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下旬，我在上海生下第一个孩子，待了两个月后心急如焚赶往张掖。临走时，看着自己白嫩可爱的女儿，掉下了伤心的眼泪。我心里默默地对女儿说：我要去西北支援文教建设，妈妈只能将你留在上海！然后转身往车站走去，边走边抹着眼泪，三步一转身，四步一回头，我一路抹着眼泪，听着隆隆的火车声到达了张掖。
苏曦宏 陆丽娟夫妇
到了学校，领导、同事亲切地询问“孩子呢？”我泣不成声地说：“这里没法带，我把她留在上海了。”就这样，一天挨着一天，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收到家信，对孩子的思念让我的高血压又犯了，学校领导照顾我，让我在宿舍里好好养病。这时候，一名学生拿了我的家信兴冲冲飞奔过来，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陆老师，家里来信了，家里来信了……”我接过信打开信封———“你的女儿因病去世”八个大字蓦然跳入眼帘，顿时我觉得天昏地暗，“哇”地一声便晕倒了。
正在会议室开会的领导和老师们闻声赶过来安慰我，劝我要保重身体。其实这件事情学校领导早就知道了，是父亲怕影响我的工作和身体，来信让他们暂时保密的。那一段日子我一直郁郁寡欢，好在有同事们的关心和爱护，一段时间后情绪逐渐稳定了，心情也开朗起来，决心重新振作精神为党的教育事业作贡献。
我们的女儿是得急性肺炎夭折的，是我和丈夫苏曦宏的第一个孩子。我1954年从上海第三女子学校毕业，来甘肃的时候父母舍不得，因为害怕伤心，父母没敢去火车站送我，只是在离开上海前全家人提前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苏曦宏有姊妹6人，他是在江苏省立师范学校读高二时因为得了伤寒返回上海，他是师范类学生， 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所以甘肃来上海招聘老师时，就报名参加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们只有19岁，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去这么远的地方。开始觉得好奇，但是火车越往西走大家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尤其是进入陕西以后，气温明显降低，连绵起伏的高山更是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压迫感。有人索性就数起了山洞，火车到兰州一路竟然要钻过近400个山洞，我们不知道将要去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到达兰州后，第一顿饭便是小米和大米混杂的“二米饭”，没有凳子，一群人蹲在那里吃，当时就有不少人落泪了。要知道，小米在上海都是喂鸟的，但在兰州竟然成了我们的主食，如此巨大的差异让我们措手不及。到达张掖后，印象最深的便是用水。锅炉里烧的热水常常很快就会被用完，烧水师傅为此常常责怪我们，觉得上海人用水太过于浪费，不少女知青为此常常生闷气，觉得用水这样正常的事情都受到了限制。
师速班培训结束后，苏曦宏被分配到民乐县曹营小学，我在张掖师范任教导干事。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是在上海时我们同属于一个居委会，来之前，双方父母一再叮嘱我们到西北要互相照顾，所以在参加工作后常常通过信件联系。时间长了，两人便逐步确立了恋人关系。他在曹营小学工作期间，一个学生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子弹，放在石板上摩擦玩，他看见很危险，但已经迟了，子弹爆炸了，为了保护学生，他把学生推过去，却把自己的手炸伤了，直到现在手上还有印记。
1957年以后，他调民乐县顺化小学，作大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除去上课、开会，平时还带学生捡麦穗、灭老鼠、挖洋芋，参加各种劳动，工作很忙碌。还经常去县里开会，每次开会的时候，身上系根草绳，然后背个筐拿上粪叉，一路看见驴粪、羊粪便随手拾到筐里，有时叉子拾不起就用手直接抓起来，谁筐里的粪拾得多谁就是好老师。现在想想，那时候是心甘情愿为党工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党有什么号召，从来不会多想，全身心地去执行。
我在师范学校任教导干事那段时间，学校吃饭多是小米饭，因为吃不习惯便向组织打了报告，后来被调到劳动街二校。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我和苏曦宏在劳动街二校结婚。结婚后，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我们热爱教育工作，更喜欢班级的每一位学生，苏曦宏听说哪个孩子或家里人病了，就买点东西去看望。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每次上课他都会自己先写好范文，在班上读，设置各种各样的开头，让学生自己写结尾。
一次一个女生突然晕倒在我的宿舍门口，我立即将她抱到我的宿舍里，当时她的病情十分严重，口吐白沫，浑身颤抖，我将一件崭新的骆驼毛棉衣送给她裹在身上取暖。后来我搀扶着她回家，她母亲知道情况后热泪盈眶，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谢。当地老百姓很朴实，做家访时他们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的脚拿起来往炕上放，然后拿来大饼让我们吃，饼还没吃完又去做面条饭。
困难时期，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一次，教室里只有三个学生上课，但我还是认真地教学，坚持上好课，完成当天的教学任务。放学后我挨家挨户做家访，在城郊半尺多厚的田地里，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学生家，发现学生光着身子躺在炕上，原来是大雪把孩子的衣服浸湿了，没有换的衣服，没法去上课，只能躺在炕上。又走访了另一家的孩子，他告诉我肚子饿着，上课没精神，我走到她家的炉子旁，打开锅盖一看，是一大锅洋葱汤，天啊，这怎么能充饥呢？目睹了这些场景，我心潮起伏，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学校。
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决定帮孩子们做点什么，此后我多次用父亲、公公寄来的和自己省下来的全国粮票买了饼子，送给缺粮的孩子充饥。老师们也很困难，由于没有蔬菜，吃馒头的时候只能沾点盐吃，记得一次吃糊粕，丈夫苏曦宏一口气吃了五大碗，实在是太饿了。后来为了吃饱肚子，学校老师都带学生打榆树叶，不少人因为营养不良脸都浮肿了。
那一段时间，我们热切希望回到上海，至少能吃饱肚子。但是往返一趟上海，就意味着要花费两个人两个月的工资，我们只能咬牙坚持。苏曦宏由于长期吃青稞、野菜，经常胃出血，到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后回到张掖胃病又犯了，实在没办法我们选择返回上海。1962年我返回上海，苏曦宏在1964年办理了调动手续。回到上海以后，我们便长期担任代课老师，由于教学工作认真，善于钻研，我们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最终转为正式老师。苏曦宏先后在上海长宁区工读学校、五七中学任教，1988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苏曦宏被推选为优秀教师代表，在上海市工业展览馆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接见，那是党给予一个普通教师的最高荣誉，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陆丽娟口述 何玉军整理 选自公众号：张掖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