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有时候，我觉得“乞丐”这个词挺不公平的。说到底，谁又不是呢？

有人跪着讨饭，有人站着讨生活，有人坐着讨人喜欢。

你说现在是不是同样整天在讨这讨那：讨房东宽限一周房租，讨老板多给点奖金，讨客户别再跳单？

所以有人活成了讨钱专家，有人活成了讨命高手。

日子讨着讨着，我们就不叫“乞丐”了，换了个体面点的名字，叫生活玩家。

当然，有些人讨得高端，比如求点赞的朋友圈文案，第一句话写得比抖音文案还扎心；

还有些人讨得古怪，比如搞拼多多砍一刀，把亲戚朋友砍得没耐心了，最后自己花钱买刀谢幕；更有些人讨得直接，把一生都写进直播间的苦情剧本，赚一笔算一笔。

要我说，讨生活从来不是羞耻的事，它是人类的本能。

你可以骂别人没尊严，但你骂不出别人的胃酸和体力透支。

所以，讨饭是门艺术，是种哲学。艺术和哲学不好学，但活着的人总得边讨边学。

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现代人的独创，丐帮这种事情，古人玩得透彻，我们不说洪七公，不说乔峰，我们今天来说说一百多年前的旧广州的一帮“职业讨饭人”，这帮人厉害，把“乞讨”做成了生意，还搞成了一个规模化的行业。

他们有组织、有分工、有江湖规矩，甚至还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他们就是广州街头臭名昭著的“关帝厅人马”。

先说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你以为乞丐就是蹲墙角的可怜虫？那是你没见过“关帝厅”的排场。

他们的地盘可以覆盖整个广州城区，街头巷尾，摊位市场，哪怕是一场葬礼或婚宴，都可能有他们的影子。

这么说把，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乞丐，想在“关帝厅”辖区讨口饭吃，你就先别急着端碗，你娃得先交两块大洋的“入厅费”，再领个锡葫芦挂在胸口，这才算拿到“营业资格证”。

而且他们讨饭，还讲究门面功夫。

衣衫褴褛本来是乞丐的标配，够了吗？对不起，还不够资格，高端的你得学会穿戏服站街头演大戏，或者拿块臭肉敷在腿上装瘸子，或者抱个从别人家租来的孩子扮“落魄母亲”。

他们还分不同的“业务类型”：装病、装死、卖艺、哭丧、吓唬人——每一项都有专业培训和技能考核，行乞的礼貌用语甚至都经过严格审核。

更夸张的是，这帮人有完整的“公司式运营”：讨来的钱按照“帮规”分成五份，小弟拿三份，丐头拿一份，剩下一份用来“打点”段警。

年终的时候，还有个特别规矩：广州城内有喜事的人家，得主动备上一桌酒席，请丐头喝一杯庆贺，剩下的菜全给他端回去给手下人吃，规矩摆得明明白白。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些“职业乞丐”已经够离谱了，但如果没提到一个人，这个故事就少了灵魂人物。

他就是“关帝厅”的初代大佬——陈起凤。

陈起凤是个什么人？

这么说吧，这哥们绝对是传奇人物，他愣是在广州把一帮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变成了一群有规矩、有面子的“职业讨饭人”；

你要再往高处抬举，那他也是个旧社会的“草根资本家”，懂地盘、懂规则、也懂怎么讨好别人。

陈起凤是哪里人，如今已经无从查询，只知道他是在光绪年间带着一帮流浪汉闯进广州的。

他的逻辑简单又管用：“别人的富贵是富贵，我的地盘才是根本。”

他不是最有钱的乞丐，但他是最有脑子的乞丐。

在他来之前，乞丐人员主要集中在广州城西一带，那时也有一些互不统属的头目，住在西关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而总头目住在华林寺里面，而且总帮主还是世袭制的。

