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夜深如海，南四环郑新快速路上已经聚集起大批打零工的务工者。

当我刚把车驶入众人聚集的路口，顿时有几位大哥熟练的涌向我的车窗，小车一瞬间被卷进人潮中心，迎来短暂生涯最高光的时刻。我赶紧按下车窗，他们用地道的河南话询问，“老板，要几个人？”迎面而来的目光热切又滚烫，七嘴八舌的声浪、言语的热气连同白吉馍的复杂气息一起涌上心头，那种气吞山河的阵势让人误以为置身于宇宙中心。我有点慌，生怕辜负他们的期待，便赶紧用普通话澄清，“不招不招，我就是路过的。”人潮如涌浪，倏忽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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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亮之前，整个郑州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已经散场的酒吧街，而是刘湾劳务市场。四点左右，南四环的刘湾就开始聚集起成千上万的工人。这个散落在四环之外的荒凉之地，在白昼尚在酝酿之际迎来一天最繁忙的时刻，就像北京城半夜而合、鸡鸣而散的鬼市。务工者的平均年龄50岁左右，穿着装备大致相同。身上是永远都洗不干净的迷彩外套，头上扣着黄色安全帽，手里掂着工具包或拿着工具桶，里面装着全是他们吃饭的家伙事儿，瓦刀、电钻、锤子等等。他们大都来自河南的东西南北，由于年龄偏大，只能寻摸干一些工地上的零散力气活，像钢筋工、木工、瓦工，每天的收入在150块上下浮动。在刘湾等活，就成了生活的唯一希望。工人们的聚点以早餐摊贩为核心，占据了道路两侧最显眼的位置，只给机动车留出一条逼仄的双向通道。他们三五成群松松垮垮的站着，围在一起漫不经心聊着天，时不时东张西望保持警惕，一旦有风吹草动，所有人就立刻打足精神扑向目标客户，生怕错过和老板们交流的机会。

当我把车停在路旁的加油站，环视四周之后终于寻觅到了一个采访目标，准确来说是被他寻找到。马建国是一位木工，背着一个工具包，站在路牙石旁边焦灼的等待着。由于连续几天都没有等到活，他准备投奔一位相熟的老乡去市区里的工地碰运气。他摇着手机地图问我该如何叫车，说完还自嘲年龄太大了，不太会用手机。我看了一眼那个目的地，在中原区，地图软件上的打车起价是47块，最高的选项要到90块。我替他把价格贵的各类专车勾掉，只留下四个出行方案，47、49、51、62。看着他面带难色，我又把最后一个选项勾掉。马建国的眉头总算舒展了起来，结果在支付时发现他并没有绑定支付宝也没绑定银行卡，仅有的现金都在微信里。看着他满脸困惑，我又打开他的微信，把上述操作又重复了一遍。等车的间隙，我们开始闲聊起来。马建国来自商丘夏邑，今年51岁，打工生涯算起来已经超过三十年。其实这个年龄并不算大，但岁月的盘剥让他的面孔看起来沧桑无比，再加上文化程度不高，以至于让他过早的被互联网世界推在门外。马建国在刘湾附近租了一间简单的民房，房租一个月300块，每天干活十个小时收入180块，起早贪黑一个月下来能攒下来三千块。这种活缺点很突出，一是工资低，接到的活比正规工地上便宜太多；二是不稳定，运气好了连续半个月都有活干，运气不好连续几天都开不了张。

但他之所以能在刘湾坚持到现在，因为这里的散活有一个好处，当天结算，基本不存在欠钱风险。

被大工地欠账欠怕了，这边的活虽说挣得少，但是干的踏实。

不过马建国也发现，这两年工地的活是越来越少，刘湾的散活也越来越难接。说到这，他止不住的叹气感慨自己没本事。我问他为啥不去南方。马建国开始回忆起他年轻时的岁月，他也曾经走南闯北，十九岁就去过广州搬砖、搬水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这些年来只能在建筑工地干一些力气活。如今年龄大了，去南方也没有什么门路，再加上南方年龄卡的严，家里的那几亩地又指望不上，农闲的时候来郑州找活成为增加家庭收入的唯一渠道。马建国有两个儿子，老大不争气，花8万8彩礼娶的媳妇前年跟别人跑了，现在整天在家玩游戏。老二技校毕业，现在还在学厨师，没房没车，结婚的事还没有着落。

