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二年（207年）隆冬，司马徽在襄阳城郊勒马回望。这位被称为"水镜先生"的隐士，刚刚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当书童询问为何说"卧龙虽得其主，不逢其时"时，他指着北方阴沉的天空叹道："汉室气数将尽，非人力可挽。"这番预言在三十年后五丈原的秋风中化作现实。

初平三年（192年），颍川名士司马徽为避战乱南迁荆州。这位精通奇门遁甲的隐士，在鹿门山搭建草庐时，不会想到十五年后将见证三国鼎立的序幕。彼时荆州牧刘表开设的"南学"，聚集了诸葛亮、庞统、徐庶等青年才俊，却无人能料定天下走势。

建安六年（201年），刘备败退新野。这位辗转半生的枭雄在司马徽草庐中吐露心声："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然智术短浅，迄无所就。"司马徽洞悉其症结不在兵力寡弱，而在缺乏统筹全局的谋士。他提出的"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的论断，成为刘备人才战略的转折点。

当徐庶被迫北投曹操时，司马徽深知必须为刘备寻找真正的经世之才。他口中的"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实为对荆襄人才图谱的精准判断。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战略，与司马徽"三足鼎立"的推演不谋而合。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智激周瑜的传奇，印证了司马徽"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的评价。但这位隐士更清楚，曹操已占天时（挟天子）、孙权坐拥地利（长江），刘备唯一的"人和"优势，在关羽失荆州后也将荡然无存。

章武二年（222年）夷陵惨败，验证了司马徽"不逢其时"的预言。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下"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时，蜀汉政权已陷入地理困局：北有秦岭屏障难图中原，东失荆州门户断绝水路，南中叛乱消耗有限兵力。

建兴十二年（234年），五丈原的七星灯终未能续命。诸葛亮留下的"王业不偏安"遗志，暴露了蜀汉最致命的短板——以益州一隅之力，既要维持北伐军备，又要防范东吴背刺，这种战略透支注定难以为继。司马徽当年看到的"时不我与"，实则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双重碾压。

景耀六年（263年），当邓艾偷渡阴平的消息传至成都，刘禅的投降不仅是个人的抉择，更是整个政权资源枯竭的必然结果。水镜先生八个字的预言，穿越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最终在蜀汉政权的崩溃中显露出冰冷的历史逻辑：个人的雄才伟略，终究敌不过时代的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