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历史很少被提起，但读起来却让人心情复杂。

1958年底，当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即将回国之际，朝鲜民众纷纷拿着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把志愿军要经过的道路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表达自己对这些伟大的中国军人的感激与尊敬，有朝鲜百姓甚至当场取下了自己的结婚戒指，当成告别礼物送给志愿军。可见在那个时间点上，经过战火洗礼的中朝两国的友谊是绝对亲密且纯粹的。

然而谁能料到，仅短短11年后，朝鲜竟近乎忘恩负义地与我们反目成仇，在鸭绿江边大量屯兵，东北国境线局势一度十分紧张。据说在“老大哥”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当时朝鲜高层是下了全面开战的准备的，以至于朝鲜方面做了许多准备，连教材中对抗美援朝那段历史的讲述都删改了。

这段往事说来也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故事。

事情要从抗美援朝结束说起。

彼时，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近乎奇迹般地击退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国际社会中一举站稳脚跟，但这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当时新中国国力衰弱的局面。即便如此，对于朝鲜这个“小老弟”，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地展现着真诚与慷慨，甚至在相当一部分本国百姓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对朝鲜输送了一万多吨粮食。

至于其他方面的援助更是无法计数了：据相关资料统计，战争结束头几年，中国便为朝鲜人民建设房屋超过4万座、桥梁4000多座；仅1954年~1957年，短短4年内，中国无偿提供给朝鲜的各种援助总价值接近人民币8亿元。

另外一件事更加触目惊心：1961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国家财政出现了约10个亿的赤字，可我国依旧勒紧裤腰带，如期足量地将援助送到朝鲜。然而，朝鲜方面却在当年底突然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无奈之下，我国只能减少对国内企业和民众的煤炭供给，硬凑出8万吨送了过去。

除此之外，朝鲜大量公路、铁路、工厂等设施，都是由我国承建的。毫无疑问，那会儿我国当真把朝鲜当做“自家兄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真心并没能换来对方的真心，反而令“斗米恩担米仇”的尴尬故事再次在历史中上演。

原来在1947年，美国凭借一纸“马歇尔计划”迅速扩大着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两年后，苏联方面也针锋相对地出台了“莫洛托夫计划”，于莫斯科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两位“带头大哥”最大的区别在于，在瓜分利益时，美国必须确保分到大头，小弟们只能跟着喝口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不会过多地干涉小弟们的“家事”；而苏联对小弟的帮扶是倾尽一切、毫无保留的，但前提是小弟必须“听话”，对苏联的命令亦步亦趋。

因此，经互会名义上是要搭建一个各加盟国互帮互助、互通有无的平台，实际上却成了苏联一手分配阵营内部资源的工具。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莫斯科放出消息，称考虑让朝鲜也加入经互会。后者十分明白，一旦获得了苏联的青睐，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中国提供的。因此，在对华态度上，朝鲜出现了动摇。

另一边，自从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国力不断上升，逐渐达到极盛状态，与之相应的是，莫斯科也拿出更加强硬的外交策略，以近乎大国沙文主义的手段强行干涉别国内政。

这段时期，中苏两个“红色大国”就意识形态和路线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且矛盾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夹在中间的小弟们不得不选边站队。此时，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超中国，苏联方面更是批准朝鲜延期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巨额贷款，免除利息。

在无法拒绝的诱惑下，朝鲜毫无悬念地抛弃了我们，倒向了苏联。

如今想想，那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处境实在令人后怕：我们不但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更要同苏联和它的一帮小弟斗法，可以说是要凭一己之力对抗两大阵营。而即便环境如此险恶，中国硬是直挺挺地闯了过来，由此不得不感叹前辈们的坚韧与勇气。

话说回来，有了苏联这棵参天大树可以依靠，朝鲜便急不可耐地同我们划清界限，仅一组数据便可以说明一切。

1966年，中朝两国的贸易额约为2亿美元；1968年，该数字便拦腰截断。1969年，两国双边进出口贸易额已跌破1亿美元。另外一些史料也能够说明当时两国关系的紧张：朝鲜政府甚至修改了教材中对于抗美援朝历史的讲述，关停所有与中国相关的企业，驱离中方人员，似乎一切都奔着断交和开战去了。

与之对应的是，就在当年，苏、朝两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苏联承诺会在未来6年内向朝鲜提供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大额贷款、巨量的石油、钢铁等，一手为朝鲜打造重工业体系，而条件是朝鲜必须“听话”。

事实上，这轮利益交换却确实让朝鲜吃了个盆满钵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该国经济实现了腾飞，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显然，朝鲜方面忘恩负义的做法确实过分，我国民众得知后气得不行，后来两国陈兵边境对峙时，不少百姓特意跑到边境上怒骂朝鲜军队。而对方也不甘示弱，架起喇叭凶猛还击，两边你来我往打起了“骂战”。

与此同时，双方私下里也是小摩擦不断，擦枪走火的事情时有发生。

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朝鲜政府受到莫斯科指使，在中朝边境集结大量集结军队，对我方施加压力。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3年前，朝鲜就炮制过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危机。

试想，当一个国家在自己都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仍硬挤出物资帮助另一个国家，而后者却在吃干抹净后翻脸不认账，反而在遇到更富有的“下家”后反而背刺一把。绝大多数国家陷入这样的处境，想必都很难咽下这口气。

然而，就在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我国再一次拿出了“以德报怨”的大国气魄，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气度化解了危机。

1969年国庆节前一天，我国突然向朝鲜政府发出邀请，希望朝鲜方面派遣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对方在接到邀请后当即召开高层会议，经过讨论，朝鲜政府最终决定应邀，代表团在当天便抵达北京。

国庆节当天，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明确表示中朝两国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积极向朝鲜方面传达和平信号。显然，我国的这一番操作极大程度地打消了朝鲜政府的顾虑，没多久，对方也礼尚往来地邀请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

对于这次访问，中央领导展现出了极高的重视，演讲稿由周总理亲自完成，并专门找到毛主席校对，两人一起修改润色。1970年4月，中国代表团专机抵达朝鲜，金日成在机场迎接。

在其间的多次会谈中，双方间的许多误会得到化解，两国政府在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这次访问中，两国领导人还共同祭奠了志愿军烈士，共同回顾了那段峥嵘岁月。两国关系毕竟经过了血与火的淬炼，还是有些感情的。

我方代表的诚意打动了朝鲜政府，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也非常坦诚地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其实朝鲜并非有意同中国作对，而是苏联那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朝鲜急需要那些援助来建设发展。对于朝鲜接受苏联援助等问题，毛主席大方地表示理解。

随后，笼罩在中朝边境的乌云散去，两国关系终于回到正轨。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方便做过多的评价，但毫无疑问，它又一次印证了那句真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