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削除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后，唐宪宗李纯的削藩大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各方藩镇纷纷表示臣服。就连之前最为骄横的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也派了儿子到长安当质子，世袭魏博节度使的田家更是放弃了本地的权力，调任他处。可以说唐宪宗李纯继位后开启的一系列削藩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个人的威望在朝野升入了最高点。因此李纯有了意得志满的情绪，逐渐沉迷于歌功颂德之中。他开始迷信佛道，大肆修建佛道宫观庙宇，而且招揽方士炼丹，追求长生之道。
晚年的唐宪宗李纯不在励精图治，而是把大部分的经历都花在了求长生的方面，对佛道和方士的投入极大。他甚至以这方面为条件提拔人才，比如当时的宰相皇甫镈便因此而受到重用，削藩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宰相裴度也因反对李纯迷信佛道而遭到排挤。唐宪宗李纯最宠信的方士柳泌便是这样受到重用的，他以会炼长生丹的名义得到了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的推荐，后来又被皇甫镈举荐到李纯面前，从此官员亨通，成为朝廷中重要的翰林待诏。为了厂商，李纯还下诏大肆扩建佛道建筑，增加各种法会，长期沉迷于宗教之中。
唐宪宗李纯的做法也遭到了来自朝野的批评，以宰相裴度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便是最反对李纯炼丹崇佛，多次上书劝谏对方。然而李纯根本听不进大臣们的谏言，而且还变本加厉，在这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后来为了迎接佛骨入宫供养三日，李纯下诏使用了大笔的财政开支，让佛骨会的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样的情况更是让官僚们激愤不已，纷纷上书阻止李纯迎佛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他为了劝谏李纯停止迎佛骨入宫，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但也因此而使得李纯震怒，将其贬谪到了潮州。
历史上后世学者对唐宪宗李纯这种迷信佛道和追求长生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也是李纯作为中兴之主在历史评价中少有的负面舆论。从主流的历史观来看，学者们认为李纯这么搞的原因是在削藩取得巨大成功后骄傲自满的结果，也是个人好大喜功的表现。
他们认为，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各地藩镇纷纷崛起，国家出现了藩镇林立的现象。这些藩镇割据自立，对朝廷的诏令听宣不听调，成为国家的毒瘤，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在位时多次谋求削藩，结果却事与愿违。唐德宗李适时期还因此引发四镇之乱和奉天之难，使唐朝陷入灭国的危亡之中。
唐宪宗李纯继位后，调集了朝野大量资源加入削藩战争。他在位时先后在削除了西川节度使刘辟、浙江节度使李錡、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也迫使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反正主动向朝廷投降，使得削藩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李纯的曾祖父李豫和祖父李适都没能完成的，所以在政绩上压倒了前几代，受到朝野的赞誉。甚至有人将李纯执政的元和年间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年间相提并论，称其为“小贞观”。因此李纯也在这种歌功颂德中迷失了自我，陷入了对个人生活的极端追求之中。
这种说法在史书上流传极广，几乎成为历代历史学者的共识。但这种说法确实有问题的，很多当时的情况难以自圆其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有炼丹和崇拜佛道的习惯，不只是唐宪宗李纯一人。就历史渊源来看，秦始皇嬴政堪称为求长生付出国力的第一人。他派方士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寻求长生药，其规模在所有皇帝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就唐朝而言，从建国开始就有着炼丹求长生的习惯，就连被誉为封建帝王第一人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死于服食丹药中毒。因此唐宪宗李纯在这方的追求并不是个例，而是作为皇帝的常态。
实际上在掌权的皇帝中，荣华富贵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追求长生才是他们的个人理想。为了追求长生，迷信佛道，大肆扩建佛道宫观寺庙，招揽两教的方士进行炼丹，这都是常规操作。如果要以这方面的内容批评李纯，那么唐朝几乎每个皇帝都逃不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他搞这方面的规模比李纯还大，要说晚年沉迷于求长生，李世民是首当其冲的。而且李世民的历史功绩比李纯大得多，更容易被形容成在取得巨大的历史功绩后迷失了自我。与李世民相比，李纯那点功绩根本算不得啥，实际上说成功绩都非常的勉强。
李纯的削藩战争的确取得了成功，但只是军事上成功，政治上并没有改变各地藩镇强于朝廷禁军的事实，国家内部藩镇林立的格局依然存在，他们对国家的朝廷的威胁依然没有消除。实际上对于李纯而言，这场战争的成功让他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因为战争的成功，主导战争的官僚集团空间的强大，以裴度为首的官僚掌控了朝廷大权，在军队方面也有很大的话语权。在外戚中，以郭贵妃为代表的郭子仪家族及其旧部的势力也得到膨胀，他们利用削藩战争拉拢了更多的地方藩镇，朝野政治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倾向。
