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6日晚上，国民党空军一王牌飞行员约了四个空军中的好友一起喝酒，至于喝酒的由头，四人都曾问过他，但他只说想一起喝酒聊天了，并没有细说具体的原因。
喝酒的时候，他几次想要将心底的话说出来，但想到可能的后果，他就硬生生压了下去。他很清楚，即便是对着最亲密的人，他也必须保密，决不能在没有成事的时候将自己的谋划说出来。
他只是想默默地和亲朋好友告别，但或许真的是酒能壮胆，随着一杯杯酒下肚，他的头有些晕，脑子变得不再那么清明，很多明明绝对不能说出口的话也就有了胆量说出来，他看着四个无话不谈的好友，突然脑子一热，举起杯笑着说：“来，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
说完这句话，他心里就咯噔一声，没想到还是说出来的，他无比希望几人和他一样也喝多了，不去揪着这句话不放。实际上几人虽然喝多了，但还是清晰地听到了这句话，纷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赶紧说了几句话遮掩了过去，大家也就开始聊起了别的事情。
这件事似乎九这么过去了，不过，他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就害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怕这话会传出去，但又不敢再提这件事，那样就更会引起怀疑。
晚上回去后，他就有些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他不是不相信好友，但当时的环境决定了他不能不多想，不过，他也知道，既已失言，就得想好这句话传出去之后会怎样，他又得如何应对，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在所谋划之事没有成功之前，是不能有侥幸心理的。
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第二天，督查室主任就将他叫了过去，问他：“昨天你们几个喝酒了？”
飞行员已经做好了酒后失言泄密的准备，因此他平静地说：“是的，主任。”
主任随即又问：“当时你讲了些什么话？”
飞行员再次平静地说：“没讲什么？”
此时的主任眼睛里已然有了刀子，准备狠狠刺向飞行员的心脏，厉声问：“没讲什么？‘咱们一起喝最后一杯酒’是什么意思？”
问完就盯着飞行员看，试图从飞行员的肢体语言中看出些什么，然而什么都没有，飞行员坦然地说：“那是喝酒后的醉话，主任您不必当真。”
看到飞行员自始至终都很坦然，丝毫没有慌乱，也不像是隐瞒了什么或者说了谎，主任没办法只能让飞行员离开，但很多事情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主任决定后续对该飞行员还是要进行调查和监控。
飞行员从督查室离开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用力把手心里的汗水甩在了地上，他刚刚的镇定不过是被逼出来的，实际上他很害怕，好在有了心理准备，没有在督查室露馅，但他也知道这件事或许还没有完，所以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能再呆下去了，得马上走。”
以免夜长梦多，他决定提前离开，就在7日上午，他从督查室离开之后就准备在执行单飞任务的时候直接飞走，然而就在他准备登机的时候，联队长给他打来了电话：“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不要飞了。”
他心里咯噔一声，第一反应就是走不成了，或许不仅仅是走不成了那么简单，他还记得之前有一个教官试图弄一架T-33飞回祖国，结果还没有起飞事情就败露了，国民党为了震慑那些想要离开的飞行员，居然将这个教官给枪毙了。
黄植诚知道，如果自己所谋划的事情败露了，等待着他的或许也是枪毙，但他同时也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他就不能放弃，所以在见到联队长的时候，他很镇定，联队长问了他喝酒的事情，飞行员像回答督查室主任一样回答了联队长。
联队长见他很坦然很镇定，根本不像是有所谋划的样子，或许真的只是酒后的胡话而已，但联队长也不敢真的放下心来，他想继续观察这名飞行员。
于是到了8日这一天，也就是该飞行员酒后的第三天，他又被安排了一次飞行，这一次不是单飞，而是双飞。
尽管是双飞，飞机上还会有另一名飞行员，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如果继续等待机会，很可能他就再也没有机会离开了，于是8月8日这一天，这名飞行员将自己的谋划提前了。
8月8日这一天的天气很好，晴空万里，还有鸟儿欢快地叫着，这对于飞行员来说是最适合飞行的天气，完全不必担心恶劣天气对飞行员的考验，所以很多在这一天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的心情都是愉悦的，然而准备在这一天谋划大事的飞行员，却是心情沉重的。
他在8点的时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停车坪，准备执行这一次的飞行任务，他的任务是考核第五联队的新飞行员飞暗舱仪表的科目，这个任务并不重，天气又好，对他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飞行任务，但又是最为艰难的一次飞行任务。
所以他心里很紧张，尽管他如从前一样边走边与熟悉的地勤人员打招呼，脸上也带着微笑，但靠近就会发现，他的脸上有汗，尽管8月的天气很热，但早上似乎还不至于脸上流汗，因此他要带的那名新飞行员诧异的问：“教官，你觉得热吗？看你脸上的汗。”
