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除炮声隆隆的正面战场外，它的地下战线同样不可忽视，不少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都曾打入敌体内，取得过不少重要信息，为我正面战场取得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与正面战场保家卫国的战士相比较，地下工作者所取得的成就虽不易定量，但其在一次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也同样不容低估。
常常是在紧要关头能发挥出出人意料的效果，如抗日战争中就有我军侦查员打进敌内终于圆满完成锄奸任务这一生动案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全面爆发，国内各方面力量在此情势下亦响应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倡议，将国共二次合作提上议程。
但这一命题并不为大家所认同，如山东军阀韩复榘等。
身为山东“土皇帝”的韩复榘于全面抗战全面爆发时已兴起和运作山东数年，尽管名义上是要向南京一方蒋介石低头，其实山东更像自己的“独立王国”。
日本人大部队迫近之时，韩复榘虽也曾出兵反抗，不久便发觉蒋介石的用心：原来蒋介石正目睹日军全局进犯，便生出借由侵略者之力助其肃清异己之心，当目睹非其嫡系部队与日军交战时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以“坐山观虎斗”置身度外，亦激起韩复榘不满。
坦率地说，韩复榘抗日活动并不完全是出于诚意，主要是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才作象征性反抗，现在识破蒋介石想法后干脆摊牌，不但没有再到前线增兵，而且还撤去主力，因此此后数月山东大部沦入日寇控制。
另一方面，尽管日本人名义上成了中国很多地方的“占领军”.但由于中国幅员实在辽阔，有限的日本军队完全不可能事实上控制住这些地方，再加上日本军队还得继续打仗。
因此这种强度越来越小这明显违背了其侵占此地的原则，而在此背景下日军想内也有“以华治华”政策。
所谓“以华治华”，是指日本人为了取代本国军队在中国沦陷区从事某些治安以及行政工作而扶植了大批汉奸，以弥补他们数量不足之弊端。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日本人在华吸收了大量伪军、特务，于海就是其在山东扶植起来的大特务。
这位于海原为南京蒋介石一方情报人员，全面抗战开始后被发配山东，以韩复榘之名充当“助手”。
起初，韩复榘也为手下能有个“得力干将”而欣喜，但久而久之，韩复榘发现，这于海来了，并非来辅佐他，但它是蒋介石为便于监控其“一举一动”而楔入其腹地的棋子。
不过，因为蒋介石从法理上看，正是韩复榘要推崇的“元首”，因此，对这一举动也束手无策。
而且当韩复榘出逃时，于海的山东境遇变得异常窘迫，深知其任务是要有效地监控韩复榘，现在韩复榘放弃山东出逃，其本人显然有义不容辞之责。
若是重返蒋介石，很可能会把自己作为山东失守的“替罪羊”，军法从严、左右为难的于海干脆投奔日本人做个十足汉奸。
几易其主，于海在政治方面自然算不上忠厚老实，而且投靠日本人后甚至把身为中国人时的气节丢到九霄云外。
但山东一方的日本驻军却对于海异常器重，深知此人是一位有多年丰富从业经历的老特工，也是他“以华治华”最主要的候选人，紧接着日本人任命于海负责伪特务机关败亡，并对山东地区抗日分子进行了侦查。
而于海受到日本人重用后，贪得无厌、暴虐无道的天性也渐渐暴露出来，经常依仗日本人支持在地方上肆意妄为、恶贯满盈，成了山东百姓最讨厌的一个大汉奸。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的抗战形势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开始，在山西立足逐渐稳定的八路军便在周围省份开始扩展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份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和师主力一部穿过太行山辗转进入山东境内。
罗荣桓部到达山东后，很快就下诏将省内抗日武装合并起来，化零为整，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并在其带领下给日军以重创。
眼看八路军在山东日益强大，日军驻华北指挥部非常气愤，为抑制这种势头，他们决定去对八路军采取反制措施，因此，他们对山东东南部、西南部山区地区发动过几次轰轰烈烈的大扫荡，但几次大扫荡后日本人都没有什么成效。