陈起凤来到广州后，也是从城西起家的，这哥们确实有点能力，最基本的本事，能打！

而且据说他的功夫还是少林派的，所以这么一来，不但他手下都懂些拳脚功夫，而且陈起凤还和城西这边的武馆产生了联系。

这么一个人，做到了乞丐界的大哥大，靠的是狠、准、稳三板斧：狠在打破江湖规矩，准在挑选门徒收地盘，稳在建立规则上让所有人信服他。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陈起凤的发家史，聊聊他如何用一碗讨饭的故事，搅动整个广州的江湖风云。

陈起凤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从外地漂泊到广州的流浪汉，硬是在一个到处都是人的地方，划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能做出这种事，靠的无非两样东西：拳头和脑子。

他的发家史简单到让你怀疑人生：没有英雄救美，没有被贵人提携，也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传奇。他的崛起，是一场漫长的拔河——左手拽着地盘，右手拽着人心。你以为他和别人一样是个普通的乞丐，实际上，他早在讨第一碗饭的时候，就不是来讨饭的，他是来讨江湖地位的。

开局只有一双脚，他先讨了个地盘

陈起凤第一次踏进广州城，走到西关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传说他当时在华林寺门口看了很久，心里盘算着要不要进去借宿。进是进了，没人赶他，但他很快发现，寺庙虽然是穷人的天堂，但它从来不是没有规矩的地方。

乞丐多了，地盘就显得金贵。寺里的地盘，早就有本地的老丐头占着。他们吃肉喝汤，分剩饭剩菜给新来的，规矩是：你要吃这口饭，就得叫老大。换句话说，哪怕你是来讨饭的，也得先交“保护费”，这规矩让陈起凤看得眼热——他没带几天，脑子里就开始琢磨：“这事能不能换个我来做？”

拔河的第一步：搞定“人”

打只能证明你有匹夫之勇，陈起凤真正的手段是“结交人心”。他发现，本地的乞丐其实没多少技术含量，吃完上顿愁下顿，活得散漫而没有目标。靠着一张嘴，他从和这些人套近乎开始：

“吃剩饭算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吃上桌菜？”

“规矩是别人定的，凭什么我们不能改规矩？”

陈起凤很会挑时间和场合。他等着老丐头们喝醉的时候，把几个能打的流浪汉拉到一起，私下给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这个地方很大，地盘也很多。我们如果不主动抢，就永远只能分别人剩下的。”

那帮人听了很服气，觉得陈起凤是个明白人，跟着他出去到更远的城西转了一圈，果然发现还有空着的庙——关帝厅。所以后来他的人马被江湖上称为关帝厅人马。

拔河的第二步：抢到地盘并守住它

人心拉拢到手之后，陈起凤带着这帮人，果断选择了“出走”——不是为了浪迹天涯，而是去抢城西的一片空地。

当时，这片地方靠近华林寺边缘地段，没人去管，属于半荒废的地盘。陈起凤带人进驻后，用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办法：“谁想进来讨饭，先叫我们一声爷，送我们一顿饭。”

这听起来像个无赖做派，但对流浪汉来说很有吸引力：大哥既然能抢地盘，那就有能力护住我们这点可怜的饭。慢慢的，原本散漫的流浪汉们一个个自愿入伙，整个城西一带的乞丐逐渐集中到了陈起凤的名下。

陈起凤的成功不是靠抢，而是靠“抢了能守住”。他有两张“底牌”让其他丐头不敢轻易惹：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第一张牌，他会些功夫，而且有武馆的朋友。他的手下稍微学得能出腿抡拳的，就能在地盘上立威。

这套打法，别说对付普通的乞丐，就是有心惹事的地痞，也不敢轻易动他的人。

第二张牌比打更重要，那就是把“地盘”变成“饭盘”。陈起凤设了一个特别的规矩：凡是入伙的乞丐，每日的讨饭钱都要按比例上交，他再负责从每人头上抽点钱，统一办一顿热饭，谁都能吃饱。乞丐其实没有太多奢求，吃饱就比什么都强了。久而久之，这套“丐帮管理制度”让陈起凤的势力范围越扩越大。

