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华裔作家张纯如去世了，一位媒体人却毫不在意地扔掉了写着讣告的报纸。然而，后来他总觉得，报纸上的张纯如一直在盯着他看，他下意识地将报纸重新捡起……

 这个媒体人，名叫泰德·莱昂西斯，当时正担任华纳子公司美国在线的副总裁。

 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中，张纯如最后在自己的车里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36岁。

 当时美国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她去世的消息。但泰德却毫不在意，当天在办公室看到报纸的时候，他直接将报纸扔进了垃圾桶。

 然而，后来路过垃圾桶的时候，他一低头，发现报纸上张纯如竟与他四目相对，就像一直盯着他一样。无形中仿佛有一股力量，让他不由自主地弯下腰，将报纸重新捡了起来。

 之后莱德就开始试着收集张纯如的资料，购买她的书籍，开始了解南京大屠杀。

 他同其他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在张纯如写这本书之前，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无所知。而那段中国人视为惨痛伤疤的历史，让莱德大为震惊。

 看完书之后，莱德心中涌现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念头：张纯如用笔写下了这段历史，让西方人得以了解，而他希望能将通过荧幕，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于是莱德来到了好莱坞，并找上了导演比尔·古登塔格，希望他能够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

 比尔在这之前，已经有两部纪录短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此外还有3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在听完泰德的要求后，比尔去读了张纯如的书。

 泰德问他：“你想拍这部电影吗？”

 比尔干脆地答应了：“当然！”但答应了之后，比尔也陷入了一种迷茫之中，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讲述这个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人类劫难。

经过不断地思索，比尔最后决定，采取三条线并存的方法：从中国幸存者、日本士兵、以及历史资料三个方面，用真实的语言来还原历史的真实。

 让幸存者讲述他们受害的经过、找日本士兵讲述他们参与暴行的记忆。

 之后比尔还找了几名好莱坞演员，让他们扮演当时留在南京安全区救治难民的西方人士，朗读这些人当初留下的、真实的、能够证明日本犯下滔天罪恶的日记、信件和证词。

 在采访中国幸存者的时候，幸存者们都很积极地讲述他们的遭遇，翻译一度哭成泪人，不得不终止翻译工作。

 而等他情绪缓和，再把故事翻译给比尔听的时候，比尔震惊不已，同样大哭起来。

 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比尔说：“回想起来，那是我此生听到的最为震撼的故事。”

他曾经幻想过，借着拍纪录片这个机会，或许能让一些日本老兵，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良心发现，对历史忏悔。

 然而当他们询问日本士兵：“你们在南京最后悔的事是什么？”

 一位士兵回答的却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没有水喝。”

 而少数愿意提及的人，又因为收到了恐吓而不得不退出制作，并且警告比尔，“这样的制作非常危险”。

 后来提到这段经历，比尔都非常无奈，“在日本，人们并不想这件事被告诉更多的人。我们能感觉到他们并不想探讨这些，对于发生在南京的事他们也不感到耻辱，而是不断否认。”

 甚至有一位日裔演员，仅仅参与了一天纪录片的拍摄，博客上就收到了无数的恐吓，日本人被认为他是个背叛者。

比尔在电影中展现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在南京沦陷时，无数人出逃，但也有少数人主动留下，救助了数十万的难民。

但他也展现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那就是日本士兵的残暴 行径，可惜的是他们至今都毫无悔意。

 另外，比尔还在电影中加入了一段字幕，那就是当时美国传教士乔治·费奇曾发出去的一封电报。

 乔治当时恳请美国或其他国家能够援助南京，阻止日本的暴 行，但很可惜，全世界都保持了沉默，“当时全世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为了让电影无懈可击，不被人怀疑真实性，不让日本右翼否认或抵赖历史，泰德和比尔的团队，用了3年时间整理资料，跑了好几个国家进行拍摄。

 而成片也不负众望，广受好评。2007年上映的时候，在中国拿下了1000多万的票房。并拿下了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但很可惜的是，比尔不管跟日本的哪个电影节申请放映，都被驳回，以至于这部电影至今都没能在日本放映。

 莱德曾说，他完全想不到“大屠杀”和“被遗忘”两个词竟会被组合到一起。

 而比尔和莱德拍的电影，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西方人知道这段历史，而不是一直一无所知。”

“让这些故事一代一代，永远地传承下去。”

 他继续说，“如果在美国，我这样问，台下也是这样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