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有过三段婚姻，分别是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

青年时代，毛主席跟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识相知相爱，两个有志青年因为共同的信仰和爱国热情走到了一起。婚后，两人生有三子，虽然聚少离多，但他们彼此牵挂，感情深厚。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年仅29岁。1957年，杨开慧牺牲多年后，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里深情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指的就是发妻杨开慧。可见，在经历了与贺子珍和江青的“悲欢离合”后，他始终对杨开慧的牺牲痛彻心扉。

如果说，杨开慧是毛主席的“天骄”，那贺子珍便是“知己”。

毛主席跟贺子珍相识于井冈山，他们在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后，开出了绚烂的感情之花。贺子珍性格直爽、作战英勇，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将，但同时，她又是一位苦命的母亲，只有女儿李敏活了下来。她跟毛主席的婚姻，因为一系列的误会最终以悲剧而告终。

毛主席曾说：“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

跟前两段婚姻相比，毛主席跟江青的婚姻生活过得并不幸福，两人最终也成为了陌路。

当然，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分歧，婚后生活的初期阶段还是很和谐的。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江青主要负责照顾毛主席的饮食起居，担任家庭主妇的角色。

斯诺曾说：“江青开始帮着买和洗，后来学着做菜，不久就很内行了。她不像毛主席那么爱吃辣椒，但访问者常发现满桌子都是辣椒味。”

那时候的江青也没有参与政治，在毛主席跟客人的谈话中，她也不会有什么插言。一位曾经的访问者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曾这样说道：

“当毛主席会见我时，江青就拿出一个木椅子放在旁边给毛主席坐。警卫员送上一杯当地的白酒，江青则前前后后地给毛主席剥花生。谈话期间，江青在留声机上不停地换唱片，以应付场面。”

实际上，当时，江青参加礼节性的应酬也不多，尤其在女儿李讷出生后，她甚至都很少露面了。

1942年后，毛主席和江青和谐的婚姻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朝夕相处中，江青的缺点和毛病也渐渐暴露，如虚荣、爱出风头……

1947年9月至1949年春，全党全军展开了一次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

三查，在地方上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里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进行整风运动是准备大决战前的必须，毛主席曾指出：

“我有一种感觉，在党的某些地方组织中，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一些坏分子混进党内，在农村中把持政权，歪曲党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进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全党全军要进行一次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始后，很快便在各解放区迅速展开。一天早晨，江青突然生气地说道：“查来查去，竟然查到我头上了。对我历史有怀疑？我明明就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33年入党，硬要说我是35年。这些人想干什么？”

不久后，一阵尖锐的声音从窑洞里传出：“我不是看中了你的地位，我是要革命，我跟你的时候，陕北也正在最困难的时候……”江青哭喊着。

毛主席责问道：“那你既然革命，为何还要我去说话？是共产党员就要接受组织的审查，谁都不能特殊。”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信吗？都是造谣和诬蔑。他们还骂你跟朱德是土匪，现在有人拿我年轻时候的事情做文章，这是有政治因素的，是为了攻击你……”

“你闭嘴。”毛主席气急了，吼道：“滚，你给我滚，滚出去。”

摔门的声音随即响起，江青穿着拖鞋急促地向外走去，她的抽泣声在安静的小院里也显得十分清晰。江青在院子里稍稍停了一会儿，便立即向右转身走去，直直地向周恩来的窑洞而去。

江青每次跟毛主席吵了架，总要找周总理哭诉，周总理也总能帮助解决他们的家庭纠纷。

周总理静静地坐在木椅上，已经听着江青哭诉了三个多小时了，但他脸上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的神情。

“说吧，有什么考虑和要求都说出来。”周总理问道。

江青一边流泪，一边说道：“主席不肯替我说话，因为我是他的妻子。周副主席，你应该替我说句话的，要制止这种政治诬蔑和陷害。”

江青说话的同时，还仔细观察着周恩来的神情。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又低声喃喃道：“他们不是正常的组织审查，就是要整人。我被整了，把主席放在什么位置上？我就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搞主席。”

