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三封的“万急来信”，让延安的气氛由祥和一下转入了紧张。

信是蒋介石写的，他在信中的用词极为恳切，甚至搬出了“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的大道理。不过细细评味，这句话又可以理解成另一层意思：你要是不来，那就是枉顾国家安危，蓄意挑起内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国欢庆。但蒋介石此时却早已打定了要发起内战的决心，他甚至直率地告诉身边的人：如果不能消灭他们，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蒋介石也不是全无顾虑。

一来他的部队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要运送到前线参战还需要时间。

二来当时全国人民刚刚经历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再打内战，这个时候谁要是蓄意挑起战端，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所以对于蒋介石来说，他需要时间，更需要一个借口，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抛给对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构思出了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给身处延安的毛主席，请对方尽快赶赴重庆，商讨和平谈判的具体事项。

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中，他估计毛主席是不敢应约前来的，说不定还要再三推辞。这样一来，一个请一个推，磨来磨去运兵的时间就有了。不敢来就是不愿和谈，破坏和平的罪名自然也甩不掉。

不过这个看似一箭双雕的计划，却也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蒋介石低估了毛主席伟人的魄力。

在延安的扩大会议上，针对要不要参加重庆谈判的这个问题，辩论非常激烈。大部分干部的态度都很坚决：不能去。

理由很简单，蒋介石要发动内战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谈判只是一个幌子，如果毛主席在这个时候亲身前往重庆，危险性不言而喻。要知道，蒋介石本人可是经历过一场“西安事变”的，谁也无法保证，他会不会照着张学良的那一套再来一次“鸿门宴”。

会议争来论去，大家放心不下的还是毛主席的个人安全，认为这个险不该冒。但面对着逐渐胶着的讨论，毛主席只是简明扼要地说了一句：

“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满目疮痍，人民需要和平，内战是可避免，也是必须避免的。”

是啊，长达14年的抗战，中国人民付出的牺牲太大了，谁都不愿意再经历一场战争。如今要和平，就必须去重庆，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用一万分的努力去争取。

至于自己的安危问题，毛主席倒是毫不在意，甚至开玩笑地说到：

“我有坐班房的准备嘞，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正式出发那天，数千名干部、群众一清早就等在了延安东门外的机场旁，为主席送行。毛主席的脸色是从容的，在登上飞机舷梯时，他特意停了一会，回身望向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不断地挥着。

这一次，他是带着延安百姓，带着全中国百姓对和平的希望，去龙潭虎穴里闯一闯。

打了大半辈子仗，走了半个中国，去重庆却是毛主席第一次坐飞机。等飞机升空平稳后，他就招了招手，把警卫员齐吉树叫到了身边，问他：“你害不害怕呀？”

齐吉树年纪不大，却是太行山出来的游击老兵，身经百战。面对毛主席的询问，他自豪地拍了拍胸脯，回答到：“不怕，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

毛主席听罢一笑，紧接着说到：

“这就对喽！这次去重庆，要是谈不成，顶多让蒋介石把咱们扣起来，坐大牢或者干掉。或者蒋介石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谈判可能有个结果。无论怎样，都不要害怕，我们有一万万人民做坚强的后盾，这个力量是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

谈笑风生间，生死置之度外。重庆谈判，从毛主席坐上飞机前往重庆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分出了胜负。

3个小时后，当头戴拿破仑帽、身穿中山装的毛主席出现在重庆九龙机场，整个山城轰动了。

无数中外记者等候在这里，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捕捉每一个瞬间。很快，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刊登出了同样的一则新闻：《毛泽东来重庆了》。

曾与毛主席在广州因诗文结交的柳亚子，甚至激动地赋诗赞颂主席来重庆谈判的壮举，形容这是一次“弥天大勇”。

毛主席应邀前来，却让蒋介石着实慌乱了手脚，此时的他甚至连一份具体的谈判方案都没有准备。

不过事到如今，蒋介石内心还是颇为自信的，喜欢写日记的他在8月30日晚上的日记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威德所致”、“上帝所赐”，这寥寥几个字把蒋介石当时真实的内心想法显露无疑。他并不认为对方是冲着和平来的，而是畏惧他大军的武力，不敢不来。

蒋介石这样去想，其实也就表示在接下的谈判中，他不会认为双方谈的条件应该公平、对等的。换句话说，他更想把这一场和平谈判，定性为“招安”。

“招安”式的谈判怎么谈？要官要名可以给，要平等要民主却是万万不能的，这也导致在两个核心问题上，蒋介石一直没有松口。一个是八路军263个师共120万部队在缩编裁军后，保留48个师还是12个师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解放区要不要保留的问题。

这两个争论不下的问题，恰恰就是重庆谈判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表面上对外宣传要共同建国，实际在谈判桌上一味专横，坚持要求八路军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甚至强调这就是底线不容讨论。

但毛主席态度同样坚决，历史是有记忆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蒋介石就用过这一套，声称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以和平共存，陈独秀也确实这么做了。结果呢，换来的只是一场412事变，3天之内，300多人牺牲，500人被捕，教训惨痛。

