，电台的指示灯忽然暗了下来，他知道，这或许意味着敌人已经锁定了这里的信号源。他没有慌乱，而是迅速扯掉收音机上的两条线圈，将电台伪装成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正当他将这些设备藏好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日本宪兵已经闯入了这栋房子。
听着宪兵在楼下肆意翻动家具、砸碎器皿的声音。他躲在阁楼的一角，为了不发出一点声响，甚至强迫自己连呼吸都尽量轻微。脑海中迅速思索着万一被捕应当如何应对。
宪兵最终没有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但依旧强行将李白带走。关押期间，李白面临着严酷的审讯。各种酷刑都用了，用烧红的铁条烙向他的手掌，甚至在他耳边放起了尖锐的广播噪声，试图用心理压力瓦解他的意志。然而，无论敌人怎样恐吓、利诱，他始终一言不发，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他的思维依然清醒。他不断在心中默念：电台还在，情报链还没有被破坏，自己的牺牲也就值得。
几周后，党组织通过多方努力将他保释出狱。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在监狱中的遭遇，只是简单交代了电台需要紧急转移的指令。那天晚上，李白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上海的临时住所，第一件事便是检查电台是否正常运作。他的手仍然包着厚厚的绷带，但他忍着剧痛调试设备。
此后，李白更加谨慎。他与妻子裘慧英之间的默契配合成为了工作中的支柱。他们用一个小型的无线电公司掩护电台的运作，而裘慧英则以“妻子”的身份处理各种琐碎事务，掩护李白的身份。每当邻居因电台发射导致灯光忽明忽暗时，裘慧英总是温和地解释说：“可能是线路老化，我会叫人修理的。”而李白则会抓紧每一个夜晚，在电台前发送一条又一条的关键情报。
直到194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李白照例在电台前工作，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直觉告诉他，这次的危机比以往更加迫近。他迅速将三封最紧急的电报发出，并通过暗语提醒对方可能有危险。发出最后一封电报时，他敲下了无线电术语中的“再见”符号，这既是对战友的最后一次问候，也是对自己宿命的告别。
1点50分，敌人包围了他的住所。他让裘慧英带着孩子离开，而自己选择留下来拖延时间。敌人破门而入时，李白仍坐在电台前，仿佛在继续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裘慧英站在提篮桥监狱门前，怀里抱着五岁的儿子，眼睛紧紧盯着每一扇开启的大门。可随着一批接着一批的人，她仍没看到丈夫李白。
“静安，静安……”裘慧英在心底一遍遍念着丈夫的名字，声音小到自己都几乎听不见。怀里的孩子扯了扯她的衣角，用稚嫩的声音问：“妈妈，爸爸在哪儿？”裘慧英愣了一下，低头望着儿子，僵硬地扯出一丝微笑：“爸爸马上就会出来了，我们再等等，再等等。”她的语调虽然平静，但手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微微颤抖。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监狱的门开了又关，直到天色渐晚，人群渐渐散去，裘慧英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裘慧英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每天奔波于上海各地寻找丈夫。终于，在6月，裘慧英接到了公安局的通知，浦东一处村庄发现了一批烈士的遗体。
“静安！”裘慧英失声喊道。她踉跄着冲向那具遗体，手伸出一半又停住，眼泪顺着脸颊滑落。面前的遗体，衣衫破烂、满身弹孔，但那熟悉的眉眼和身体轮廓，依然能让她一眼认出，这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李白。
她用手整理了丈夫的衣领，轻轻拂去粘在脸上的泥土，最后用坚定的声音说道：“他是为革命牺牲的，他的名字不能被遗忘。”这句话，像是对周围群众说的，也像是在提醒自己。
回到家后，裘慧英将李白的最后一封家书放在桌上，久久凝视。信上写着：“革命即将胜利，无论生死，我都感到欣慰。”她将信妥善收起，然后抱起儿子，用温柔却坚定的声音说：“记住，你爸爸是英雄。”
在她心中，不仅仅是失去挚爱，更是因为那个一直没有答案的疑问——是谁破坏了电台？是谁让李白等烈士惨死？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她主动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希望能帮助找到真凶。
侦查员们没日没夜地翻阅材料，终于发现了几份破案的突破口——一封落款为“史致礼”的特务邀功信。这封信中描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们如何侦测到地下电台信号，并破获“李白台”的经过。
接到这份报告，侦查员迅速锁定了史致礼及其同伙强元贵。令人震惊的是，这两人居然被留用在卢家湾公安局工作。刚开始，史致礼还试图狡辩，但经过几轮审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参与了侦破“李白台”的行动。
然而，史致礼只是冰山一角。公安局发现，真正指挥这一系列行动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上海电监科，这个机构专门侦察我党的地下电台，破坏隐秘战线的情报系统。他们相继逮捕了唐跨凤、徐鸣秋、陈宇琛等关键嫌疑人。
徐鸣秋的供述中，提到了一个关键名字——叶丹秋。这名特务不仅策划了“李白台”的破坏行动，还直接参与了李白等烈士的逮捕和杀害。叶丹秋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曾任电监科科长，具备极高的侦测电台的技术和经验。
公安局对叶丹秋展开了全面追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50年9月的一天将叶丹秋在上海逮捕归案。1951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公开审判这批特务。
陈毅元帅在得知李白案告破后，亲自到烈士墓前祭拜。他站在墓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新中国的光明。我们一定要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名字。”
李白等烈士的事迹昭示着：哪怕黑暗如墨，正义的光芒终将刺破夜幕。电波不逝，精神永存，英雄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