他心里一惊，好在很快稳住了心神，像是没有听到又像是不想说话一般沉默着加快了脚步，将新飞行员落在了后面，很快就走到了他们即将要飞的F-5F面前，按照惯例，他询问了机械师：“全部OK？”
得到机械师的肯定回答之后，两人进了机舱，新飞行员坐到了后座，他也进了位于前面的座舱，开始做飞行准备，8点18分，一切准备就绪，机械师挥了挥胳膊示意放行，他笑了笑，向机械师伸出两个指头做成“V”型胜利的表示。
这是一种飞行前的美好期盼，在这一天又增加了一项特别的意义，即希望所谋划之事能够成功。
很快，飞机起飞，射向蓝天，大约十分钟后，飞机来到了预定的空靶区，他向新飞行员下达指令：“拉上暗舱盖，开始做仪表飞行。”
等新飞行员拉上后座的暗舱罩后，他又继续说：“先做低空雷达测试科目。”
新飞行员看不到飞机的飞行情况，只能盯紧仪表，这原本也是既定的飞行训练科目，但新飞行员哪里知道，所谓的仪表飞行不过是教官执行自己的计划的一部分，而新飞行员完全被蒙在鼓里。
飞行员首先将机外无线电切断，然后一个跟斗从5000米的高空翻下来，直到20米左右才重新拉平，这是一种超低空飞行，飞机从台湾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
飞机与地面的联系切断，又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那么飞机飞去了哪里呢？驾驶飞机的飞行员是谁？新飞行员又是谁？他们后来怎样了？
其实，驾驶这架F-5F飞机的就是原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新飞行员则是许秋麟中尉，对于这件事，台湾给出的说法是，这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故障，所以才在大陆降落的，这种说法自然没有多少人相信。
黄植诚本人更是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资深的飞行员，我飞行了8年，桃园机场的环境我非常熟悉，即使通讯联络全坏了，凭我的经验也能飞回去。”
是的，飞机并没有出现故障，黄植诚是驾机起义了。
躲开雷达之后，黄植诚按照心中早已规划好的航线贴着海平面往福州方向飞行，他知道顺着闽江上空飞行，只要看见了乌龙江大桥再一个转弯，就能正对上福州机场，那里将是他降落的地点。
越靠近祖国，他的心情就越激动，同时他又强逼自己镇定下来，因为他知道在降落之前，他还可能面临很多的危险。
要知道飞机躲开了雷达，必然会引起台湾战管部队的注意，说不定已经有战斗机在寻找和堵截他们，而且他想起空总的一个长官曾经说过的话：“即使降落到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飞弹把飞机炸毁。”
这也是为什么黄植诚没有选择在龙田机场降落的原因，因为距离台湾太近了，也就意味着危险更多，所以等他找到龙田机场之后继续往前飞。
等他终于看到乌龙江大桥心中正激动的时候，耳机中传来许秋麟的声音：“教官，这会儿我们到哪里了？”飞机已经飞了很久了，他隐隐感觉不太对劲，所以才问了这么一句。
临近福州机场，黄植诚的心情很好，他觉得没必要继续瞒着许秋麟了，就让许秋麟打开暗舱罩。眼前的情景让许秋麟大吃一惊，他没想到黄植诚飞着飞着飞到了大陆，他让黄植诚赶紧转弯回去，黄植诚自然不肯，他即将成功，怎么可能还会回去？
许秋麟心里很害怕，他已经知道了教官的想法，这个从前从来都对教官言听计从的新飞行员第一次提出了与黄植诚截然相反的想法：我要回台湾。
尽管他的声音很小，但很坚定，黄植诚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带他一起降落吧，这有点强迫的意味，自己驾机起义是心甘情愿，但不能强逼着别人和自己一起；但送他回去吧，太危险了，战斗机一旦寻到他，他就再也不可能回到祖国了。
不过，这番思考只在一瞬间，他就决定送许秋麟到东引岛。到了东引岛上空，黄植诚让许秋麟跳伞，他则驾着飞机在空中盘旋，只等着许秋麟的降落伞张开之后才掉转机头往福州机场飞去。到了福州机场，他按照人民解放军规定的起义联络信号成功降落。
黄植诚打开座舱盖，摘下氧气面罩，缓缓从飞机中走出来，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土地，那一刻是：1981年8月8日9点28分，那一年，他29岁。
踏在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呼吸着新鲜又自由的空气，莫名地让他心安，那一刻，他百感交集，心里想了很多很多，想到了他的过去，想到了他在国民党空军中的那段经历。
黄植诚于1952年出生于一个国民党空军世家，其父是国民党空军军官黄汝森，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二哥是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是真正的一家子空军，黄植诚的未来也是空军。
他高中毕业就进入台湾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专修班，在经过四年的学习和训练后于1973年毕业。
他是国民党空校的优秀生，毕业后又是王牌飞行员，飞过五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超过了2100小时，26岁的时候就成为少校，后又相继担任飞行员、分队长、第五联队飞行考核官，是国民党空军中的佼佼者。
那么，这样一位出生于台湾、从未到过祖国又前途无量的飞行员为什么会选择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呢？
