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写了很多书信，但由于那个年代的条件所限，很多书信手稿都已散失，这里整理的400 余封书信是毛主席 1920 年至 1965 年这个时期所写的，读来受益匪浅，很珍贵，建议收藏！毛主席的书信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表达了他对人民群众、战友和亲人的深厚感情，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而且，毛主席的书信文字简练明快，通俗易懂，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毛主席的书信手稿大多都以草书写成，也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致 章士钊[1]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4]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注释

[1]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九四九年国共和平谈判时，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毛主席在另一封给别人的信中也谈到《柳文指要》，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章士钊著《柳文指要》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