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高的石峁古城上，耳畔猎猎作响的朔风仿佛来自上古洪荒。
放眼四望，东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西面是苍凉的黄土高坡，南面是沧桑的古长城，北面是苍茫的毛乌素沙漠。亘古不思的秃尾河、窟野河，从城址两侧浩浩荡荡流过。
在这片比国家还要古老的土地上，在这比人类还要久远的“两河流域”，被定义为“改写中国文明史”的石峁遗址横空出世。
这儿是陕北神木县高家堡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神木，名称就是一个传奇，据道光年间《神木县志》记载：“县东北杨家城，即古麟州城，相传城外东南约四十步，有松树三株，大可两三人合抱，为唐代旧物，人称神木。金以名寨，元以名县，明代尚有遗迹。”极富特色的明代古镇高家堡，古时为边陲要塞兵家重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陕北四大名堡之一，尤以“城小拐角大”“城小神灵大”闻名。
“两沟夹一峁必有遗迹”是陕北民谚，六十年来考古、文物专家对石峁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几起几落，直到二〇一二年，陕西考古研究院一行人马的到来，意味着尘封于历史尘埃中的石峁遗址终于等到了它的“真命天子”。以哪儿为突破口下手，考古专家慎之又慎。准确的判断来自灵感，灵感的启示来自经验。或许还有石峁先祖在天之灵的引领，他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从外城东门开始试掘，事实证明这是神来之笔。当他们拨开层层泥土，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不断显露，他们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考古发现已经诞生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一座三重结构的石城，以石破天惊之势赫然出现，面积至少一千万平方米。想想看，一千万平方米是什么概念，有十四个北京故宫那么大！石城的核心区域是外城、内城和“皇城台”，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这是一项超级工程，后来被确认为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最大史前古城”。一场颠覆考古学传统认知的重大考古发现，就这样伴随着考古专家辛勤的汗水和激动的泪花到来了。
“皇城台”是今人赋予的名称，它类似于玛雅金字塔结构，九层、高七十多米、台顶面积约八万平方米。它是王的宫殿，是他的权力高台，历经几千年风雨洗礼依然傲然屹立。等级分明“宫禁森严”的建筑格局，昭示威严的王权凌然不可侵犯；类似北京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开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之先河。
壮观的皇城台下，构筑精良的城墙绵延数十公里，Z字形门道连接着内外瓮城，门道两侧有两两相对的四个门塾（岗哨），门道内侧是两座高大的南北墩台，距城门不远处有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这是一座完备的军事防城，是整个东亚地区史前最完善的城防体系，说明四千多年前此地战事频仍、政治格局复杂。看来，人类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强大的军事功能、严谨的规划设计，足以证明石峁王者的权力、财富与智慧，让看惯了考古奇迹的考古人员也感到震撼。它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人们总是对最大或最小、最好或最坏的事物感兴趣。
是哪位盖世英豪建造起这座宏伟都城？是谁站在庄严的皇城台上号令天下？
它是黄帝之墟。它是夏启之都。它是羌人之城。它是匈奴鬼方城。它是上古西夏都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个可能性的背后，又有多个其他的推测或疑虑冒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黄帝之墟”一说，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兴奋。很多人愿意相信：这座众星拱月的塞上之城，这座气势恢宏的史前城池，这座上古时期的建筑巅峰之作，正是《山海经》中描述的“昆仑之墟”“黄帝的昆仑城”。对黄帝在陕北的行踪，《史记》《汉书》都有记载，况且石峁古城的初建年代与黄帝在陕北的活动时间大致吻合，而邻近石峁的桥山、肤施就有黄帝冢墓、黄帝祠堂，在时空上都接上了轨，由此似乎更能确定石峁古城即为黄帝之都。
当然，这只是推测而非考证，至少证据还不够充分。考古界虽然少门户之见，却向来有信古派、疑古派之别，“石峁古城是黄帝之都”结论的产生，自然会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兴趣，也必然带来学者的质疑和争议。最激烈的反驳，依据于石峁古城“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黄帝“只是一个传说”。
哪个才是正解？被掩埋湮没数千年的石城缄默不语。或许，对于尚未确证的事情，最好的态度是偏向于怀疑？