拔河的终点：打破世袭制，做唯一的大佬

陈起凤混了几年，名声渐渐在广州乞丐圈传开，连其他几个老丐头都不得不承认，陈起凤这人有本事。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原本的“丐帮世袭制”。以前，乞丐界的头目是家族传承，但陈起凤靠人多、靠地盘硬抢下了这块权力，这也让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新规矩：“谁有本事，谁当老大。”

从此，广州的乞丐界，就以陈起凤为中心，慢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你可以说他是流浪汉里的开创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幸存者。

陈起凤有句经典的话：“我不求发大财，但我要吃得饱；我不求别人仰望，但求别人听我的话。”这话听起来很普通，但它就是陈起凤成功的真相：他知道什么该争，什么可以不争。

所以我们说，陈起凤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还能很有效率的运行，靠的绝对不是武力，也不是运气，而是一个朴素的生存逻辑：“人先能吃饭，才会听话；规矩定得合理，江湖才能长久。”

他不是在做乞丐的生意，他是在做一场比乞丐更大的生意。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关帝厅人马”的那些故事——他们是怎么靠着一碗饭吃出江湖地位的，又是怎么用“讨饭”的荒诞手段，把广州的街头巷尾变成他们的“表演舞台”。

如果你以为乞丐的日常只有“跪地磕头喊好心人”，那只能说你低估了“关帝厅人马”的想象力。

在陈起凤的带领下，这帮乞丐早就甩掉了传统意义上的“沿街要饭”模式，转型成了一群手段多样、分工明确的职业讨饭人。他们的职业化程度，放到今天，也能算是“讨饭界的高配创业公司”。

KPI很严：讨饭也是门精细化管理

“关帝厅人马”作为一个帮派，最重要的资源是地盘，最重要的手段是规则。陈起凤从来不允许手下人在讨饭这件事上“胡来”。他制定了严格的行乞规则：

规则1：分区而治，绝不越界。

每个乞丐负责一个特定的地段，譬如西关的菜市场、河南的码头、上下九的繁华街道。谁在哪块地盘讨饭，赚多少钱，都是帮派内部安排好的，越界是大忌。新来的乞丐想讨饭，得先交“入厅费”，还得按月缴纳“地盘税”。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特许经营体系”。

为了杜绝越界混乱，陈起凤甚至发明了一套标志：早年是一个锡葫芦，挂在胸前，算是“会员身份牌”。后来锡葫芦取消了，但行乞范围的划分依然清晰——每块地盘都像写好了“用地红线”的街区图。外来乞丐如果硬闯地盘，轻则被赶走，重则可能遭一顿拳头。

规则2：技能匹配地段，讨饭也讲“战略部署”。

陈起凤深知，讨饭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乞丐的技能和地段匹配度。他在分配人手时，特别注重“人岗适配”。举例来说：

在上下九那种富人扎堆的地方，安排了一批“能唱会演”的乞丐，比如穿着戏服唱粤剧、讲古仔的“地上佬馆”；

在人流量大的菜市场附近，派上装惨卖惨的“假残疾人”，譬如腿上敷块臭肉，拄着拐杖行走的“装假狗”；

在码头和茶楼，安排那些靠嘴皮子讨钱的乞丐，比如唱莲花落和“数乐宝”的盲人乞丐。

每个人都有明确的KPI，讨不到钱的，轻则被罚一天没饭吃，重则直接被踢出组织。“不敬业、不努力的乞丐，连同行都瞧不起。”

专业乞讨手段：把讨饭做成“艺术表演”

关帝厅的门人，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五花八门的讨饭技能。一个词形容就是：凡是能讨到钱的手段，他们都愿意试试。

