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爱斯基摩人语言中，表示雪的词语就有几十种，诸如aput (“雪在地面”)， qana(下落的雪)， piqsirpoq (堆积的雪)，和 qimuqsuq (飘动的雪)，mauyak (软的雪)等等。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于1911年出版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册》中向世人揭示了这个有趣的现象。
而在中文中，雪就只有一个词语表达，如果算上对雪的描述的话，搜肠刮肚的也只能找到“鹅毛大雪”这样的内容。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需要用形容词来对雪进行修饰才能让人了解到下雪的情况，而爱斯基摩人就完全没有这个困扰，他们创造的词语完全可以覆盖到雪的各种形式。
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传播学领域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中提到“语言绝不是一个完美的达意工具。词语和货币一样是要反复流通的，它今天会激发一种想象，明天又会激发出另一种想象。”
越是具体的词汇，如爱斯基摩人的不同种雪，所能激发人的共同想象就越准确。而那些诸如爱、社会、发展等很宽泛的词汇就会导致那个著名的结论——一百个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如果为了沟通顺畅，理想的情况就是创造出足够多的词语，供人们精确交流使用。但按照我国的基础教育标准，成年人掌握6000个中文词汇就已经足以应付一辈子的生活。而一项国外研究表明2000个最常用单词就覆盖了79.7%的英文文本内容，当词汇量增加到5000时，覆盖率可以达到88.6%。
由此可见，在精确的表达和语言的效率之间，不同的文化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那么在精简的词汇表中人们又是如何保证能够精准的沟通呢？
如果我们看见菜市场上一个大哥卖着茄子、西红柿，我们只会觉得他是单纯的在卖菜。但如果他把柠檬、西瓜、苦瓜、辣椒四样东西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脑内部的一种特殊的意义系统就被激活了，这酸甜苦辣，不就是构成了我们人生的百味么？
就像我们虽然没办法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穷尽雪的形态，但我们依然可以彼此交流对雪的感受。“鹅毛大雪”就是打开我们这套意义系统的“芝麻开门”口诀，这背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赖以生存的——隐喻。
在《公众舆论》里，李普曼写道“语言就是一部暗淡的隐喻组成的辞典”。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是这样描述隐喻的——“以他物之名名此物。”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是或者像另一个并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与诗歌和哲学一样，隐喻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活动。
在美国的两位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 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
隐喻——就是我们不用发明几十种分别描绘雨雪雷电爱恨情仇的词语，仅仅用上千个词汇就能够彼此有效沟通的秘密所在。
据说日本文学大师夏目漱石在当英文教师时，一次带着学生翻译“I Love You”这句话。大部分同学都是直接的用日语翻译出表白示爱，但夏目漱石却一边摇着头一边说道：“日本人是不会这样说的。”“那应该怎么译？”学生问道，“应该译作：月が綺麗ですね（今夜，月色真美啊）。”
就像邓丽君唱到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东方文化中，月亮是一个极具魅力的隐喻。有明月寄相思的千里共婵娟，有慨叹际遇的莫使金樽空对月，更有哲学思考的江月何年初照人。也正是如此，共享汉文化的亚洲地区，会在月亮的基础上，引申出美好、思念等情感隐喻。
如果对着一个美国人，大谈月亮的感受，可能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第一个登上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在复杂的隐喻系统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历史长河里的文化积淀，这种隐喻会给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交流带来很大的麻烦。
就如东方的龙是祥瑞，但西方的龙就略有邪恶；重视发展的民族会认同“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于一些慵懒的部落，就完全无法理解这些现代的隐喻；甚至还有一些行为上的隐喻比如大多数的民族点头都表示认同，但也有一些民族点头就是表示反对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使用这一类隐喻的时候，一定要考察的是对方是否有同样文化的积累，是不是足以对这些隐喻产生共鸣。
还有一部分隐喻是源自于一些人们的共同感受，比如酸甜苦辣的味道，在全世界的隐喻中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说“含辛茹苦”，也说“酸甜可口”，而在英文中也会说“you are so sweet”。这种味觉给人带来的直观经验，会转化为一种情绪的通感，只要是人类所在的地方，用这些交流都会让我们畅通无阻。
很多时候，隐喻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只有在对我们所说的话语特别注意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们。比如我们形容一场辩论：你的观点无法防御；他攻击我观点中的弱点；我粉碎了他的论点；他从来没赢过；你不同意？那就反击吧；如果你采用那个策略，他会消灭你。
这些话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讲出来，但仔细的分析，其实我们在用了一整套战争的隐喻，来讲人们争论的过程形象的表达出来。当然，我们再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场真正的战争，而是抽取出大家可以共同理解的战争意义，来去构建一个头脑中的观念、一个意义的场景，以便两个独立的头脑和人格，可以在同一个语境下互相的理解。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为什么就这么难沟通呢？”“为什么怎么说她都是不懂？”“为什么我说的话他都没反应呢？”
在这个时候，就要想想，我们是否用了一些对方无法理解的隐喻，如果有，将这种隐喻换作一种人类共通的诸如酸甜苦辣这些味觉带来的情感共鸣也许会让沟通更加有效。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疾病的隐喻》中提出过“两种文化”：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的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和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的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
在科学越来越繁盛的时代，人们在使用隐喻的时候，慢慢的不再去关注它，甚至不再去创造新的隐喻，这也让我们的观念世界越发的贫瘠。当我们的流行文化中，表达感情时，不再是干瘪的“我爱你”，而是“月色真美”，“红豆相思”等，甚至创造出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隐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五味丰富、酸甜苦辣、色彩斑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