原来，抗战以来，八路军始终坚持“敌进我退、敌退我战”游击方略，没有与敌硬碰硬作战而转折迂回攻其不备，因而一时间日本军队似乎极为无奈。
而此时日军宪兵队长想起于海，于是把与八路军周旋的重任交给伪特务头子于海。原来，到山东前，身为蒋介石情报部门成员的于海有几年反共的经验，对红军和地下党行事方式比较熟悉，今天在与红军同流合污的八路军面前，日本人民也理所当然地期待着于海的“经验”起作用。
果不其然，于海担任伪特务机关负责人后，曾与红军战斗的遭遇使其给我军及地下战线工作带来了不小损失。
抗战中，因正常联络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八路军便采用新联络点——交通站的形式，依靠广大群众的掩护，以此来传达有关日伪一方动向的主要信息，由于日军一方对这一问题没有必要的了解，因此在交通站设立之初，日本人就对这一秘密站的设置方式不知所措。
但是于海的出现，使情况有所改观。
由于于海对于我党地下工作较为熟悉，所以他很快就看出来了交通站的存在，在他的建议之下，日伪部队在数日内有针对性地对我方在山东的交通站进行了打击，一时间，不少败责传达重要信息的交通站毁于一旦。
更有不少抗日军民不幸遇难。这一战绩使日军方面深感满意，为加强对八路军地下工作的摧毁，它特设名为“挺进队”特务组织专以失败告终、责对八路军地下工作造成损害，汉奸于海却“当仁不让”，成爲这支队伍败亡的罪魁祸首。
在了解到我军许多交通站被毁的“幕后黑手”就是于海后，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用暗杀手段消灭这名大叛徒。
但是这个任务的完成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于海自己都知道他多年来一直作恶，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因此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派人手非常严格地保护自己，另外日本方面还时刻关注于海自身的安危，因此，依靠外部人员的介入来实施暗杀，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基于这一形势，我们八路军一方遂决定采取打入敌内的办法开展工作，首先挑选他们的战友参加于海领导的“挺进队”，待时机成熟时又出手清除，最后经层层甄别，组织上决定派遣侦察排排长杨继尧、战士王存仁去完成这项任务，他们机敏过人、身手不凡，正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不二人选，不久便成功跻身日伪“挺进队”。
但随后两人工作停滞不前，事实证明于海为人处世本严，而且当上汉奸头目后他更清楚有很多人想除非己莫属。
因此其疑心病越来越严重，日常之内能与之相见者仅有其部分亲信，如杨继尧、王存仁等新入“挺进队”队员完全不可能与于海同住，看着任务时间少，两人的工作还是难以推进，这焦急中两人甚至产生打上门与于海一起死的念头。
而且情况转机很快就来了，结果于海正在破坏我军某交通站时，恰好抓到八路军山东军区一名重要交通员徐宁，在知道对方的身份后，于海急忙赶到，他钓到一条“大鱼”，马上要去向日本人“请功”。
于是过了些日子的一天上午，于海把徐宁等几名以前被俘虏的交通员绑了起来一起押到济南，杨继尧、王存仁等人也被押到了随从中，他们立即决定上路下手清除大汉奸。
前赴后继去济南，徐宁已准备殉情，但经过一番行走后才发现有人正温柔地帮助自己解下捆绑，此人就是杨继尧。
杨继尧在帮助徐宁解绑缚的时候告诉徐宁一会就听见枪声后急忙逃走了，徐宁由此得知“挺进队”中还有我方卧底人员。
路程走到一半时，撂下警惕心，于海命令一行人就地休息，杨继尧、王存仁抓住这一难得时机悄然绕在于海后面。
当两声炮响，于海带着贴身守卫在不知情中一命呜呼时，正在筹备中的徐宁趁这乱世之机跳入了附近的庄稼地里终于脱险，这名恶贯满盈的大汉奸、大特务，最终用如此大快人心来结束他的罪恶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于海遇害之后，平局日竞相表忠心谄媚的部下根本不去还击而是一个个作鸟兽散，于是杨继尧与王存仁便不费吹灰之力撤出了现场，与徐宁会合一处返回了部队。
设下巧计消灭叛徒于海，不仅是拔除日本人山东地区“獠牙”的行动，而且也给大家敲响“做汉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警钟，这是抗战时期八路军令人振奋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