人家一听我家有俩男孩都害怕，我得趁还有劲赶紧挣钱啊。

说完就是一阵爽朗的笑。这时，一辆白色新能源车开来，车牌显示正是马建国叫的车。我和他互道珍重之后，马建国小心翼翼上车，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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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湾还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女性农民工，稍微带点色彩的棉服让她们在灰色的男人堆里非常显眼。碰到李艳是在女子监狱门口，她和丈夫以及同村的同伴一起在零下三度的气温里等活。刘湾劳务市场日结工的行规是，招活的老板和路边等活的民工现场达成口头协议，双方商定好工钱后，老板开着面包车把超员的工人拉到工地，一般工作10个小时后结束当天工作，老板再开车把超员的工人们送回刘湾。因而，这里的每个人都对着各种型号的面包车望眼欲穿。李艳就是如此，站在路牙石上朝远方不停的张望。

她今年虚岁50岁，来自开封杞县。头发高高扎起，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精神，不过曾经染成棕色的头发褪色之后夹杂着灰白提示她已不再年轻。李艳性格很是直率，一边吃着手里的潼关肉夹馍，一边开始介绍自己大半生的不幸遭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一天唯一一顿正餐。李艳说自己一辈子都被生活推着走，二十岁经过熟人说媒嫁给了隔壁村的丈夫。结婚后就开始一起去浙江打工，什么被服厂、鞋厂都待过，然后没几年生孩子，一胎、二胎。好不容易孩子大一点儿，又要开始照顾疾病缠身的公婆。说起公婆，她云淡风轻的语气中仍然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个中风，一个痴呆，还有仨孩子，其他兄弟姊妹都不管，你让我们两口子怎么办。如今孩子大了，老人去世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李艳也老了。现在，她又要开始面对子女轮流成家的复杂命题。

还没完成任务，只能出来打工，在家待着会被说闲话。

由于女性的力气天生比不上男性，李艳能干的活只能是工地上的小工，搬砖、递灰都是常态，每天只能挣130块，但她很要强的认为自己干活的效率不比男人差。我问她为什么不去饭店干活。她连忙摆摆手，像她这种年龄的妇女在饭店只能干点刷盘子、洗碗的活，根本没有工地挣得多。更重要的是，日结的工作比较灵活，但凡家里有点风吹草动，就可以立刻卷起铺盖回家。不像之前在饭店里打工，家里老人去世，回家一趟搭进去两个月的工钱，回忆到此李艳仍然愤愤不平。对于李艳这种年龄的女性来说，留给她们的工作窗口已经不多，除了一些极度缺人的工地，已经没人再伸来橄榄枝。

她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不要生病。她说起工地里一个姐妹，年轻时壮得像头牛，扛一百多斤的水泥不在话下。然而忽然有一天就中风了，不仅不挣钱，还要家里贴钱，还好农合报销了不少，但还是被儿媳妇嫌弃的不敢进门。在李艳看来，打工卖力都是小事，就怕人家嫌你没本事只知道混吃等死。为家庭生娃、为老人养老，为孩子上学，为孩子结婚，再为孩子带孩子，重重难关关关难过，生活的漩涡无穷无尽，让李艳和她身后万千农村女性根本没有喘息的余地。她们忙忙碌碌的这一生，唯独没有为过自己。李艳等活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面包车来来往往，迟迟都没有老板将他们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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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曾发布数字，全国的农民工数量高达2.95亿人，而河南省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500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曾经，房地产是吸纳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蓄水池。搬砖、砌墙、扎钢筋、支模板，总有一种适合凭力气干活的庄稼人。然而，这几年随着整个行业结构的调整，曾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农民工们终究感受到原来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是永恒不变的。我国的城镇化征程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奇迹，而写下这辉煌一笔的基层建设者正是这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工。当然飞速的城镇化也给过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脱颖而出。更多人还是前赴后继到大城市讨生活，成为这个独特又沉重的词汇，农民工。风餐露宿，背井离乡。

在刘湾，我聊了几位工友，他们大都来自豫东，那里也是河南粮食的主力产区。河南为我国的粮食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耕地面积虽远比不上黑龙江，但正是用全国十六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产量常年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以及十分之一的粮食。人人都会称河南一句“种粮大省”，但放眼全球从来没听说过哪里有什么“种地强省”。如果你去豫东走一圈，就会深刻的感知，这里的人民终其一生就和土地捆绑在一起，一辈子围着一片方正的田字格摸爬滚打，死后就化身田中一个个矮小零乱的坟茔。还好这些年国家完善了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提高了农业的各种补贴，极大程度提高了他们对冲风险的能力，但有时现实生活的压力还是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进城。刘湾打工人的脸上没有悲观，只是年龄已经成为他们务工的枷锁。时代浪潮已经滚滚向前，他们就像陀螺，被生活之绳抽打着，日复一日原地旋转三十年。天色未亮，刘湾的一天还在继续。这里的他们和我们无数人的父母一样一生从未弯腰，但此刻正在老去，与身后四环内的灯火璀璨共同构成了当下的时代图景。如果你在这个城市遇到他们时，请给予力所能及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