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以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四名加拿大籍毒贩在中国贩毒被抓后判处死刑。消息一出，我国人民自是大快人心、应声叫好，可全球舆论却一片哗然。

加拿大外交部部长梅拉妮·乔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此表示谴责，认为中方量刑过重。部分西方媒体借机炒作，称中国此举是“政治报复”。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夏洛特·麦克劳德也一再重申，加拿大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死刑”，并强调正在为被执行死刑者的家属提供领事援助。

可是，崇尚“人道主义”的加拿大人或许忘了，一百八十五年前，深受鸦片摧残的中国曾为了禁毒不惜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爆发一场战争！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史册就会发现，鸦片与毒品编织的黑色事件，早已深深嵌入中国人的心中。

一、鸦片流毒

鸦片到底是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没人能说清。唯一可知的是，1729年，雍正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规定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监禁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一百，流放边疆。可饶是如此，也挡不住英国人远渡重洋运来的一箱箱鸦片。

嘉庆时，两广总督兼代理关务的百龄从每箱鸦片能得到40两的好处费。道光时，两广总督李鸿宾每月收贿银36000两。于是，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鸦片走私简直成了清政府官员的常规操作。整个清廷，上至当朝皇帝，下到封疆大吏，无一不间接分拿贿赂，成为鸦片偷运的受贿者。

1839年的广州港，英国鸦片船已如蚂蚁般密集。东印度公司建立的种植-加工-运输体系，将孟加拉鸦片源源不断输入中国。这种精密设计的商业暴力，在1820-1840年卷走了中国人6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

根据广州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账本显示，单日鸦片交易量可达2000箱，每箱内有120斤的黑色鸦片。在青瓷茶盏升腾的烟雾中，终于有人受不了了。

林则徐在奏折中痛陈”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眼见京城八旗子弟半数沉溺烟榻，绿营兵勇持枪手抖如筛糠，道光帝也终于下了决心——虎门销烟！

英国人为了保护自己以中国人的生命而得来的不正当利益，发起了战争。很遗憾，战争失败了。鸦片继续祸害着四万万中国人！

据统计，清末时，中国烟民人数已高达40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随着鸦片的泛滥，吸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大量民众深受其害。

二、军阀混战

1912年，民国建立。可清政府的垮塌并没有停止鸦片在中国境内的流毒。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其实都已看到鸦片对江山社稷的危害,但往往因贪图鸦片烟税见利忘义,而常常动摇于禁弛之间。

南京国民政府当政时,一度提出了“寓禁于征”，“时征时禁”，“借烟生利”等诸多政策，甚至公然宣布只征不禁——对鸦片征税，但不禁止种鸦片也不禁止卖鸦片，放任鸦片危害百姓。

鸦片税始于1853年的厘金税，1856年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开征鸦片税，定每箱征税24两。此后，鸦片厘金在厘金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悉，到1903年、1904年，鸦片税已高达646万两和602万两。于是，军阀们有样学样，也征收起了鸦片税。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段祺瑞为首)、直系(冯国璋为首,后为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为首)三支，与之相抗衡的西南较大的军阀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还有湖南的谭廷恺、山西的阇锡山和徐州的张勋的“辫子军”等。

各派军阀为巩固地盘争夺势力范围，竟相扩充军队。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全国拥有军队50万人，到直皖战争时期，军队发展至100-120万人，第二次直奉战时期已达150万人，北伐战争时期竟至两三百万人之众。

而四川军阀的军队到1934年竟恶性膨胀至290个团，约等于40师的兵力，最高时达到130万人以上。军队的不断扩充，军阀间频繁的战争使军费开支与年俱增。

1893年时，中国的军费开支为1560万元，1910年达1.02亿元；辛亥革命后仅北洋军阀系统的军费开支，1916年增至1.5291亿元，1918年上升到2.03亿元，1925年更是增加到6亿元。如此巨额的军费从何而来呢？

诸多历史材料显示，几乎任何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为弥补巨额的军费开支，都把鸦片税和包卖鸦片视为自己的权利。鸦片税成为割据军阀财政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的”燕子窠”已超过1500家。曾经象征屈辱的鸦片烟枪，此刻成为各路军阀的印钞机。

山西王阎锡山更是建立现代鸦片工厂，将晋土改造为”特货”生产基地；四川军阀刘湘的”禁烟督察处”实为专卖机构，年收入占军费七成。这种黑色财政支撑着1916-1928年间爆发的140余次军阀混战，让中国陷入以毒养战的死亡螺旋。

据美国学者齐锡生统计,1924年和1927年四川、陕西、福建、广东、云南、湖北、广西、甘肃、安徽、河南等十个省的军阀从鸦片中得到的收入大约估计如下：1924年陕西为2400万元，福建为2000万元，湖北为2000万元，甘肃为2000万元，安徽为300万元；1927年四川为3000万元，广东为1200万元，云南为5000万元，广西为1000万元，河南为300万元。

尽管这份统计是不完全的，但仍能反映出鸦片烟税与军阀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由于鸦片税收是各地军阀财政的重要来源和支柱，因此为控制和扩大烟土的产销区域,获得更多的鸦片烟税收，军阀间或互相利用,握手言欢，或兵戎相见，大动干戈。

如鸦片重要产区贵州，为通过湖南、广西、四川三省过境贩烟，四省区之间曾形成了以鸦片为核心的利害关系，互相利用，同捞好处。而1920年爆发的川滇黔战争，1923年湖南发生的谭延恺与赵恒惕之战，1924年爆发的江浙战争都与鸦片有关，尤其是1925年爆发的13场厮杀，时被唐绍仪称之为民国“14年之鸦片战争”。

在近代中国，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如果没有了罂粟，没有了巨额的鸦片税，就产生不了多如牛毛的军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内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是军阀割据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战乱的帮凶。历史已然证明，军阀征收鸦片税不过是饮鸠止渴之举。

三、生化危机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启了其侵略中国大陆的第一步。在东北，日本不但通过开设日本学校，教授日语的方式蛊惑中国人的心灵，还放任鸦片流通荼毒中国人的身体，让中国人成为真正的“东亚病夫”。

在日本人手中，鸦片已然成为侵略者的生化武器。1937年天津港，日本邮船”长崎丸”卸下的不是军火，而是2000箱伊朗鸦片。

为了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日本政府专门设计了一份方案。这份来自参谋本部《对华经济谋略计划》的执行方案，将毒品作为“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

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热河省30%耕地改种罂粟。北平城里，“白面房子”数量是米铺的三倍，天津日租界吗啡工厂月产达300公斤。同时，日本还指使伪满洲国设立“禁烟总局”，可是这个所谓的禁烟总局却公然贩毒……1938年，仅在伪满洲国统治区域，就有15万人因吸鸦片而中毒身亡。

根据日本内务省1939年档案显示，华北占领区毒品利润占军费开支28%。这种生化攻击造成的伤亡远超战场：东北沦陷14年间，吸毒致死达17万人；上海“孤岛”时期，每年3000人因毒瘾暴毙街头。当731部队用活人试验细菌武器时，整个中国早已沦为巨型毒气室……

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对毒品犯罪的态度是零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面前没有“洋大人特权”！判决那四名加拿大毒贩死刑绝不是刑法的简单执行，而是文明社会对毒害的终极审判。那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加拿大毒贩，死有余辜。

当某些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之名质疑时，他们选择性遗忘的，正是自己先祖用炮舰输送的文明之癌。禁毒之于中国，从来不单单是法律问题，而是中国的生存命题。

尽管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表明鸦片前后共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但是牵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血泪。从历史资料来看，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影响至今仍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