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即皇帝的母族、妻族，以及公主的夫族。外戚政治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它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由生而亡，在西汉二百多年的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外戚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影响着西汉政权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将根据外戚与皇权关系的此消彼长，将西汉外戚政治的演变划分为外戚参政和外戚擅政两个阶段。

外戚干政，顾名思义，即指外戚参与政治活动，这是西汉外戚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时间段是从西汉建国伊始（公元前 202 年）至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霍光受汉武帝遗诏出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一阶段，是西汉王朝的上升阶段，皇权强大，外戚是皇帝用以加强皇权的工具，皇权在与外戚的关系中占据绝对优势。

西汉外戚政治的起端是从吕氏外戚开始的，很多学者将汉初的诸吕之乱看作是吕氏外戚“擅政”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吕氏外戚对政治的控制并未达到“擅政”的程度。外戚擅政是指外戚僭越皇权，独揽朝政，惠帝高后年间实际上掌握皇权的是吕后。

吕后是高祖的后妃，虽然她与吕氏外戚有着无法割裂的血缘联系，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吕后属于后妃系统，她不应该被划归外戚范畴，因此吕后掌权应该说是女主专权而并非外戚擅政，而若说吕氏家族其他成员，他们虽享受高爵厚禄，但始终听命于吕后，处于吕后也相当于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其权力尚未能与皇权分庭抗礼，更不要说凌驾于皇权之上，因此吕氏外戚只能算“参政”。

基于“诸吕之乱”给西汉政权带来的恶劣影响，文景两朝外戚势力都没有得到重用。统治者大规模启用外戚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一生共启用了窦、田、卫、李、霍五族外戚，汉武帝时代可说是西汉一朝外戚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汉武帝对外戚的扶植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武帝启用了窦婴，田蚡，原因是汉武帝要一改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思想，推行“有为”的儒家思想，“魏其、武安俱好儒术”，这一点与汉武帝不谋而合，于是汉武帝一继位就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二人举荐了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这些作为惹恼了好黄帝、老子言的窦太后，窦田二人皆被免职。

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汉武帝立即重新启用田蚡为丞相，田蚡任丞相后骄纵放荡，滥用职权，权移主上，逐渐引起汉武帝的不满，但碍于其母王太后而不便处置田蚡，田蚡死后，子恬嗣，不久因罪被免。

第二阶段，汉武帝扶植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这三人的崛起都与西汉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有关，但性质又略有不同，卫青是汉武帝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同母弟，霍去病是卫子夫的外甥，二人都是西汉征匈奴的杰出将领，战功赫赫，卫青“凡七出击匈奴”，霍去病“凡六出击匈奴”，杀敌无数，从无败绩。卫氏家族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有意扶植，“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这样的专宠固然有卫子夫年轻貌美，能歌善舞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汉武帝要依靠她的家族去打匈奴，李广利则不然，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汉武帝受李夫人临终所托，照拂她的家人，汉武帝为给李广利树立威望的机会，命他将兵出征大宛，奈何此人实非为将之才。卫氏与李氏的不同之处在于卫氏家族是卫子夫的后盾，而李夫人是李氏家族的后盾。

第三阶段，汉武帝扶植了霍光，西汉外戚政治进入外戚擅政阶段。汉武帝虽扶植外戚，但他能对外戚的权力进行有效地控制，每当一族外戚势力过大，便立即将其铲除，继而扶植新的外戚。《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汉武帝本来不是太子，他得以继承大统是借助了窦太后及其女馆陶公主的力量，窦太后辅佐三代帝王，在朝中颇具威望。

汉武帝即位初便处处受到窦太后的掣肘无法大展拳脚，早有扳倒窦氏之心，窦婴虽不得窦太后的喜欢，但他是两朝元老，又曾任丞相，也可算作窦氏家族的中坚力量，汉武帝对窦氏忌惮已久，因此在窦太后死后，他重新启用了田蚡，却搁置了窦婴，后又利用窦婴和田蚡之间的矛盾处死了窦婴，将窦氏的残余力量彻底清除。

对于壮大了的卫氏家族，汉武帝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卫青战功累累，风头一时无两之时，扶植了另一将领霍去病，置大司马之位，令卫青霍去病同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使其相互牵制，又在卫青死后，借江充之手，以巫蛊为名，将卫氏诛杀殆尽。汉武帝一朝，在其严密控制之下，外戚势力始终没有抬头的机会。

外戚擅政，即外戚僭越皇权，独揽朝政，这是西汉外戚政治的成熟和巅峰时期，时间段是从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 87 年），霍光受汉武帝遗诏出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至公元九年，王莽废孺子婴，代汉立新，西汉灭亡。