（1）收长租：死缠烂打型讨饭

收长租的乞讨方式，最符合“丐帮”原教旨主义的风格：唱、哭、喊，一直耗着你不给钱不走。比如：

你在铺子里做生意，门口来了个唱粤曲的盲妹，唱完一整段《帝女花》后，递过碗来说：“老板，个仙（仙：铜币）啦，好心啦。”

你不给？没关系，她还会唱第二段，直到你耳朵快炸了，给钱打发她走为止。

有时候，他们还会搭配小道具表演，譬如“打花鼓”、“抛砖”、“翻筋斗”，让你觉得不打赏实在过意不去。

这套路听起来不像艺术，更像一种荒诞的“心理拉锯战”：你想走开，他们用唱、哭、喊缠着你；你想清净，他们偏偏不让。关帝厅的人不懂艺术，他们懂的，是如何把你逼到掏钱止损的地步。

（2）装假狗：最经典的“卖惨”技法

“装假狗”是关帝厅人马的经典讨饭套路，流程听起来简单，但细节上颇见功夫：

找一块牛肉，放进臭水沟里泡几天，等它发臭、变色，再贴到自己的腿上或手上；

找条烂绷带把这块肉绑住，装成“重度感染的伤口”，然后满街走，嘴里念叨：“可怜吓啦，好心救命吓啦。”

有些“装假狗”的老手，甚至会演出自己“伤口溃烂、行走困难”的样子，跪着用手爬到人家面前，像狗一样。广州的行人怕被追着不放，怕臭味沾身，大多会掏几个铜板扔给他们，求个清净。

如果你以为“装假狗”只是无奈，那你就错了。这是门学问。臭肉泡的时间太短，别人会觉得假；泡的时间太长，臭味太大又容易露馅。

能把这门手艺做到“骗到钱且不被举报”的，才是真正的高手。

（3）地上佬馆：街头戏班讨饭的鼻祖

最有艺术气息的乞丐，是那些穿着破旧戏服，在街头表演粤剧的“地上佬馆”。他们是老戏班的“失业演员”，拿几件从戏院捡来的旧衣服，凑合成了一个“移动戏班子”。

演的戏无非是老一套，比如《包公审郭槐》《薛刚打太庙》。有时候，戏服破得连背后的绑带都系不上，看着让人心酸。

演出结束，他们站在人群里拿碗转一圈，一边收钱一边客气地说：“多谢老板，多谢奶奶。”

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乞丐，他们对粤剧的感情是认真的，只不过，表演完戏后，他们连台阶都下不去，直接就地把“剧终”变成了“乞讨开始”。

（4）哭丧：利用封建迷信的“特殊技能”

如果说以上的讨饭方式还算正常，那么“哭丧”这门手艺就完全是旧社会的荒诞操作。

关帝厅人马会在附近富户家有人去世的时候，强行派人去送“香花冥烛”，一边摆阵一边跪地磕头，最后不忘说一句：“老爷，给个香油钱吧。”如果丧主不给，他们可能直接在墓地上嚎啕大哭，甚至威胁说：“不给钱，我们就天天来哭。”

这套“敲诈式讨饭”的手段，让人哭笑不得，却因为封建迷信的背景有了市场——在旧广州，“不送香油钱，丧事不圆满”这种说法很普遍。丧主为了图个吉利，最终都会选择破财消灾。

3. 丐帮“企业文化”：道义还是生意？

关帝厅的人虽然看起来像一群毫无底线的职业乞丐，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体现出一种诡异的江湖规矩。