文字、城市、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往往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毫无争议的是，史证如山的是：石峁古城是现存史前最大城址，或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及黄河流域的权力和宗教中心，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掀开了新的篇章。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被长城遮挡了视野，把中国古代史看作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普遍认为中华古代文明的核心在中原腹地，过分夸大了中原文化的作用。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便在英金河畔的红山上嗅到了远古文明的气息。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李济也是一个异数，六十年前就排众而出，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的观点并敦促同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石峁遗址的发掘实在不简单，印证了李济先生的“先见之明”，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对“中原文化中心论”形成了强烈冲击，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重要意义。因而，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顶着“中国文明的前夜”之桂冠，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还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感受几千年前的王宫气派吧。
石峁遗址开掘不久，我慕“石峁古玉”之名，从府谷顺便前往匆匆拜谒过石峁王国。那时它几乎没有建造任何保护性设施，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的荒凉，还有讲解员难以抑制的激动语气。现在旧地重游，欣然看到重要遗迹被护卫起来了，气派的展览馆建起来了，一砖一石都作为珍贵文物保护起来了。无厘头想起杨门女将穆桂英的唱词，“几年我没到那边关走，砖头瓦块都成了精。”诞生杨家将故事的宋城遗址，也距石峁古城不远。
在多到难以想象的石峁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品类最全、工艺最高的是玉器。石峁玉器的发现，远远早于石峁城址的发掘。
大清王朝末期，外国汉学家萨尔蒙尼就著有《中国玉器》一书，详细记载、描述了石峁牙璋。从那时候起，流失海外的石峁古玉有数千件，欧美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流落到民间的石峁古玉更是不计其数，经常是一场暴雨过后幸运的当地村民俯首即拾。一九七五年，考古学家戴应新在石峁从民间征集到一百多件玉器，现都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中的小玉人头像雕刻手法古拙、形象生动传神，有说是《山海经》记载的传说中的“一目国”人，有说酷似陕北后生，有说是一种护身符，总之，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价值非凡。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闻名天下，但是与石峁文化中的玉器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石峁玉器以数量巨大取得压倒性胜利，器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有：玉刀、玉镰、玉斧、玉钺、玉铲、玉璜、玉蚕、玉鸟、玉环、牙璋、牙璧等。牙璋风格非常突出，牙璧即玉璇玑造型奇特，专家称之为“精美绝伦，独一无二”。《尚书》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玉璇玑在中华古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黄这玉之“六器”，在皇城台均有发现，不知道是石峁王国礼制完备，还是其与周王朝暗有渊源。那时候的石峁玉匠，竟然掌握了当今玉器加工的一整套技法，甚至打磨出了针孔可以穿引麻线的玉针，工艺精美到不可思议，有的雕刻艺术对今人来说都是高难度挑战，真是太了不起了，不知道那些伟大的工匠有着怎样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玉器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令人费解的是，石峁玉器数量多到不可想象，石峁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在石峁遗址的残垣断壁中，考古人员发现多件玉璋、玉铲、玉璜、玉刀、玉钺。石头墙里埋玉，古今中外只发现石峁古城一家，真是牛气冲天。或许，它佐证了史书中“玉门瑶台”的真实存在；或许，墙壁中嵌玉，为“石峁古城乃黄帝之都”论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疑为子贡所著的《越绝书》云：“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时，以玉为兵…”
