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从上海来到了杭州，

寻遍了所有庙宇，最终在一座叫做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女人在寺庙门前哭的泣不成声，

但已经是僧人的丈夫却连寺门都没有让她进。

这位时年39岁的僧人法号「弘一」，俗名李叔同。

你也许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送别》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一次歌手朴树在一档音乐节目中录制这首歌时，

一曲未了，早已泣不成声。

他说：「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歌，死也值得了。」

李叔同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作品会在将近一百年后仍然让人潸然泪下。

李叔同有很多个头衔。他是著名音乐家，用五线谱作曲的第一个中国人。

他是美术教育家，最早将油画带入中国的人。

他是戏剧活动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

他是书法家，2017年的一场秋拍会上，

一套由他抄录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拍出了3220万元成交价。

但他却在艺术成就登峰造极之时，毅然决然斩断红尘，落发为僧，

他也被称为「民国第一狠人」。

从此，他后半生只剩下了一个头衔：振兴佛教律宗的弘一法师。

张爱玲曾写道：「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

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

我是如此的谦卑。」

弘一法师临终前曾留下四字绝笔，但却极少有人能领悟其中的真谛。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弘一法师大起大落的人生？半生苦修后，

他又领悟了什么呢？今天咱们来聊聊弘一法师的故事。

1880年9月23日，李叔同生于天津名门望族。

降生之日，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送到了产房内，人们都说这是佛赐祥瑞。

当时，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已经68岁了。

生母王凤玲是李筱楼的小妾，时年只有20岁。

从小，李叔同虽然很得父亲疼爱，

但是晚晴时期的大户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

作为庶子，李叔同的身份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自然是无法相比的。

父亲李筱楼与李鸿章是光绪年间的同科进士，相当于大学同学，情谊颇深。

李筱楼也曾经一度官至吏部主事，但后来辞官回去经营家业。

李家祖上是做布料起家的，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盐业、钱庄方面都有涉足，

三四百年下来，家产富足，跻身津门巨富之一。

李叔同出生之后，李筱楼就很少再去姨太王凤玲的房里了。

每天做的事就是修佛经，喝禅茶。

李筱楼信仰禅宗佛学，乐善好施，李叔同的大娘郭氏及长嫂，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李叔同5岁那年，父亲李筱楼与世长辞，李鸿章也来参加了祭祀仪式。

灵柩在家中停放了七日，众多僧人昼夜诵经，

如天籁般的经文钻进了小叔同的耳朵里，

这也许为数十年后他的出家，埋下了些许伏笔。

聪慧异人的李叔同，学舌时就跟着老父亲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了。

6、7岁时，攻读《昭明文选》，朗朗成诵。

8岁读四书五经，过目不忘。

13岁临摹历代名家碑帖，被人称作“神童”。

然而，另一方面，25岁就成了寡妇的李叔同的生母王凤玲，

在深墙大院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李叔同看着生母每天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心里很是难受。

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为伴，与画为伍。

这也让他15岁时就写下了：

「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

生母王凤玲很希望李叔同能够考取功名，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为遵孝道，李叔同也曾经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唯一的考场文体，

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

而八股文内容枯燥难懂，试卷格式极其严谨，文字必须写进印好的方格之内。

但文思泉涌的李叔同，总是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

于是便在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也因此有了「李双行」外号。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叔同渐渐明白，纵使他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

腐朽的晚晴官场也会绑住他的手脚，让他无法施展抱负。

但孝顺的李叔同不敢违背母亲的训话，

他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科举。

考场上，他发自肺腑的大胆谏言，严厉地抨击了八股文的弊病，

并发出了不废除八股文则无以救国的呼吁。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李叔同如他预料般地落榜了。

生母王凤玲也从此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不再勉强。

李叔同年幼时，生母为排解心中抑郁，

常常寄情于梨园，儿子自然是带在身边的。

久而久之，李叔同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

16、7岁时，李叔同爱上了戏子杨翠喜，

那是他第一次如痴如醉地欣赏一位女性。

他沉溺在杨翠喜酥香软糯的唱腔里，

两人互生情愫，暗自通信。

豪门贵公子与苦命戏子，这样的爱情，在那个年代注定是个悲剧。

李家很快为李叔同物色了一位合适的妻子，茶商之女俞氏。

1897年，不到18岁的李叔同与俞氏成亲。

而名伶杨翠喜则数次被转手，后来陆军上将段芝贵送到北京，孝敬载振小王爷了。

那时的李叔同，每每想起杨翠喜都是一声叹息。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

这首《菩萨蛮》就是李叔同因思念杨翠喜所作的情诗。

1898年，清光绪24年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起了维新变法，

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

废八股、办新学、建新军、鼓励私人工商资本，

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度厌恶旧制度的李叔同，

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

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显然损害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

