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和陈友谅本质上是同一种人：都出身自社会底层，都寄希望于在乱世中逆天改命，都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两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一个巨大差异，注定了他们的不同归宿。

从出身来看，陈友谅、朱元璋两人可谓惺惺相惜。老朱的乞讨和尚身份无须赘述，陈友谅则是沔阳渔家之子，祖父还曾入赘，这样的出身可谓低贱。

元末的乱局，让这两个可怜的人得到了通过努力改变人生的巨大契机，他们纷纷加入红巾军，陈友谅属于西系列，朱元璋属于东系。不过，经由相似的起点，二人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待人处事方式。

陈友谅精明能干，精通权谋，而且完全不介意充分展露自己的这些特点。究其发家史可以看出，他热衷于权术、行事不择手段，压根不把传统的道义、仁德放在眼里，以高度的、纯粹的理性，孜孜不倦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比如，最初，他追随徐寿辉的部将倪文俊，两年后就寻找机会将其杀害、取而代之；又过了三年，随着自己羽翼渐丰，陈友谅干脆直接残杀了在各路起义军中拥有很高声望的徐寿辉，其后自立为帝、国号大汉。

除了粗暴的弑主自立，陈友谅对部下也极为冷血，史书称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即根本不相信部下、纯粹以权术驾驭他们。

此外，虽然出身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但掌权后的陈友谅并不体恤民情，为了攫取最大化的战争资源，他横征暴敛、疯狂搜刮，被他统治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表现，充分体现了陈友谅的极端精明与现实。但身为政治家，这种人生态度可谓短视，看似获得了短期利益，但长期损失却不可估量。

如，徐寿辉不仅是陈友谅的大佬，而且在各路义军中极具号召力，陈友谅弑主夺位，引来了内外各股势力的不满；后来刘伯温在分析各股力量时就曾指出：“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为了巩固自己权位的正当性，狡猾的陈友谅在杀害徐寿辉之后就不断征战、穷兵黩武，试图用高强度的外部压力、逼迫自己的部众保持团结。

对部下的不信任，也让陈友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曾中了朱元璋的离间计，杀害了得力干将赵普胜之；后来在鄱阳湖之战败给朱元璋后，对于左、右金吾将军提出的两种完全相反的建议，性格多疑的陈友谅却两不采取，导致他们都投降了朱元璋。

得位不正，又失去了部下、老百姓的信任，陈友谅的地位完全依靠权术与武力强行维持，这种方式怎能长久？

与赤裸裸的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走的是安全相反的路子。

比如，对待曾经的大佬，朱元璋让人找不到话柄。当初的带头大哥郭子兴虽然对朱元璋既拉拢、又防备，但朱元璋从未跟其撕破脸，起码在面子上保持了尊重。后来郭子兴病死，朱元璋几乎全面继承了其势力；当韩林儿被刘福通立为帝（小明王）后，朱元璋也奉其为主。

对待人才，创业期间的朱元璋可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不断网罗各种文武人才，甚至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负责接待知识分子。这种求贤若渴的态度，让朱元璋大受脾益，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总能获得部属们最为聪慧的建议，事业发展事半功倍。

对于老百姓，出身社会底层、饱尝民间疾苦的朱元璋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把义军比作鱼儿，而把老百姓比作水，而水则是鱼儿健康成长、发展壮大的最基本要素。因此，他与陈友谅反其道而行之，约束队伍、体恤百姓，以仁义收得民心，为日后平定天下、治国安邦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与注重眼前利益、吃相难看的陈友谅相比，朱元璋更能隐忍、懂得包装、更有长远眼光。由于这一关键差异，身处元末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犬牙交错的军事态势，目光长远的朱元璋战胜短视的陈友谅，可谓历史与人性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