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照例都是会议高度密集的时节，许多人都不得不泡在其中备受煎熬。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官僚主义这个顽疾依然还在产生各种变相与变种，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有些官员患上了严重的会议依赖症。因为会议如此之多，固然有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有人乐此不疲的因素不可忽视。

究竟是什么人乐此不疲呢？

显然，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领导患上了严重的会议依赖症，其症状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以会议为主要工作舞台

开会的积习日久年深，一些领导在此浸润了几乎一辈子，自觉不自觉地将开会当成基本工作方式、手段与平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针对什么课题议题，第一个反映或者基本的应对反映，就是“开个会吧”。他们惯用开会来应对一切，任你工作千头万绪、千变万化，我只一招足矣，那就是开会，以至于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开会！其实，这些人最大的本事也仅仅就是这个，差不多离开开会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就不会玩了。

其二，以会议为基本生存方式

之所以说一些人患上了会议依赖症，因为有些当官的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实在是积淀出了深深的会议情结。对他们而言，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坐在主席台中央，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这种方式给他们以情感的滋养、精神的慰寄和思想的鞭策，一旦离开这个位置，就失去了个人的知名度与彰显度，人生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三，以会议讲话为地位与能力的标配

在长期工作之中，一些官员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有什么样的地位，有怎样的能力，全在于会议讲话，在会议上做什么样的讲话，讲多长的话，俨然就是官阶高低、权力大小的标尺。于是乎，特殊层次、特定议题的讲话就成了特定官员的标配，使他们形成严重的讲话依赖。而这样的讲话其实就是念稿子，讲话稿事先已经由文字班子写好，会上大多都一通念读而已，偶尔会有离开稿子的发挥，则往往还抓不住要点和关键，啰里啰嗦、婆婆妈妈。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绝大多数的会议连主持人的主持词、会议发言、会议总结都是事先写好了的，会上也照本宣科地念上一遍，再加上冗长乏味的领导讲话，因此弄得整个会议了无新意、了无生气，所谓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其实完全无从谈起。

这种类型的会议开起来有什么意义、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实话实说，这种会议真的价值不大，而其负面效应却相当恶劣。

首先，领导很累。大事小事一概都开会，上午是会，下午是会，晚上还是会，大会小会每天都排得满满，一天少则二、三个会，多则四、五个；不只是八小时之内，有的甚至连八小时之外也都占用。于是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主要领导就没日没夜奔忙在各种会议之中，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无论什么大小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在工作上并非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而是干的很累、很吃力。

其次，下属很累。上面主要领导亲自与会，于是本级各部门主要领导，下级地方、部门的主要领导自然也要奉命参会、不得缺席。芸芸众生在会上强打精神，耐着性子干耗，搞得很累。上面主要领导婆婆妈妈大事小事一事不落，从头到尾接连不断地“要…要…要…”，会后能把上级在会议上所部署的任务裱糊应付过去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因此也搞得很累。

最后，效率低下。召开会议的本意是动员、部署，要通过会议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但多而烂的会议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走形式、走流程、走过场，引不起与会者多么重视、多么认真，因而实际效果相当差劲。真实情况是，一年几百甚至上千的会，个中十成中能有一成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就不得了，实际上大都流于表面，水过地皮湿而已。并且这样一来，具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也难免受到的压抑，很多人都是一等、二靠、三看，事实上成了旁观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更遑论创造性与主动精神了。这不免使想起当年，难道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也是如此这般地开会吗？如果也是这样，革命恐怕就要难以取得成功了。

当然，人们都知道，文山会海的事情由来已久，对此完全不必大惊小怪。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到病态程度，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治病的时候了。

一要坚决压数量。要下大的决心坚决把会议数量压缩下来，能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能合并召开的会议坚决合并召开， 在年度工作计划内对各种会议做定额定量，任何人都不允许违反规定；

二要努力提质量。会上的汇报和讲话尽量缩短，工作报告尽量不要照本宣科走形式走过场，提倡脱稿发言讲话，真正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实现良好的山下互动、横向交流。

三要坚持若干疗程。会议依赖是顽症、是痼疾，多年来总是治疗之后再复发，而且复发之后更严重。这就需要像治病那样连续来上几个疗程才行，只有这才有去根治愈的可能。

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会议依赖症这个事说大倒也不是很大，但说小却也不小，如果由其继续发展蔓延下去，恐怕有发生癌变的危险。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张志坤，为本平台原创作品，祝愿大家携起手来，遏制霸权，一起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