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的早晨如往常般忙碌而充满活力。一位74岁的女性走进了市政府的大门，她的身影和步伐都透露着坚定与力量。雷洁琼，这位经历了多个历史转折点的老一辈革命者，面临着一个崭新的挑战——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

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雷洁琼是怎么一步步成为副国级领导人的？

1931年，雷洁琼在加州大学的毕业答辩现场，学院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教授们、学生们以及其他来宾都在期待着雷洁琼的答辩。当雷洁琼走上讲台，她面前放着厚厚的研究论文，是她对特定社会问题深入分析的成果。

她的报告题目涉及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这是一个在当时社会学领域较少人涉猎的新颖课题。她清晰、流畅的展示和对复杂社会理论的简化表达，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她对社会学深厚的理解和热情。

在答辩过程中，她展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数据，还引用了多种社会学理论来支持她的观点，显示出她扎实的学术功底。评委们对雷洁琼的答辩印象深刻。

一个接一个的提问，她都能迅速而准确地回应，甚至在某些回答中提出了自己对现有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和可能的改进方向。评委之一，社会学系的主任，对她的回答特别赞赏，他提出的问题旨在探索她的研究能否应用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解决中。

答辩结束后，主任公开在评审小组和观众前表扬了雷洁琼的表现，称她为“社会学领域的明星，未来无可限量”。在随后的闭门评议中，所有评委一致同意授予雷洁琼高分，并且推荐她留校发展。

当雷洁琼接到留校邀请时，她正在整理自己的研究资料。加州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亲自来到她的办公室，向她表达了学院对她的高度评价和希望她留下来的意愿。教授详细地阐述了学院提供的资源，包括研究资金、助理支持以及与国际著名社会学家合作的机会。

雷洁琼听后深感荣幸，但她的心中早已有了决定。尽管加州大学的条件非常优越，但她更希望将在海外学习的经验和知识带回国内，贡献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她向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考虑，感谢学院的认可和提供的机会。

几天后，雷洁琼整理好行囊，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抵达中国后，她很快加入了燕京大学社会系。她的国外学习经历和对社会学的深刻理解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在燕京大学，雷洁琼开设了多门课程，吸引了众多学生。

她的课堂上，总是讨论活跃，她鼓励学生们批判性思考，并将理论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

1935年冬季的北京，天空阴沉，寒风刺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参与“一二九运动”的热情。这一年12月，由学生发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学生群体和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在这股爱国浪潮中，燕京大学成为了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雷洁琼作为燕京大学社会系的教授，本已在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声望。当这场运动爆发时，她并未满足于仅在讲台上发表演讲或写作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选择了亲身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她与她的学生们一同参与到各种集会和示威活动中，一起在街头高呼口号，呼吁民众支持抗日救国的行动。雷洁琼在示威队伍中特别显眼，她总是站在前列，带领着学生们行进。

她身穿一件简朴的中式长袍，头戴学者常戴的方帽，手持一面写有“救国”的大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每当游行队伍经过市区的主要路段时，她都会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向围观的群众阐述中国目前的困境以及民众的责任和使命。

在这场运动中，雷洁琼并没有保留自己的学术身份作为一种特权，而是与普通学生一样，参与到各种组织活动中。她经常出现在筹备会议上，与学生领袖们一起讨论接下来的活动策略。

随着参与运动的深入，雷洁琼越来越感受到仅仅作为大学教授的身份已经无法满足她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她希望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为中国的抗战努力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雷洁琼最终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授职务。

1937年春，雷洁琼抵达江西，这里的景色与她曾经生活的城市截然不同。江西政治院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山区之中，与外界的喧嚣隔绝。雷洁琼被任命为妇女干部训练班的主任和训导教师，负责培训妇女干部掌握必要的政治知识和组织技能。

这个角色对雷洁琼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她的课堂上，不再是讲授纯粹的社会学理论，而是教授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的革命活动中。课堂设置在一座简朴的教学楼内，窗外是茂密的竹林，时常可以听到鸟鸣声。

她用生动的方式教授，经常组织模拟活动，让学员们在实际操作中学习如何动员群众、组织会议。在江西政治院的日常中，雷洁琼接触了不少中共的革命先驱。这些人物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述革命理论，或在茶余饭后与她讨论革命策略的具体应用。

通过这些交流，雷洁琼深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多个方面，从理论到实践，她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在这样密集的学习和教学环境中，雷洁琼遇到了严景耀。严景耀是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青年，同样在政治院任教。

他教授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外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入研究，常常能提供不同的视角。两人初次相遇是在一次教师会议上，严景耀对雷洁琼的讲话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引起了雷洁琼的注意。

随后，他们在院内的图书馆和教室里，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严景耀对雷洁琼的课程内容感兴趣，经常在她的课后讨论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两人在工作中的互动逐渐增多，共同参与的项目也越来越多。

在一次组织学员进行户外实地考察的活动中，雷洁琼和严景耀负责同一组学员。那天，他们带领学员走访了当地的几个农户，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教授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和动员。

活动结束时，天色已晚，两人在返回的路上有了更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他们的学术观点和对未来的期待。

时间的累积使得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发现不仅在工作上志同道合，生活中也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在一次春天的午后，严景耀正式向雷洁琼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雷洁琼答应了。

1946年春，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雷洁琼应周总理的推荐，出任中国妇女委员会的主任。作为委员会主任，雷洁琼迅速着手筹备和实施一系列旨在增强妇女社会地位的项目。

她组织了多场关于妇女权益的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各省的女性代表和社会活动家共同讨论女性在教育、工作和家庭中的角色。在推动妇女教育方面，雷洁琼尤为重视基础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她与教育部门合作，倡导在农村地区建立更多的女子学校，为农村女性提供读写和基础算术教育。此外，她还推动成立了多个女性职业培训中心，教授缝纫、手工艺等技能，以帮助妇女实现经济独立。

与此同时，雷洁琼还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她在这里的工作同样丰富多彩，涵盖了教学和研究两大领域。在课堂上，她激情讲授社会学原理和女性学，不仅传授知识，也鼓励学生思考和探索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更深层次问题。

雷洁琼在学术圈内的活动同样引人注目。她撰写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方向》等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为中国的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国际视角。

1979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全面推进，雷洁琼在年逾古稀之时被任命为北京副市长。这一年，北京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需要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来稳定局面。

尽管年纪已大，雷洁琼接受了这一挑战，开始负责城市的民政和宗教等关键领域。作为副市长，雷洁琼的日程异常繁忙。她主持的会议常常涉及到老龄化问题的对策、社区发展、以及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协调。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雷洁琼总是表现出严谨的工作态度。她经常深入到北京的各个区县，亲自查看社会福利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老年人、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能得到应有的关怀和支持。

雷洁琼在宗教领域的工作同样出色。她与各宗教团体的领导人进行定期的会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需求，力求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加强宗教团体与政府的和谐关系。

她努力确保所有宗教活动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顺利进行，通过建立和维护这样的对话机制，有效预防和解决了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1986年，81岁的雷洁琼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这个副国级的职位上，她提出的许多建议都体现了她深厚的社会学背景和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雷洁琼在任内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形象，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她都坚持原则，公正无私。

她的这些品质和行动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使她成为了民众眼中的楷模。尽管官至高位，她从不摆架子，对待工作人员和民众都保持谦逊和礼貌的态度。直到2011年，雷洁琼在享年106岁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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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思斌.雷洁琼教育学术活动述略[J].社会工作,201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