这一阶段，外戚逐渐脱离皇权的掌控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对皇权的依附力减弱，离心力增强，甚至时而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与皇权相分离，外戚成为了皇权的实际拥有者，并不是说自霍光之后的所有外戚都有擅政之举，只是霍光开启了西汉外戚擅政之先河，是西汉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外戚擅政的第一人，且自霍光开始的西汉政局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是处于外戚的控制之下的。

只有汉宣帝时，皇帝在与外戚的斗争当中取得过短暂的胜利，但宣帝死后，政权很快又为外戚所把持，因此，我们可以将霍光的崛起视为西汉外戚擅政开始的标志。西汉外戚擅政有两次高潮，一是霍氏擅政，霍氏家族活跃于汉昭帝时期以及汉宣帝前期，霍氏家族的大家长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孝昭上官皇后的外祖父，孝宣霍皇后的父亲，汉武帝临终之际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幼主，从此开启了霍氏擅政的生涯。

霍氏擅政突出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操纵皇帝的废立。昭帝崩逝时年仅 21 岁，无子，“武帝六年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霍光以“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为由拒立广陵王为帝，选择了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但刘贺因行事荒唐，仅在位 27 天便被霍光废黜，之后霍光再次弃用广陵王，选择了卫太子之孙刘病已，刘病已年幼，又长自民间，在朝中没有可倚仗的势力，易于控制。在废昌邑王的过程中，看似是霍光与群臣共同谋议，但实际上群臣完全唯霍光马首是瞻。

其二，独揽朝政。汉昭帝继位时年仅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汉昭帝在位十四年也未能亲政，政权始终为霍光所掌握，汉宣帝即位初，霍光曾假意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时奏疏要通过尚书上奏给皇帝，而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奏疏先由霍光过目，而后才呈递给皇帝，霍光作为臣子权力竟大于人主。

其三，干预后宫事务。汉昭帝时，为了确保上官皇后产下拥有霍氏血统的皇位继承人，连昭帝宠幸宫人的权力都要剥夺，汉宣帝时，光妻霍显为使小女成君为后，利用汉宣帝结发妻子许皇后分娩之际威逼宫廷女医淳于衍将其毒杀，后又教唆霍皇后毒杀太子，霍氏不只在朝中翻手作云覆手雨，更将触角伸入后宫之中。

外戚擅政的第二次高潮是王氏擅政。西汉后期，把持朝政的主要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母家王氏家族，王氏家族“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操纵朝纲六十载，权势滔天，虽然成帝死后，发生了哀帝宗藩入继，丁氏傅氏擅政的插曲，但汉哀帝一死，王氏立刻重掌政权，西汉末期外戚政治的主旋律仍然是王氏擅政。

王氏擅政的情节与霍氏类似，也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操纵皇帝废立。关于汉平帝之死，班固没有明确交代汉平帝的死因，似乎是病死的，而据《资治通鉴·卷三十六》记载，平帝是被王莽下毒害死的。虽然汉平帝的死因早已无从考证，但是不能排除他被王莽毒杀而死的可能性，汉平帝是王莽篡位夺权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汉平帝一死，王莽是最大的受益者，他终于可以加紧代汉自立的步伐。

汉平帝死后，名正言顺的继位者共五十三人，王莽“恶其长大”，以“兄弟不得相为后”为由，“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王莽立一个年仅两岁的稚子为帝，其司马昭之心可见一斑。

第二，藐视帝王权威。这是说曲阳侯王根擅自凿穿长安城，引水入宅中，又仿效皇帝未央宫白虎殿的建制建造宅院，可见王氏外戚全然不将皇帝放在眼里。第三，专权秉政。西汉后期，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严重，统治者平庸无能，朝政全由王氏外戚把持，刘向曾经这样形容西汉后期的政治局面，“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

汉成帝时，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汉成帝对王凤可谓言听计从，事事都与王凤商议，从这一事件中就可以看出王凤之权重。身为一国之主想要任命一个小小的中常侍还要征询王凤的意见，王凤认为不可，成帝便作罢，“其惮见如此”，而且从朝臣的态度中也可看出他们对王凤的畏惧更甚于对皇帝的。朝中大臣的生杀予夺全由王凤做主，“公卿见凤，侧目而视”。王莽主事时，直接架空了皇帝，亲掌皇权，无论是汉平帝还是孺子婴都是王莽的傀儡。

西汉外戚政治的演变，简而言之，就是外戚从效忠于皇权到控制皇权的转变。外戚对皇权的强大的依附力只存在于西汉的外戚参政阶段，借助于统治者赋予的强大权力，外戚势力迅速成长，并呈现出集团化的发展态势，外戚政治日益成熟，虽然作为皇权的衍生物，外戚对皇权的依附力始终存在，但这种依附力的表现方式却由效忠变为控制演变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政治上的腐朽性，客观上加速了西汉政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