比如：

如果帮派里的成员病了，组织会安排人送医看护；

如果乞丐去世，陈起凤会亲自派人抬棺下葬，甚至组织“乞丐送殡团”，仪式感拉满；

大年初一，陈起凤还会给地盘上的所有乞丐发“喜钱”，算是一种过年的福利。

这一套“管理制度”，让关帝厅成为乞丐中的“避风港”。对于那些失去一切的底层人来说，加入关帝厅意味着至少能吃口饱饭，活着有个盼头。

但反过来，这些人讨来的每一分钱，也被帮派牢牢地掌控。

道义和生意，总是共存于这个江湖里，谁也无法分清界限。

在关帝厅的江湖里，乞讨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它被陈起凤改造成了一个荒诞又细致的行业。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生活要饭，有人靠表演，有人靠卖惨，有人靠坚持不懈的死缠烂打。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个“丐帮”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故事，看看它是如何从一个庞然大物，一步步崩塌成散沙的。

陈起凤之死：地盘不会永远属于谁

称为丐帮帮主后的陈起凤，个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相当土豪的，他住在华林寺的一周精舍里，有几房妻妾，分住在附近的民房，他常穿着纱稠衫裤，大金链大金表，裤头还挂上了许多古玉，手执长烟筒，有时要登门向人道贺时，则另有长袍马褂，俨然阔商富户。

当冬天到来的时候，陈起风嗜爱狗肉，常率其門人到河南（广州人说的河南是珠江以南的市区）隔山一带，大吃香肉(在广州，狗肉一名香肉)，食必尽一大肥犬，并邀当处的地头有同嗜者大醉而归。

江湖总是这样，繁华的时候风光无两，破落的时候满目狼藉。没有什么比“盛极而衰”更能概括“关帝厅人马”的结局。

陈起凤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所有江湖都靠规矩活着，但他没想到，规矩久了会腐。规则是地盘，规则也是枷锁。关帝厅撑起的，是广州城一帮最底层的流浪汉和乞丐。他们有体面的讨饭方式，有固定的分赃制度，甚至还有年终分红和“丐帮版医保”。

这一切在陈起凤活着的时候，运行得像一台齿轮紧密的老式钟表，每一个零件都听从指令，准时转动。

但问题在于，老式钟表一旦少了上发条的人，齿轮就会生锈，就会卡死，就会分崩离析。

陈起凤死得不算突兀。一个活得豪气的人，葬礼也相当风光。他的葬礼热闹得像一场江湖盛宴。 门徒们倾尽全力凑钱办了一场排场巨大的“丐帮式大典”。

抬棺的路上锣鼓齐鸣，几个丐头亲自披麻戴孝，所有人按江湖规矩围着他的棺材转了三圈，算是给这位曾经的大哥最后的尊重。

最夸张的是，这场送别的队伍，竟然在他的地盘上绕了整整一圈——从华林寺走到河南金花庙，沿途围观的路人越聚越多，到最后整个广州城都知道了：凤爷走了，但“面子”还在。

规则失灵：地盘混乱，忠诚消失

然而，人一走，茶就凉。关帝厅表面上有一整套规矩和章程，但这些东西的根基不是制度，而是陈起凤个人的威望。

他活着的时候，这个体系井井有条；他死后不到三个月，整个“厅”就乱成了一锅粥。最先乱的是地盘。

江湖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佬死后，小弟们要么集体忠诚，要么集体造反。关帝厅的人没想造反，但忠诚也谈不上。他们对大佬死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地盘谁管？陈起凤留下的地盘实在太多，老城有，西关有，河南还有。

每一个片区的乞丐头目都觉得自己有资格“接管”这些地盘，但每个人又都知道，谁先动手，谁就会被当成众矢之的。

所以，为了这块地盘，这些曾经的兄弟先是互相戒备，后来直接开始打架，谁也不服谁，争地盘争得头破血流。

地盘争了三个月，关帝厅的核心组织就已经散了。每个区域的乞丐头目都各自为王，开始自立门户。

他们保留了“入厅规矩”，却不再接受任何统一管理。

更荒唐的是，地盘分得越小，争执却越多。

过去，广州的街头巷尾分工明确，乞丐们互不干涉；陈起凤死后，这些规则逐渐被抛弃。比如小北一带的乞丐跑到河南行乞，河南的乞丐不乐意，几句话不对付，就可能演变成街头斗殴。