“江青同志，这样说就不对了。难怪主席会生气呢。‘三查’‘三整’本身就是主席提出的，你这样讲，又把主席放在什么位置？”

听到周恩来的话，江青下意识想要反驳，却突然发现自己不占理。

周总理见状，接着说道：“作为党员，接受组织审查，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我和主席也都接受过组织审查了。何况，现在毛主席领导全党，原则上讲，那些搞审查的同志们也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工作的。你一口否定了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工作，这从根本上说，你又是否定了谁呢？”

江青突然有些后悔了，她后悔跟毛主席吵架前没有想清楚这一层道理。

“可是，我担心影响到工作……还是，能不能明确地跟他们说一下……”

“你不要想这么多了，组织上会作全面考虑的。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认识，要坚持自我改造。你现在的首要工作就是照顾好主席。”

“我按周副主席说的去做……”

这一时期，虽然毛主席和江青两人之间也常常有矛盾冲突，但总体而言，生活还算和谐。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那动荡的十年间，毛主席和江青渐行渐远，越发疏离，毛主席甚至还感叹，称自己“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

1972年3月4日深夜，江青在服用了第三次安眠药后，准备进屋睡觉。同时，护士小赵已经按医嘱和江青的要求，将另一份安眠药放在了床头柜上，以防江青再睡不着就能顺手拿到药服用。

小赵在做完这一切工作后，便回到了护士值班室准备休息，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了。

原本以为能够安心入睡的小赵，却在一个小时后被铃声吵醒了。她立刻意识到江青有事叫她。小赵立即起身进入了江青的卧室。一进门，躺在床上的江青便一脸阴沉，劈头盖脸砸下了一连串的问话：“今天晚上你为何没有给我备另一份药？我就睡了一小时就睡不着了，想要吃备份药，结果却没有找到，你解释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小赵肯定地说道：“江青同志，另一份药我给你放床头柜上了，你是不是吃了以后，忘记了。”

小赵的回答惹怒了江青，她当即窜起了怒火，提高声音说道：“我十分肯定，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你竟然还敢撒谎，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要诬赖你一个小护士吗？你别解释了，快把那份药拿来，不然我今晚睡不好觉你要负责。”

小赵只是一个护士，她没有开药的权力，更不能擅自给她增加药量，万一出点问题，她是负不了责的。

想到这，小赵委婉地说道：“那我去问问大夫，看看能不能再增加点药量，如果可以的话，又增加多少合适？”

江青猛地睁大眼睛，大声吼道：“你一个小护士，听我的还是听大夫的？这根本就不是增加药量的问题，是你给我少备了一份药，我叫你给我补上。”

江青的要求令小赵十分为难，不听江青的不行，不跟大夫请示万一出了问题又负不起责任。

小赵从卧室出来后，赶紧去请示大夫。经大夫同意，又适当地增加了一点药量，江青服用后，才平静下来。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长期服用安眠药，江青的身体已经有了很强的抗药性。那天晚上，江青已经连续吃过五次安眠药了，但她不仅没有睡着，精神反而更加亢奋。这让她十分难受，于是，江青开始胡思乱想了，甚至怀疑小赵是受人指使给她吃了毒药。

于是，江青便打铃起了床。小赵进来帮她穿好衣服，又吃了麦片，洗漱完毕。江青走到办公室后，问小赵：“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我是从三〇五医院调过来的。”

“在三〇五医院工作前，你又在哪里？”

“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四个字一下子点燃了江青怀疑的种子，她当即便捕风捉影，毫无事实依据地说道：“你是黄永胜的人。”说着，她便从沙发上站起身，大声叫到：“你原来是广州军区的，是黄永胜派你到这里来的吧？”话音刚落，江青便将小赵领章帽徽撕下来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吼着：“你不配戴这些。”

看着被扔在地上的领章帽徽，江青似乎又意识到不妥，她话锋一转，说道：“这可是宝贝。”一边说，一边已经弯下腰捡起领章帽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江青一直揪着小赵不放，晚上9时许，她又叫来了杨银禄，命令道：“立即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