黄植诚出生于空军世家，自小就对蓝天就有向往，但他真正成为一名飞行员之后，却对国名党空军中的一切都感觉到了失望，苛刻的戒律、不成为的规定、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派系斗争、没完没了的政治考试、无孔不入的特务控制，都让黄植诚感觉窒息。
但这好歹是可以忍受的，而让黄植诚忍受不了的是国民党对祖国的态度。
黄植诚虽然出生在台湾，接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但他从小就有着很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他从父母那里、从史书中感知到了很多，他觉得人生在世，就应该为国为民做出点事情，他对祖国充满感情，他曾听母亲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能埋在大陆，埋在家乡的土地上。
黄植诚的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是广西人，而他既没有去过四川，也没有去过广西，他是想去四川看一看，去广西看一看，去祖国的各个地方去看一看，然而他没有机会。
看到国民党对祖国的排斥和对抗，他心里很不高兴，他觉得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一致对外，但他的建议不仅得不到重用，还会收到上司的严厉批评，这让他很不满。
黄植诚还渐渐发现，祖国的真实情况和台湾政府的宣传大相径庭，有一次，黄植诚见到了几个被抓来的祖国渔民，他们脸上完全不是台湾报纸上常说的“菜色”，有国民党军官好奇的询问：“听说你们平常吃香蕉皮和草根？”渔民们笑着说：“这些东西连我们的猪都不吃。”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祖国的真实情况，而祖国投过去的传单，更没人敢看，因为看了很可能受到处罚，黄植诚不怕，他看到大家见到来自祖国的传单就四散开，还嗤笑了几句：“见了传单都吓成这样，还说光复大陆呢，光复个鬼。”
这话本来是他的自言自语，但还是因为无孔不入的特务监视而被有心人告到了督查室，第二天，黄植诚就被督查室主任叫去质问，黄植诚自然不承认，闹了一个不愉快，让黄植诚的心情灰暗了很多。
但不久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五月下旬，他就从朋友那里弄到了一份《告台湾同胞书》。
这是他一直想要看又一直没有机会看的，他只知道里面的部分内容，却并不知道全部的内容，这次有机会，他就弄了一份拿回家好好研究了研究，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很疯狂的念头，即驾机回到祖国。
他知道建国后有不少飞行员驾机起义都成功了，但他同样知道，其实有不少飞行员都产生过驾机回归祖国的念头，甚至好好地谋划过，但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还有些没开始实践就被发现了，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驾机起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黄植诚还是想试一试。
他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因着事情重大，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比如查看福建沿海机场的资料，选择合适的降落点；制定航线，计划好油量；研究精密作战地图，规划好路线。
最后，他选择福州机场为第一降落点，一来福州机场距离台湾比较近，二来他因为在第五联队，对福州机场比较熟悉，因此选择福州机场相对来说更容易成功一些。
有了决定之后，他就在心里反复演练，模拟飞机起飞和降落，找出所有可能的问题并想出解决的办法，力求一次就成功。实际上计划一旦开始，就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他必须要保证一次就能成功。
很快，他就准备好了一切，六月中旬的一天，黄植诚有一次单飞F-5E的任务，这是第五联队作战组临时派给他的任务，能够单飞对他的计划是很有利的，实际上当他飞上台湾海峡上空的时候，他就萌生了立刻驾机回归祖国的想法，尽管当时他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心理准备，然而机会难得。
就在他准备改变航向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家中的老母亲，他舍不得母亲和家中的亲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是母亲一个人将四个孩子抚养长大，而他是最小的那个，自小就得母亲疼爱。
他还没有和母亲好好的告别，尽管那种告别是不能宣之于口的，但他至少要当面在心里和母亲告别，还有他的家人，他早就听说他在大陆的那些亲人都饿死了，他所有的亲人如今都在台湾。
所以他这一离开，很可能就意味着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不敢想象自己突然消失了，母亲会怎样？她是否会日复一日地等在家门口，等着他回家？
想到这些，他心乱如麻，一边是祖国，一边是亲人，他要如何选择？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驾着飞机回到桃园机场的，他只知道自己错过了一次可能的绝佳机会。
