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摇摇欲坠，新即位的肃宗面临巨大挑战。
如何稳固政权，重塑王朝威信？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肃宗借鉴了武则天的经验，大力推行亲佛教政策。
从设立内道场到征召高僧，肃宗的一系列举措与其父玄宗的抑佛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这不仅是信仰的转向，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于灵武即位，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唐帝国。
首先是肃宗即位的合法性。对于肃宗的即位问题，史家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从政治、军事、文化等角度出发，多认为其非正统即位，并且属于不孝行为。
从玄宗在政治、军事上的一系列安排来看，都是对唐肃宗权力的制约，形成“玄宗—肃宗”的二元权力格局。
其次是唐王朝的正朔问题。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称帝，“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
安禄山称帝使唐境内存在两个政权，即以唐政权为中心的李唐王朝和以安禄山为中心的“大燕政权”。
面对安禄山势如破竹式的西进，李唐政权能否最终夺回天下是时人心中的疑问。
从对肃宗北上灵武是否能获得朔方军支持的怀疑也能看出当时的人心向背。
大批向安禄山投降的文臣武将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能代表安史之乱时期一部分人的心态，即对李唐王朝统治的不满及失望。
钩沉从唐王朝建立到唐肃宗的历史时段，可以发现，唐肃宗的处境和武则天相似，二者上位方式的共通性使得如何取得统治的正统性成为二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从肃宗的佛教政策及佛事活动来看，完全是武则天政策的翻版。
事实上，武则天的称帝经验为唐肃宗所吸取，从佛教及祥瑞图谶等角度出发，来稳定自己的统治。
制造祥瑞、举行佛事活动的行为是武则天之后中宗、韦后、睿宗、玄宗、代宗等帝后都进行的活动，但是鉴于肃宗作为安史之乱后的第一位皇帝以及其即位的特殊性，单独对其进行讨论。
研究肃宗为维护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佛教举措，对研究盛唐到中唐这一过渡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相比于武周—中宗时期，佛教政策真正发生转变是在睿宗时期。
中宗死后，玄宗和太平公主经过宫廷斗争将睿宗推到皇帝宝座。为消除武后和中宗在思想上的影响力，睿宗不遗余力地提升道教的地位，甚至在其陵园还安放着刻有“中央皇天真文”的石刻。
中国社科院王育成先生认为睿宗桥陵曾使用道教的“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炼生尸”葬仪。
实际上“睿宗虽然在位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却影响深远，因为在这位皇帝的政权下，武后和中宗所施行的近半个世纪的崇佛的政策被改变了。”
佛教在玄宗时期遭到全面抑制，从其抑制佛教的政策上便可体现出来。开元二年，中书令姚崇在奏章中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外戚都可以奏请度僧，造成富户强丁为逃避赋税徭役纷纷入寺。
于是，玄宗“令有司精加铨择，天下僧尼伪烂还俗者，三万余人”。玄宗还下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开元十二年、开元十九年，玄宗先后两次下令严厉整顿在籍僧尼。
从颁布的一系列的诏书，如《禁士女施钱佛寺诏》《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禁僧徒敛财诏》等，也可见玄宗对佛教的抑制。
僧尼的日常生活受到全面限制，剃度管控严格，甚至二十年间未曾度人，也不允许新设寺院。
玄宗时期的沙汰僧尼运动在唐前期非常严厉，甚至学界普遍认为的玄宗时期受到宠幸的高僧不空，也仅仅让其从事祈雨、灭火这样“旁门左道”的法事活动，并没有让其太多参与到政治中来。
《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记载不空“前后奉诏，禳旱致雨，灭火反风，昭昭然，遍诸耳目矣”，之后不空甚至因受到时任南海郡太守的刘巨鳞贪赃事件的牵连而被驱逐回国。
相比于佛教，玄宗更热衷于道教。
玄宗在位期间，大力提升道教地位，多次给老子李耳上尊号。
天宝二年，玄宗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玄宗甚至命令在太清宫、太微宫老子像前立孔子遗像，与四真人列侍左右；天宝十三年，更追尊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玄宗可能是出于加强李唐皇室权威的考虑，有意识地抬高道教的地位。玄宗给肃宗留下的是崇道抑佛的宗教情形。
安史之乱后，肃宗一改之前睿宗、玄宗的佛教政策，转而沿袭武周时期的佛教政策来维护统治。
孙英刚先生指出，佛教将政治秩序置于一个神圣和谐的参照体系之内，沐浴在佛光下的中古政治，其逻辑和理念需要回到中古去理解，回到宗教光芒笼罩下的人心去理解。
回到佛教秩序上来，唐肃宗的崇佛活动与唐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肃宗作为安史之乱后的第一位皇帝，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大力发展佛教。
这些佛教政策使得安史之乱后的佛教在唐朝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加强。
从设置内道场、迎送佛骨舍利、利用佛教制造祥瑞等佛教实践方式来看，肃宗完全继承了武则天的佛教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肃宗和武则天为同一母族，这一层关系也为肃宗学习和延续武则天的佛教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可能。
佛教内道场是指皇室设置在宫禁之内的经、教行事场所，主要进行译经、受戒、念诵、斋会以及接待高僧，是“皇宫内供佛弘法之处所”，在隋朝得“内道场”之名。
隋炀帝改僧寺为道场，改道观为方坛。
《续高僧传·道庄传》中出现“内道场”一词，释道庄“后入内道场，时声法鼓，一寺荣望，无不预筵”。
若将范围再度扩大，则内道场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其直系男性血缘关系、夫妻关系为纽带的，位于宫廷内外的佛教活动场所。
唐代经过武则天、中宗等皇帝对内道场的使用，到肃宗之时内道场已为皇室所必设。
至德初年，唐肃宗銮驾在灵武凤翔，不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并且准确地为肃宗预言收复长安的日期。
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辄数百人，声闻禁外。上元末，肃宗有病，不空用《大随求真言》袚除，“至七过，翼日乃瘳，愈加殊礼焉”。
不空作为开元天宝年间著名高僧，在肃宗、代宗等时期受到皇室尊敬，皇室甚至受到不空的灌顶祈福。
唐肃宗近使元琮奏表中说：“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大乘之门，灌顶为最”。
不仅如此，上元二年九月，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侍卫为金刚神王，诏大臣膜拜。
肃宗为充实内道场，诏令各地高僧进京。肃宗听闻均州武当山慧忠法师德高望众，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内给事孙朝进驲骑迎请，“天子钦之，待以师礼......从事肩升上殿，坐而论道，不拘异典也”。肃宗令慧忠法师住千福寺，后又让内侍袁守宏迎光宅寺安置。
子邻以名僧入选肃宗内道场，肃宗“高其舌端，精于捷对，御前口占”，于是赐紫方袍，充供奉僧。
禅宗大德慧能及其弟子令韬同样也在征召范围之内，“韬称疾不赴，遣明象赍传法衣钵进呈毕，给还”。
内道场中的僧人为肃宗平定叛乱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神会和尚禅话录》记载：“（神会）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苦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重费”。
僧人还可充大将帮助平叛。安史之乱后，金城沙门道平，力劝肃宗议兵灵武，以图收复。
于是，以道平为金吾大将军，至临皋，屡战屡胜，论功行赏时道平坚辞不受，“乃敕住崇福、兴庆二寺，赐紫衣金帛”。
无独有偶，武则天时期突厥默啜犯边，武则天也以僧人薛怀义为清平道大总管征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