周总理给汪东兴打去了电话，问道：“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是有什么事？你知道吗？”

汪东兴也一头雾水，说道：“我不知道。”

很快，先后有八位政治局委员赶到了17号楼，包括已经七十多岁的周总理和叶帅。

大家坐定以后，江青突然叫到：“小杨、大周、小赵，过来。”

三人坐下后，江青说道：“姓杨的，你站起来。我问你的问题，你要老实回答，小周是怎么调来的？”

“工作调动是上级组织的事，小周怎么调来的我也不清楚。”

“你坐下。”

“大周，你站起来。你说，他们为什么让我吃了这么多安眠药，你说。”

“给你的药量是医生和你商量决定的，我不了解。”

找不到这两人的问题，江青便将矛头对准了小赵：“小赵，我问你，你给我吃这么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让你干的？你今天必须老实回答，不准有所隐瞒。”

“不是小周指使的，药的剂量确实是医生按照你的身体情况并和你商量后决定的。”

江青就这样当着八位政治局委员的面，杀气腾腾地审了一个又一个。

追问一圈后，江青没有审问出什么，又不知道要继续审问些什么。这时，一旁的周总理见状，实在忍不住了，他生气地对江青说道：“你不能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好点吗？你这样的态度，我都紧张了，还怎么让人家讲话。他们还是孩子，能不紧张吗？我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都撕掉了，我都替你难过。”话毕，周总理转过头对保健大夫张佐良说道：“张大夫，给我点药吃吧，我太紧张了。”

江青紧接着又说道：“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他们三个有问题，今天，我一方面是要审讯他们，另一方面是要让公安部将他们抓起来。”

吃过药后，周总理对她说道：“你认为工作人员有问题，那也不能审讯，应该是谈话。”

江青摇摇头，坚持说：“应该叫审讯，我不同意叫谈话。”

汪东兴接过话茬说道：“你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由我代表组织经过严格审查后调来的，平时由我领导，你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也应该交给我，由组织调查，不能直接交给公安部。等我们谈话了解后，再交由组织酌情处理。”

叶帅见江青还坚持要审讯，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他拿过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看了看，说道：“你服用安眠药的确是‘毒药’，剂量也大，以后你不吃不行吗？”

“不吃睡不着。”

“那少吃点呢？也不行？”

“不行，我身体已经有了很强的抗药性了。”

不吃不行，少吃也不行，多吃还要怀疑，叶帅明白了。他站起身，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头往沙发靠背上依靠，闭上眼睛，睡觉去了。

江青见没有人支持自己，便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道：“你们也都知道我有病，现在到吃药时间了。”

她对着刚刚还在被她审讯的小赵说道：“快去拿药。”

吃完药后，江青这才离开了17号楼会议室。午夜，她又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才又回到10号楼休息。这晚，她服用了三次安眠药。

江青走后，周总理又将叶帅和汪东兴叫到了小客厅里商量刚刚发生的事情。

周总理说：“江青今天把我们这么多位政治局的同志叫过来，对着几位工作人员兴师问罪，我认为这是件大事，应该尽快报告给主席，这事不报告不好。”

“我同意总理的意见。今晚的事的确是件大事。如果不报告主席，万一将来再出更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好交代，还请总理方便的时候报告给主席。”汪东兴说道。

周总理沉思片刻，对他说道：“主席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我不好掌握，东兴同志每天都在主席那，还是请你报告比较方便。”

叶帅也附和道：“对，还是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方便。”

见周总理和叶帅都这样说，汪东兴说道：“尊重周总理和叶帅的意见，同意我向主席报告。”

周总理叮嘱他：“那就请你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好的。”

第二天，周总理再次打电话给汪东兴，催促他尽快报告给毛主席。

汪东兴随即做了简单的整理后，将叶帅和周总理的意见及时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十分生气，他说道：“江青这是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

后来，汪东兴在回忆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时，还记得叶帅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这样闹，我们不该来。真糟糕，这不是为江青助威嘛。”

叶帅说得对，但幸运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坚持了原则，才让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