这次之后，他心里很不好受，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经常泪水打湿枕巾，他舍不得亲人尤其是母亲，又热爱着祖国，但他并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他只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祖国的统一。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就不会改变，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8月初的时候，他决定要离开，不能再拖下去了，他想和母亲做一个最后的告别，等母亲睡着之后，他悄悄进了母亲的房间，静静地看着白发苍苍、面容憔悴的母亲，他忍住心中的痛苦，在心里对母亲说：
“妈妈，儿要去了。您老人家为了儿女，一生都在无私的奉献自己，儿欠您的情实在太多了。儿此生不能报恩，来世一定……”
他悄悄擦去眼角的泪，默默离开了母亲的房间，然后回去睡觉。和母亲告别之后他又和四个好友告别，所以才有了8月6日晚上的喝酒。
原本他并没有计划好具体哪一天走，而那一晚的酒后失言让他不得不提前离开，于是8月8日他准备执行自己的计划。
尽管是要提前离开，但毕竟早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因此他谋划的事情很顺利，尽管中途许秋麟不愿意回到祖国，但他还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件事，既送回了许秋麟，自己又成功回到了祖国。
对于这件事，中国新闻社报道：“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福州部队和空军领导机关先后召开欢迎大会，欢迎黄植诚驾机归来，按照规定，他得到65万元的奖励金，还获准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杨成武将65万元奖金的支票交给黄植诚的时候，黄植诚激动地说：“奖金太多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
是的，他驾机起义的初衷从来不是钱，他只是希望祖国尽快统一，因此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鼓舞统一祖国的士气，如果真的要寻找他回归祖国的个人动机，或许就是寻根续谱。
他在台湾听说祖国的亲人都饿死了，这让他很难过，然而等他回到祖国之后，才知道祖国还有很多亲人都好好地活着，母亲那边，他的三个亲姨都还健在，还有不少表兄、表姐；父亲那边，广西横县老家还有六位亲叔父和不少堂兄弟。
他回国之后和他们都取得了联系，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祖国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亲人，加起来有百十口人，这应该是他回到祖国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黄植诚在福州住了几天之后就乘火车北上进京，8月26日，赵紫阳、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了黄植诚，随后，黄植诚接受中央领导的建议，到东北参观，在参观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表示：“我对祖国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国家的潜力很大。”
等他从东北回来之后，又参加了国庆招待会。10月4日，邓小平和邓颖超也接见了黄植诚，邓小平笑着对黄植诚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小平还建议黄植诚到四川和广西去看看家乡的亲友，再到处走走，看看国家的建设情况和祖国的山山水水。
邓颖超也勉励黄植诚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贡献，并赠送了书籍。
黄植诚深深感受到了祖国对他的欢迎，而他也将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祖国，他在参观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根据组织的安排进入空军某航校做副校长。
1986年成为空军军校部副部长，后来又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和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9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九、十、十一届委员。后来他退休了也没有闲着，又创办了两岸飞行学校，为两岸同胞的飞行教育做贡献。
他心心念念的都是祖国的强大和统一，为此，他也一直在尽己所能地努力着，就像当初他刚回到祖国去东北参观的时候对工厂的工人说的那样：
“祖国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我们大家应该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和昌盛献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