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党中央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建国30年了，她终于能达成自己的心愿，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刚到北京的那几个月，她可高兴了。除了见见平常的一些战友，她还特别开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81年的时候，贺子珍打算回上海去住。过了3年，上海那边发来了讣告。这消息一传到北京，好多同志都又震惊又觉得遗憾。记者王行娟采访过贺子珍，当时她哭得眼泪汪汪的。因为忙得没功夫去上海参加告别仪式，就只能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慰问。

收电报的小姑娘对王行娟说：“贺子珍是你的啥人？”

王行娟略一思索，说道：“同志。”

有人问王行娟，贺子珍有没有什么遗憾？王行娟讲：“我老是懊恼我这杆笔，没办法把贺子珍的思想感情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好多事儿，都是我流着泪写的。”

夫妻之间偶尔吵个架很正常嘛，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避免不了这种情况。

在瑞金那时候，有一回贺子珍买了只鸡回家。警卫员就问他们这鸡该咋做？毛泽东爱吃硬实点儿的，就说炒着吃。可贺子珍觉得，炖了喝鸡汤才更营养，鸡难得弄来一回，得补补身子。

就这么一件小事，两人意见不合，吵起来了。

后来听刘英他们回忆起来的情况，不少人就觉得贺子珍离开延安，主要是在赌气，和毛主席吵架了呗。

其实，贺子珍的性子很倔强，她之所以离开延安，是有很多原因的。

1935年长征的时候，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被敌机炮弹打中了，伤得特别重。医生赶紧抢救，她这才保住了命，可身体里还有几个弹片没取出来。

所以，贺子珍身体就不太好，生了孩子之后身体更虚了，她老是感觉自己累得不行。

毛泽东让她歇着，她就是不肯。特别是红军到了陕北以后，贺子珍特爱学习，老要求去抗大学习，后来真就去了补上了课。

一边学习，一边调养身体，还得照顾才出生的李敏。她性格又很倔，只要跟毛泽东一吵架，心情就不好了。思来想去后，她决定去苏联学习。

毛泽东晓得这事儿后，立刻叫警卫员去劝贺子珍，贺子珍的好多战友也都劝她，说现在这是特殊时期，可别离开。但是贺子珍主意已定，最终还是登上了飞往苏联的飞机。

在去苏联之前，她跟钱希均讲过，到苏联学习两年就回中国。

可这就是时运，命。

两年之后，她突然知道爱人已经再婚了。她心里就明白，自己想再回到过去是没可能的事儿了。

1959年，毛主席跟贺子珍在庐山又见面了，这事儿，是因为曾志和毛主席的一场谈话才发生的。

1958年的时候，贺子珍从上海搬到南昌住了。她的战友曾志知道这事儿后，特意跑到三纬路去看贺子珍。好多年没见了，曾志觉着贺子珍的变化可大了。一想起当年在井冈山的那些事儿，曾志心里就有好多感触。

她又寻思着，打从贺子珍回国起，毛主席就一直没见过贺子珍，然后，她就直接奔毛主席的住处去了。

“主席，你猜猜看，我在南昌碰见谁？”曾志问道。

毛主席问：“谁？”

“子珍。”曾志回答道。

毛主席一听到贺子珍的名字，立马抬起头看向曾志，张嘴就问：“她怎么样？”

曾志回答说：“她状态挺好的。我跟她聊起当年在赣南的那些事儿，她都能记着。别人都讲她生病了，可我觉着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生病的样儿。”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老早就听女儿李敏说过，贺子珍一直身体欠佳，老是生病，大毛病小毛病不断，所以毛主席心里对当时的贺子珍是有一定想象的。

毛主席知道贺子珍就在离庐山很近的南昌，他很感慨地讲：“我们做了十年的夫妻，我特别想见见她。”

曾志赶忙说道：“没错，主席，您是该见见的。”

于是，毛主席就安排曾志去传达这个事情。最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让自己的妻子水静同志，悄悄把贺子珍接到山上去。在1959年7月9日的时候，贺子珍和毛主席见了一面。

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面了。

1947年贺子珍回国了。过了两年，毛主席想念女儿，就派人把在哈尔滨的李敏接到北京来。

贺子珍在南方待了好几十年，一直就自己一个人过日子，李敏也就是偶尔才来探望一下。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她寻思姐姐贺子珍太孤单了，就打算帮姐姐找找当年在江西弄丢的儿子毛岸红。

除了李敏之外，还有个在苏联夭折的“廖瓦”，在这些孩子里，毛岸红是最有希望被找到的。

1932年，毛岸红在福建长汀出生，小名叫“小毛毛”。那时候毛主席还打趣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本事，比我还多一个毛。”

不过，在1934年长征开始之前，当时有规定不能带孩子，贺子珍只能含着泪，把孩子交给了留下来打游击的毛泽覃。过了一年，毛泽覃英勇牺牲了，从那以后，小毛毛就没了消息，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贺怡是毛泽覃的妻子，可她也不清楚毛泽覃把孩子托付给了谁。

你知道吗？在革命刚起步那时候，毛岸红可是陪在毛主席身边最久的孩子。曾碧漪讲过，她最后一次见这孩子的时候，孩子都已经会朝着队伍招手了，那时候孩子差不多有3岁了。

1949年的时候，贺怡特别急切地想帮姐姐找回孩子。大晚上的还在赶路，哪知道就出车祸了，人就这么没了，真的很不幸。毛主席知道这事儿以后，特别心痛地跟曾碧漪讲：“别找了，别找了，贺怡不在了，我心里可不好受了。”