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

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外界开始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

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

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来。

因为李家在上海有钱庄，

李叔同凭借少东家的身份在上海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外界一直认为「避难」是李叔同从天津移居到上海的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当时天津也有五国租借，足够李叔同藏身的。

后来李叔同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披露说：

「我父亲当时南下，是想脱离天津的大家庭。」

李叔同最亲密的学生丰子恺也说，老师曾经深情地提到，

1898年到1905年，和母亲以及俞氏在上海生活的那六年，

是他此生最幸福的时光。

俞氏接连为李叔同生下了3个儿子，长子不幸早年夭折。

但即使是这样，俞氏也没能完全留住丈夫的心。

流连妓馆、戏院的李叔同后来又恋上了李苹香、高翠娥，

甚至迷上了七尺男儿身的金娃娃。

刚到上海不久，李叔同就成了上海文化艺术圈里炙手可热的人物。

当时在上海城南有个组织叫「城南文社」，每个月都有文学竞赛。

李叔同投了三次稿，三次都是第一，

也因此与文社的主事许幻园先生成了好友。

后来，李叔同又结识了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

他们5人并称「天涯五友」，名震一时。

李叔同的诗赋被广为传抄，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称。

然而，好景不长，1905年，生母王凤玲去世，

李叔同陷入了失去至亲的绝望当中。

母亲临终前曾拉着李叔同的手说：

「我知道你一直都过得不快乐，以后做你想做的事去吧。」

李叔同带着妻儿将母亲的灵柩从上海运回天津安葬，

李氏族人却以「小妾不得入正门」的规矩，

把他拦在了门口。李叔同不顾阻拦，执意进门。

葬礼上，李叔同没有披麻戴孝，也没有痛哭流涕，

他只是安静地为母亲弹奏了一首钢琴曲。

然后在天津安顿好俞氏和儿子们，

独自踏上了赴日留学之旅。

出走六年到了日本，李叔同入乡随俗，

剪掉了长辫子，脱下了长衫马褂，戴上了没脚眼镜，穿上了西装皮鞋。

他就读于当时日本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

老师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

除了学习绘画之外，李叔同还热衷钻研音乐和作曲，

同时又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第一本中国人的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

同一年，他和几名留学生又在东京成立了第一个中国人的话剧团体，春柳社。

1907年2月，为赈济淮北水灾，李叔同和话剧社的同学们，打算举行一次义演。

经过商议，决定上演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剧目《茶花女》。

剧中，李叔同反串茶花女一角。

为了角色，他特意节食了好一段时间，饿出了杨柳细腰。

舞台上，李叔同把茶花女自伤命薄的哀怨神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末了，一行清泪从脸颊上划过。台下观众纷纷起立鼓掌。

这场话剧当时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不少日本的话剧导演都评论说，

李桑的优美婉丽是日本俳优是无法比拟的。

1910年，旅日6年的李叔同学成回国，

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日籍妻子雪子。

雪子是李叔同留学期间的油画人体模特，

有些地方也把她的名字译作诚子、叶子，

但不管是什么子，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明知李叔同在家乡有妻室，

仍然选择义无反顾地跟着李叔同远渡重洋，

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

要是放在今天，李叔同妥妥地会被冠上一个渣男的名号，

但当时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结束之前，

人们的思想更倾向于男权主义，

对于女人来说，嫁人可能是最好的出路了。

大户人家的公子哥三妻四妾很是常见，

只要能让妻妾子女衣食无忧，

那就跟「渣」这个字扯不上半毛钱关系。

李叔同对雪子也算是情深义重了。

回国之外，他再也没有流连于风月场所，

和雪子一起生活在上海，发妻俞氏则一直待在家乡天津。

不久后，李家在天津的产业由于经营不善，濒临破败。

李叔同不谙经商之道，对此他也不太在乎，心想破产破产吧。

但一个直接的影响是，

此后李叔同需要自己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了。

经人介绍，他来到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担任美术和音乐老师。

浙江一师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学校，师生中都英才辈出。

著名文学家夏丐尊先生就是这里的国文教师，也是李叔同的好友。

而丰子恺、刘质平等文化名人均就读于此，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

在日本学习期间，李叔同就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

教书期间，他创作了《祖国歌》《大中华》等振奋人心的歌曲。

满腔爱国激情，化为了澎湃激昂的诗句：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油画教学上，他是将裸体写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多年后谈到李叔同在开创人体写生方面的贡献时，