广州城的地盘多，但大大小小的地段争夺，却越来越像无头苍蝇乱撞，混乱不堪。

最典型的故事是“锡葫芦”的废弃。

陈起凤时代，每个乞丐胸前挂着锡葫芦，象征自己的“入厅资格”和“地盘归属”，谁都不敢造次。

可陈起凤死后，地盘乱了，锡葫芦也没用了。

新来的乞丐发现，这块地盘的头目收两块大洋，隔壁地盘的头目收一块大洋，收费标准不统一，标志也不统一，慢慢地，大家干脆都不挂了。

锡葫芦的取消，让关帝厅最后一丝“秩序感”也荡然无存。没有了标志，乞丐和乞丐之间不再认“身份”，只认拳头，谁打得过，谁占地盘。

外部冲击：政府管制与时代巨浪

丐帮的内部在腐烂，外部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清末民初的广州，社会变得愈发复杂。

城市的街道变多了，政府的管理也逐渐跟上，街头上的乞丐再也不是没人管的“灰色地带”。最早的一批“丐头”发现，街上突然多了警察——这些人不像段警那样吃黑钱，而是会真刀实枪地驱逐乞丐。

政府后来甚至要求每个区域的“丐头”登记备案，乞丐的行乞活动被一刀切地控制住，所有人都觉得不自由了。

更大的冲击来自时代本身。

陈起凤的地盘逻辑，建立在乞丐的数量稳定的基础上，但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大量的外省难民涌入广州，乞丐人数急剧增加。

1934年，社会局的一份报告统计，广州城里的乞丐人数超过了五万，而到了抗战时期，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地盘没变，人数却成倍增长，乞丐和乞丐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在意什么规矩？

曾经的关帝厅就像一艘巨大的旧船，尽管有破洞，但还能在陈起凤的带领下勉强漂浮在水面上。

可陈起凤死后，这艘船开始下沉，水涌进来，洞越来越多，最终完全崩塌。那些江湖规矩被一点点撕碎，江湖气变成了生存的肉搏，关帝厅人马从一个庞然大物，变成了散沙一片。

关帝厅的结局：没有人能幸存于江湖之外

到了抗战后期，广州城已经没有“关帝厅”的影子了。旧社会的乞丐再多，也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偶尔还有人记得陈起凤的名字，但提起他，语气里更多的是感慨，而不是敬畏。

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是混乱的故事，是荒诞的规矩，也是一些人性里的挣扎和无奈。

关帝厅人马的故事结束了，可“讨生活”的戏台从来没有散过。

广州的街头巷尾不再有乞丐胸前挂锡葫芦，可工牌、KPI、年终奖……

这些现代规矩，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讨饭”吗？

今天没有丐头了，可每个上班族都有自己的“老板爷”；今天没有喜钱了，可年会上的红包，发得比当年陈起凤的还敷衍。

生活的核心命题从来没变：人活在世上，讨饭也好，讨老板赏脸也好，讨的都是一个能继续活下去的资格。

过去，关帝厅的乞丐靠规矩活着；今天，我们靠“职场规矩”活着。

过去的乞丐分地盘讨饭，今天的打工人拼资源抢项目。

过去有陈起凤教兄弟们“规矩吃饭”，今天有老板教育下属“为团队奋斗”。生活的方式变了，挣扎的本质没变。

但仔细想想，关帝厅的人至少还有一种江湖气：有问题当面拳脚解决，有争斗直接划地盘抢，赢了地盘就坐下吃饭。

可今天的我们，为了争一个订单，抢一个名额，活成了一群键盘侠、社交场上的表演者，争得拧巴，争得疲惫，争得连敌人都懒得正眼看我们。

江湖的规矩散了，可“讨饭”的艺术一直在。这既是生活的荒诞，也是生存的真实。

所谓江湖，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靠人活着，但活不过人。

参考文献：

王楚夫：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