打那以后过了好多年，这事儿就渐渐被淡忘了。直到50年代的时候，有人跟贺子珍说，在江西好像看到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和毛岸红的经历特别像，叫朱道来。

贺子珍一知道这事儿，立刻就找江西省委核实消息。江西省委，把照片寄给了贺子珍，还告诉她当年这孩子交给红军的时候，还带着一件小棉袄。

贺子珍突然想到，想当年她也给孩子留了个小棉袄。然后就赶忙去江西辨认。最后，就靠着两件事，她觉着这个孩子，差不多就是她弄丢的小毛毛了。

针对这个孩子，首先得瞧瞧他是不是油耳朵，其次，再看看有没有轻微腋臭。为啥？因为贺子珍觉得，她的孩子都遗传了毛主席的生理特征。

所以她就认定是小毛毛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老红军朱月倩也说，这个孩子是她和她那牺牲了的丈夫霍步青的孩子。

事情发展到这儿就突然卡住了。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好多革命干部都面临着和贺自珍一样的情况，就是要寻找在革命战争时期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子女。有些孩子的父母已经牺牲了，那就还存在着确认烈士子弟身份的问题。

战争年代动荡不安，再加上记忆会出错，寄养家庭又经常流动，所以要确定找到的孩子是哪家的，这可是个超级麻烦、极其浩大的事儿。建国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部门都费了好大的劲儿，一直在做调查研究和确认工作。就算这样，争议还是没完没了，到现在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最主要是科技条件差，没法确定。最后毛主席看了孩子的照片，说道：“有点像小时候的毛泽覃。”可他也拿不准，于是就讲：“既然都是红军的后代，那就交给组织去培养好了。”

贺敏学讲，1954年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毛主席让人把他接到中南海去谈话，在谈话的时候就问到了那个疑似“小毛毛”的孩子是咋找到的。

毛主席讲，这事儿我不便管，你能去找邓小平。

贺敏学又讲：“小毛毛1970年初在上海结的婚，是和我女儿一块儿办的喜事。后来他给我写了封信，说自己病得厉害，都确诊是肝癌了。我当时立马就回了信，让他去找一位我认识的院长，可没想到信还没到，人就没了。”

王行娟回忆说，贺子珍自己没讲过她认了朱道来这事儿。不过，从贺敏学的谈话能知道，贺敏学后来一直跟朱道来有联系，对朱道来照顾得可好了，但贺子珍不知道这情况。

贺子珍要是晓得朱道来病逝了，肯定特别难过，虽然这事儿还没确定。所以贺敏学可能是故意不告诉贺子珍的。

1979年，贺子珍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报纸登过一张她的照片。

这时候全国人民才发觉，贺子珍居然还活着。

就这样，贺子珍收到了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写信的好多都是几十年没见的老战友。还有江西的老乡也给她写信，叮嘱她要多注意身体。

还有一封信是从福建龙岩寄来的。有个妇女，她自称林大姑，托别人帮忙写的信。信里说，1930年的时候，贺子珍让邓子恢把女儿寄养在她家里，还说等到解放后肯定会再见面的。可是，“我都已经78岁了，还没能见到您。”

实际上，这封信属于一封致歉信。信里提到的那个女孩，就是她跟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毛金花”。这封信使得贺子珍在感情方面又波动了一回。

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各种情绪搅和在一块儿，贺子珍冷不丁地就跟李敏提了个心愿：我想去北京，想去天安门，想去看看毛主席的遗容。

李敏接着就向中央作了汇报，邓小平知道这事儿以后，表示同意。

就这样，1979年9月的时候，党中央专门派了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贺子珍终于得偿所愿，去了天安门，也去了毛主席纪念堂。

1976年毛主席走了，贺子珍很遗憾没见上最后一面。这一回她到毛主席纪念堂，在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他们见最后一面了。

去了纪念堂之后，她身边的医生、护士、服务员什么的，还有她女儿、女婿，都来劝她。这些人不停地跟她说，毛主席的灵堂庄严又肃穆，在那儿可不能弄出一点声响来，绝对不能放声大哭，要是那样的话，警卫会以为是故意扰乱灵堂秩序的。贺自珍是特别守纪律的人，她一个劲儿地点头，把医生和护士的话都记在心里了。

可真等到亲眼看到毛主席遗容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谁也不知道。

贺子珍在给毛主席敬献的挽联上，落款写的是“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

她感觉这个称谓特别恰当，她跟毛主席，从来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

这种感情，它能跨越时空，也能跨越生死。

走向永恒。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离世，终年75岁。

贺子珍逝世之后，后事是怎么安排的？邓小平作出了最后的批示：要把贺子珍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李敏记得，贺子珍在世的时候，给她的嘱咐可多，这些嘱咐都能当成贺子珍的遗言。贺子珍留给李敏的精神财富，可比物质财富多多了。

贺子珍这样级别的干部，她留给李敏的遗产特别少。她遗物里最值钱的，就是用毛泽东给她的稿费买的大彩电和手提式录音机。这两样东西，李敏都捐给医院了。

她还讲，爸爸妈妈之间的感情其实一直都在。

后来，她的外孙女孔东梅写文章提到：“毛泽东和贺子珍，那可是我的外公和外婆。他们生死与共，一起熬过了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外婆就像西落的弯月，外公像东升的旭日，难以再相见。不过，当月到半夜，日在中天的时候，他们心里其实是互相牵挂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