也正是在那一次之后，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现在谈和平建国，蒋介石又故技重施，说只有裁军交枪、撤销根据地才有共存的可能。但毛主席不是陈独秀，他对蒋介石有深刻的认识，更不会软弱到去相信自己敌人的仁慈和承诺，为了和平八路军可以让步，但这种让步必须是有限度的。

在裁军的问题上，八路军谈判代表王若飞甚至一度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

“那么，你们将我们的军队都消灭好了。”

周恩来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你们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平等的，皆视我们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

蒋介石见这方面谈不拢，便又转头打出了名利牌，承诺只要谈判成功，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可以在一些重要部门担任副职，或者担任省一级的职务。在后来的一次会见中，蒋介石还半带玩笑地对毛主席说道：

“润之，我看你可以去新疆当个省长。”

毛主席听罢，并未做出明确回应，蒋介石在想什么，他当然清楚的很。为什么是新疆？这其实很好理解。

其一：新疆地处西北，在当时发展程度有限，百废待兴，不是一个能掀起风浪的地方。当年项羽把刘邦分封在四川，就是认为那里位置偏僻，莽荒未开，且远离政治中心，出入无门，好似天然的牢笼。这次蒋介石，完全就是想学一学楚霸王，让毛主席当刘邦。

其二：新疆背靠苏联，长期以来又在盛世才等军阀的控制之下，周围还有西北三马的“马家军”，本身就不是一个安宁之地。与其放在自己手里烫手，不如做了顺水人情，换取更大的筹码。

蒋介石表面诚意十足，背地里却尽是圈套。对于蒋介石的虚伪和收买，毛主席没有直接指出，而是写了一首《七律·忆重庆谈判》：

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为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屎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首诗是毛主席对蒋介石的最好回应。你以为职务可以当筹码，但其实我一心只为黎民百姓。

连着几次碰壁，谈判一次次中断，蒋介石虽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谈判能成功，但现在也有些不耐烦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周恩来：

“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主席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人，敢来重庆，就是表明强硬的态度，无论是谈判还是战争，都是谋取和平的一种手段。在之后的见面中，毛主席也是没有避讳，直接跟蒋介石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农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顿时被怼得哑口无言，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当初十年土地革命，几次大围剿，红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实力越加壮大。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创想，蒋介石是真的没有办法。

在重庆，毛主席同蒋介石一共进行了6次直接会谈，两人私下的会面也非常之多。一段时间的接触，蒋介石也逐渐意识到，毛主席要比他想象的更加难对付，他曾私下对心腹陈布雷说：

“毛泽东此人绝不可轻视。听闻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绝，每天要抽一听。但他知道我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10月初，因为形势变化，毛主席需要提前返回延安，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谈判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就在同一天，蒋介石辗转难眠，再次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

“甚叹不可与同群”。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内战爆发。

历史是公正，也同样是充满戏谑的。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54门礼炮齐鸣28响。同年12月，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凄凉败走台湾。

此时离重庆谈判，仅仅只过去了4年。

即使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仍然是不甘心的，困守孤岛的他，还在做着反攻的大梦，认定战争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方案。但和蒋介石截然相对的，是另一边的毛主席显示出的大度。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首次公开提出：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

为了达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心愿，毛主席特意找来章士钊，让他作为特使前往香港，通过关系转交一封信给身处台湾的蒋介石。

信的内容，正是希望展开第三次国共谈判的提议，允诺如果台湾回归，除外交权由北京方面统管外，其余人事、军事都可以由蒋介石继续管理。台湾的社会改革，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在信的末尾，还有这样一句话：“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读到信的蒋介石，久久沉默不语，家乡还是原来的样子，祖国也在等待他的回归，就算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因为一句话受到触动。

可能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没有当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那种勇往直前的魄力，始终下不了归附祖国的决心。不过无论怎样，蒋介石都守住了承认“一个中国”的底线，这也是他最后的尊严。

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率新外交使团访问东南亚。在一次记者会上，有记者再次提到台湾的问题，询问：“如果蒋介石回大陆，是否考虑给他一个部长职务？”

周总理笑答：

“如果蒋先生愿意回归祖国，地位绝不会低于总理，并且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祖国的任何地方。”

后来毛主席对于蒋介石的职务安排问题，也做过具体的考虑：

一、台湾可以一国两制，实现高度自治，由蒋介石担任省长。

二、蒋介石可以回庐山办公，仍担任国民党总裁。

三、如果蒋介石不愿意在地方担任长官，也可以在中央任职。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蒋介石同意祖国和平统一，他对于人民就是有大功劳的，需要什么职务都可以商量。

毛主席博大的胸怀，无疑再次触动了蒋介石的内心。无论历史有多曲折，他们至少最初的信念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中国自立自强。如今曾经的英雄人物，都已两鬓斑白，能不能看到祖国完全统一，是那一代人最后的愿望。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第三次国共谈判最终未能成行。很多事情，很多愿望，只能交给下一代的人去实现。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大团圆的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