因此，无论是官僚集团，还是郭子仪家族，都成为了唐宪宗李纯的心病。这些新病没有解决之前，李纯又有什么资格好大喜功，又有什么资格沉迷于佛道而追求长生？李纯是个聪明的皇帝，如果只是因为削藩战争中暂时性的胜利而迷失了自我，那他根本不可能控制朝廷大权。况且削藩战争的胜利只是暂时性的，根本不值得吹嘘和得意。面对晚唐朝廷中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官僚集团和外戚集团的威胁，李纯几乎没有享受人生的机会。他暂时解决了藩镇的外部威胁，对内的两大威胁又成了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可以说李纯与秦始皇嬴政、唐太宗李世民等功成名就的皇帝不同，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时间像他们那样追求长生，只能是按照皇家的管理在这方面做一些投入。毕竟在他之前的十几个皇帝都这么干，他也没办法例外。可是在削藩战争后，他在这方面的投入增多了是事实，这就不得不令人感到怀疑了。
为了维持这方面的开支，他甚至不惜与控制朝政的官僚集团发生矛盾，引发了各种政治风波。在国家面临种种内部危机的情况下，他如此操作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唐宪宗李纯不惜与官僚集团发生冲突也要搞这些荒唐事，其目的是扶持一个可以和官僚集团对抗的势力。
从各方面的历史文献来看，唐宪宗李纯如此操作的最大可能是扶持宦官集团，并且用宦官集团来对抗朝廷中的官僚集团和郭氏外戚集团。实际上唐朝崇拜佛道两教从建国时期就开始了，每个皇帝时都要大量拨款扩建宫观寺庙，豢养大量的僧道方士也是很常见的事。李纯在位是对这些也是经常做的，也延续了前几个皇帝的操作。如果只是以这种行为来主观臆测，是根本抓不住问题本质的。就迎取佛骨进宫供养的事情而言，这在当时也不稀奇，只是因为由皇帝下诏，所以影响力特别大，也就使得朝野中反对声很大。
在唐宪宗李纯之前，迎佛骨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储藏佛骨的法门寺原名阿育王寺，兴建于东汉末年，后来屡遭毁灭重建。贞观初年的时候岐州刺史张亮奉唐太宗李世民的诏令进行修复扩建，其中的佛骨由此问世，从此名扬天下。法门寺的佛骨从何而来，自唐朝以来说法不一。现在比较著名的说法是，唐高宗李治的说法。他认为佛祖释迦牟尼去世后，火葬的佛骨被藏在十处释迦牟尼舍利塔中。后来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空前强大，便将舍利塔中的佛骨取出，然后分装成八万四千个宝函，送到世界各地以扩大佛教的影响力。
从这些史料就可以看出，对于佛骨的供养，从李世民父子时期就开始了，李纯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而实际上早在北魏时期就有过，此后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女皇帝武则天、唐肃宗李亨、唐德宗李适都相继逢迎供养过佛骨。唐宪宗李纯迎佛骨已经是历史上已知的第八次了，前七次都没有这么轰动，为啥到了李纯这里就搞得天下震动？很多人认为韩愈上书是因为这次佛骨供养关系到释儒之争，所以才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其实这种说法都是一厢情愿，唐宪宗李纯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释儒之争。
按照当时的一些历史记录来看，唐宪宗李纯在这次逢迎佛骨中搞了一个操作，那就是把所以的事情就交给了宦官集团来操作，而且赋予了他们极大的权力。实际上不论是大修宫观寺庙，还是炼丹求长生，或者是逢迎佛骨开法会，这些本就是由宦官太监负责的，李纯的这种操作并没有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宦官远超做这些事务所需要的权力。于是官宦们就能打着这种招牌肆意滥用权力，侵犯地方和百姓的利益，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关键是因为民间迷信佛道的风气日盛，老百姓们还不怎么反对。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宦官集团打着崇信佛道的名义大搞迷信活动，帮着皇帝追求长生不老，还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民心所向。而控制朝廷的官僚集团尽管取得了削藩战争的胜利，却在这方面落入了下乘。官僚集团反对皇帝这么搞，跟宦官集团做对，岂不是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宦官集团借着到手的权力插手朝廷事务，官僚集团管是不管？管，与天下人做对？不管，眼睁睁看着宦官集团抢夺刚刚到手的朝廷大权？可以说在迷信佛道和皇帝求长生的活动上，以裴度为首的官僚集团进退两难，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地步。
因为处境不妙，所以裴度等大多数官僚干脆不吱声，对李纯这么乱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韩愈对于功业是有很大追求的，而且他在洛阳的时候就干过一次，这次他直接把炮口对准了唐宪宗李纯。韩愈在洛阳制止宦官和寺庙侵犯百姓利益时，也是遭到了贬谪，被降为了河南令。这次他也不例外，直接被发配到了潮州。这还是裴度等人争相救援的结果，否则他直接就被李纯杀了祭旗了。因此这些事情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李纯的个人迷失和好大喜功，也不是所谓释儒之争，本质上就是宦官们打着佛道两教的名义跟朝廷大臣争权夺利。
朝廷出现这种情况，唐宪宗李纯是最大的幕后黑手，也是推波助澜的最大力量来源。他希望通过这种操作，让自己手下的宦官集团强大起来，宦官首领吐突承璀、梁守谦、王守澄能够与朝廷中的裴度、崔群、郭钊等人形成权力制衡，以保证皇权在朝廷抉择中最大的话语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皇位不受到外来的威胁，不会步父亲唐顺宗李诵的后尘。实际上在朝廷中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李纯也需要宦官集团独立于官僚集团和外戚集团之外，成为他独有的力量，以控制住朝廷大权。
至于迷信佛道、大修宫观庙宇，招揽方士炼丹、迎佛骨供养等等，这些都是李纯为宦官集团争取权力的理由而已。只有有了这些理由，他才能给宦官们赋予权力，然后与朝廷大臣进行争权和斗争。从这角度看，虽然削藩战争暂时平定了唐朝朝廷的外部威胁，反而使得内部权力之争越发的激烈。
于是斗争各方越发的没有底线，开始走向了不择手段的阴谋论体系。这种斗争的结果就是唐朝党争内耗的加剧，国家逐步陷入了内政荒废的漩涡之中。长期以往这种内耗必然扩大化，最终走向失控，也就成为了唐朝衰弱和灭亡的原因之一。因此 ，唐宪宗李纯所谓的元和中兴，不过时虚有其表的样子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