仍然激动不已，对李叔同的艺术胆略非常佩服。

1914年，李叔同的挚友许幻园家道中落。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书生意气的许幻园上京向袁世凯讨公道之前，

来到了李叔同家门外，对他说道：

「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

李叔同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好久，

回屋后奋笔疾书，洗礼几代人的《送别》就这样诞生了。

随后的几年里，李叔同的名望声誉日甚一日。

然而就在1918年的一天，

时年39岁、声名鹊起的李叔同突然选择落发为僧，遁入空门。

雪子急匆匆地从上海来到了李叔同剃度的虎跑寺，

在寺庙门外哭喊着：

「我要见李叔同，让他出来见我，我是他妻子！」等了许久，

通传的僧人作揖道：「施主，此处没有您要找的人，您请回吧！」

雪子哭着跪倒在了虎跑寺门口，但无论她怎么求，

已剃度的弘一法师也始终未现身。

李叔同在剃度前，给雪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

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伤心欲绝的雪子回日本前，终于最后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他们在湖边的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

已经是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把曾经不离身的手表给了雪子，

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随后起身上船。

雪子含泪喊道：「叔同！」船上的弘一法师却说：「请唤我弘一！」

雪子强忍住喷涌而出的泪水，说：

「好，弘一法师！请您告诉我，什么是爱？」

弘一法师回答：「爱，就是慈悲。」

雪子追问：「您对世人慈悲，为何独独伤我？」

弘一法师无言，或许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雪子的诘问。

随着船只的远去，雪子的哭喊声也终究淹没在了江风里。

回到日本后的雪子隐姓埋名，

至今也没有人再听说过她的消息。

有人说，她后来改嫁了。也有人说，她终生未再嫁，

晚年时，也皈依了佛教。

相比雪子，弘一法师的原配俞氏似乎更了解他。

剃度前，李叔同也给家乡天津寄去了一封信。

兄长李文熙对李叔同发妻俞氏说：

「你去找他，劝他还俗吧？」但俞氏却回绝了，

她说「我不去了，这事您也不用管了。」

李叔同抛妻弃子的做法对于亲人来讲无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但俞氏明白，面对世俗红尘，丈夫去意已决，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其实李叔同选择剃度出家并非一时兴起。

1936年，他在厦门南普陀寺详细讲述了他出家的前因后果。

民国5年，1916年，37岁的李叔同患上神经衰弱，

一度悲观地认为自己命不久矣。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了断食疗法，

说可以治疗各种疾病，李叔同决定试一试。

那年冬天，他经人介绍来到了西湖傍边的虎跑寺尝试断食。

经过了第一周半断食；第二周全断食，

只饮泉水，第三周恢复饮食三个阶段，

李叔同不仅治好了折磨自己已久的神经衰弱，

还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

他将那段时间的感受记录下来，

写成了著名的《断食日志》。

断食期间，李叔同住在虎跑寺方丈的楼下，

第一次从内心对佛教渐有感悟。

他说那段时间自己的感官变得非常的灵敏，

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能悟人所不能悟到的，

隐约地觉得此时体会的喜乐才是生命的真乐。

如果说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影响为李叔同的出家埋下了伏笔的话，

那么虎跑寺的断食则为他的落发提供了近因。

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李叔同发心吃素，

并研习了诸如《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

家中也供起了佛像。

1918年，李叔同再次来到虎跑寺清修，

这次直接穿起了出家人的衣裳。

他本来是打算住满一年之后，再正式剃度的，

但7月初，夏丏尊来看望他，对他说道：

「你既住在寺里面，又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还不如就此出家算了。」

夏丏尊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他反对李叔同出家的，

这番话也不过是为了讽刺他罢了。

可没想到，李叔同却认为夏丏尊是在激励他，

于是便提早结束了试住，于7月13日那天，正式落发，法号弘一。

出家前，弘一法师把平生的积蓄、艺术品和收藏品全部分给了亲友和学生。

把自己的金石篆Zhuàn刻，埋在了西湖边上的西泠líng印社里。

把自己的油画，赠送给了北京美术专科学校。

从此，世间少了一位艺术全才，佛门多了一位高僧。

李叔同出家一事在当时属于轰动性的社会新闻。

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曾这样解释老师的出家动机。

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

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信仰。

人生不过就这三层阶梯，有的人比较懒，就住在第一层，

把物质生活弄好，荣华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

抱着这样人生观的人占绝大多数。

还有些人乐意爬楼，就到二楼去玩玩，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

这样的人，世间也不少，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第三类人脚力很大，对二楼仍然满足，还想再往上爬，

他们满足了物质欲、满足了精神欲，

还要探究人生的究竟，他们认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

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

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

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

而在丰子恺眼中，他的老师李叔同就是第三类人。

李叔同少年时享受过富贵的物质生活，

青年时享受过丰足的艺术精神生活，

再往上追求灵魂的皈依时，就只剩宗教信仰了。

这是有必然性的。

只有深刻经历过红尘的人，才能如此坚决的放弃红尘。

皈依佛门后，弘一大师一开始修的是净土宗，后来改修律宗。

律宗是是汉传佛教十三宗之一，以研习、传持戒律为主，

要求修行之人一举一动都严守戒律。

因此也被认为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

除要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

不打扮、不娱乐等戒律外，还要做到过午不食。

每天只能吃两次饭，早晨6点钟左右吃一次，中午11点左右吃一次。

由于戒律太严格，数百年来，几乎无人能修律宗，以致传统断绝。

是弘一法师以坚毅的意志让律宗逐渐复兴，

因此他也被称为「南山律第十一代宗师」。

正如他所说的「爱是慈悲」，

弘一法师对世间一切生灵都抱有一颗慈悲之心，

每次坐藤椅时，要把藤椅摇一下，

怕突然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

修行中，弘一法师极尽俭朴，

把别人对他的供养都移作了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

行游各地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自己挑行李，

完全是一位苦行头陀。

福建泉州的开元寺是弘一法师后半生的长居之地，

一次他从福建到安徽九华山传法时，

途经宁波，得机会与老友夏丏尊一聚。

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住处发现了一条破烂不堪的毛巾，

忍不住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吧。

弘一法师却说，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说着，便拿上它去湖边洗漱了。

第二天未到午时，夏丏尊和弘一法师一起用餐。

斋饭是两碗素菜和一碗米饭。

弘一法师吃起来津津有味，

夏丏尊抱怨说，菜除了咸味没别的味道了。

弘一法师笑着说：

咸也有咸的滋味，也是好的！

在弘一法师看来，世间一切都值得慢慢品味，

都是好的，世事皆不入心，世事皆在心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人眼里，弘一法师逐渐成为一种传奇，

无数的人想要见到他，亲聆开示。

他却尽量避开尘扰。

一次，某地方长官来访。

寺庙中的长老希望弘一法师能去见一面。

弘一合掌连声念阿弥陀佛，垂泪说道：

「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并非为了谋衣食，

妻儿均能抛弃，何况是朋友呢？

还乞求师父婉言转告，弟子抱病不便见客。」

我们常说「乱世道士下山救世，和尚关门避祸」，

但弘一法师却一生奉行「念佛不忘救国，

救国必须念佛」的理念。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

友人劝弘一大师避难，

他却说，为护法故，不怕枪弹。

他教育众弟子说，

「我们所食的是中华之粟，我们所饮的是温陵之水，

我们身为佛门弟子，如果不能共纾shū国难，

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还不如一只狗子呢。

狗子尚能为主人守门，我们如果连这都做不到，

还不知羞愧地受人供养，岂能无愧于心？」

在给朋友的信中弘一法师说，

时事未平静前，绝对不会离开厦门，

如有必要，愿意以身殉国。

1942年10月，63岁的弘一法师在泉州旧病复发。

或许是觉得人生已功德圆满，他拒绝医治，开始绝食。

从容交待了后事，要求只穿旧短裤火化。

临终前，他最后给挚友夏丏尊、爱徒刘质平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10月10日，弘一法师留下了四字绝笔：悲欣交集。

3天后的10月13日，弘一法师沐浴更衣完毕，

在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里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地圆寂了。

圆寂前，他再三叮嘱弟子，他的遗体装龛时，

要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

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弘一法师火化后，留下了舍利子500多颗。

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亲眼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弘一法师的四字绝笔成了世人热议的焦点。

在解读「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的深层含义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备受争议的笔体。

相信第一次看到这幅四字绝笔的人，

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这真的是弘一法师亲笔所书吗？

这般稚嫩拙劣的笔体丝毫看不出书法大家的痕迹呀？

弘一法师这是越活越回去，返璞归真啦？甚至有人怀疑，

这幅遗作是不是有人代笔而书之。

然而，根据相关佐证，现传世的「悲欣交集」四字，

确实是弘一法师亲笔所写。

视频开头我们曾提到，

由弘一法师抄录的一份《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拍出了3220万元的天价。

另外一幅弘一法师的墨宝，只有简短的「放下」两个字，

在2014年的杭州西泠拍卖会上，创下了471万的成交价。

一个字就值230多万。

这样一位公认的书画集大成者，

临终绝笔为何会显得如此粗拙呢？有人说，

是不是因为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已经气若游丝了，

手腕没有力度才导致字写成这个样子呢？

可练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完全没有气力，

只要提笔，其功底依旧是肉眼可见的。

所以导致这幅四字绝笔诡异笔体的真正原因，

应该是弘一法师临终前心境的变化。

纵观弘一法师人生不同阶段的书法作品，

我们也不难发现，随着大师人生经历的改变，

他的书法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出家前，当他还是李叔同时，曾致力于临魏碑，

书法作品《游艺》大刀阔斧、银钩铁画，显得个性张扬。

出家后，弘一大师的书风开始转向含蓄内敛，

用墨润泽、丰腴。

到了30年代中后期，弘一大师步入晚年，

修行日益圆满，字体也显得更加简洁、工稳，

字与字之间留白较多，字形、姿态看上去可爱得像小孩，

但其实只是把锋芒都藏起来了。

此时，弘一大师的书法处处透着明净、安详的韵味。

到了临终时，「悲欣交集」这四个字，

看似稚嫩的笔体里藏着弘一大师一生的体悟。

结字无尘气，运笔无火气，一切由心，

这正是佛教所说的「观自在」。

这四个字也无人能模仿，

因为这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空性」所书。

那么「悲欣交集」这四个字究竟有何深意呢？仔细看我们会发现，

在「悲欣交集」旁边，弘一大师还写了三个小字：见观经。

观经指的是《佛说观无量寿经》，

描述了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

弘一法师一生都在体悟善恶因果，

一生都在清除五毒心，富贵尊荣、骨肉亲朋，

在他看来不过昙花一现，皆为幻象、梦境。

弘一法师曾说过：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

他出家前，给日本妻子雪子的信中，

有一句话是：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

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

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

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放下」二字是弘一法师留给世人最珍贵的礼物。

人生在世，我们对太多东西都存有执念：有了功名，

就对功名放不下；有了金钱，

就对金钱放不下；有了爱恨，

就对爱恨放不下；有了贪心，

就对贪心放不下。

种种放不下，让我们像背着房子行走的蜗牛一样，辛苦又压抑。

少欲则少烦，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但放下并不等于忘却。

文学家木心在他的一篇散文中提到了一件事，

说弘一法师圆寂前不久曾和友人登山。

在山顶，友人发现弘一的眼神里起了变化，

就问：「似有所思？」弘一答「有思。」

友人问：「何所思？」弘一曰：「人间事，家中事。」

木心感叹说，如果弘一回答「无所思」，

那就太可怕了，因为那是虚伪。

他有如此高超的修行，

才会坦率地说出自己仍然对世间怀有未能割舍的深情。

正是因为有这份深情在，

弘一法师才会说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话。

正是因为有这份深情在，圆寂前，弘一法师才会「悲」，

他悲的是众生仍旧沉溺苦海。

同时，他也感到欣，欣的是即将涅磐入寂，

成就正觉，往生极乐。

这也许就是「悲欣交集」的真正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