这么多精美的玉器，这么多大件玉璋、玉刀，得耗费多少玉材！陕北并不产玉，玉料从哪儿来呢？
有人说由邦国进贡而来。有人说是战争掠夺而来。有人说从“玉石之路”贸易而来。近年有专家学者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的“丝绸之路”之前，就有一条从西域到中原的“玉石之路”存在，丝绸之路由其拓展而来。著名学者叶舒宪带领他的团队，以大量实地考察和田野调查验证之。叶教授指出：中华玉文化有八千年历史，玉教是华夏文明先于“国家”出现的“国教”，玉器能避邪防灾护身防病在中国民间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所以玉石崇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
石峁古城惊天问世、石峁古玉层出不穷的当年，考古界在那儿召开“玉石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石峁古城，正是上古时期中国乃至西亚的玉石中心。
石峁玉器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能都是贡品，也不可能都从遥远漫长的“玉石之路”贸易而来，同样不可能是四处掠夺搜罗过来的战利品。有一个严峻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古代交通山高水长，古代运输靠牛拖马拉。前不久，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西地矿集团联合举办了“古玉寻踪——汉中玉文化探源研讨会”，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诸多省份、大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济济一堂，忝列其中的我，会上听到有专家提出了“就近取材”的观点：石峁古玉，有无可能来自距离最近的汉中玉？还有学者说：中央电视台有个《国家宝藏》节目，故宫博物院在馆藏顶级文物里拿出的第一件宝藏宝鸡石鼓，就是汉中玉做的。另外，汉中发掘的龙岗寺遗址，去年被列为“十大重大考古发现”的延安芦山卯遗址，还有神木石峁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玉器，我觉得汉中玉和这些古玉器，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考古学家眼光独到，文化学者观点独特，划出了开拓考古新视野的疆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位国外著名考古学家说过，“永远不要考虑理论，你只管去收集事实。”
令我唏嘘的是，王者在城防建筑中嵌玉以增加心理保障，企图使石峁古城同时成为一座巨大的精神屏障，然而，还是阻挡不了石峁王国的兴亡交替。任何王朝都会终结，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惊人的发现远远没有结束，历史的遗存、文明的见证，如同沉积岩一样，在石峁古城地底下层层累叠。
城邦，是社会文明到来的重要标志。对跨过了文明门槛、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的石峁王国来说，筑城不仅是建筑行为，更是政治的体现和权力的宣示。石峁的城建中，已有排除雨水、保护墙基的散水处理设施，并且使用了横向插入墙体的纴木——这是城建技术的伟大创举，后世直到北宋才有《营造法式》一书有记载。考古人员在内城发现多处房址遗迹，其中一座石砌院落结构完整、错落有致，起居室、礼仪性厅房、仓库、院落、石砌窑门、石铺地坪一应俱全，还有经过打磨的门槛和门楣石，广场面积超过两千多平方米，是目前我国确认的史前最大的广场。这个院落，被推测为石峁王国的“城防司令部”。
“事死如事生”的国人认为，墓穴是人死后灵魂的居所，所以对丧葬十分重视。在石峁城址西面，考古人员发掘出贵族墓葬群，这样选址意喻人死如太阳西落。对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哲学观。考古学家习惯以墓葬形制、随葬品多少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有一个玉殓葬的墓主人，身体上摆满了玉器，他是为了让躯体不灭灵魂永生。有的墓中出土了铜环、铜镞、齿铜环、环首铜刀、嵌玉铜环，墓主人生前大概是位武将。那时极其稀罕的鳄鱼骨板、鸵鸟蛋壳，竟然也在石峁墓葬中出现，它们来路待考，而墓主人非富即贵。至于以活人殉葬者，更非等闲之辈。
石峁王国已有了明显的社会阶层，是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王公贵族穷奢极欲，死后还要极尽殊荣。农牧业者、手工业者属于平民阶层，死后只能石棺葬、瓮棺葬之。奴隶则被奴役被殉葬，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社会最底层。
手工业作坊遗迹在石峁古城有不少，这些作坊主要用于烧制陶器、加工骨器、雕琢玉器、制作青铜器、打造农耕石器。玉文化和青铜文化在石峁古城相遇，东西方文明在石峁王国汇合，农业与游牧业在石峁大地并重……对于破解黄土高原的远古文明密码，它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峁古城出土的大量炭化粟、黍和以种植苎麻织成的麻布，告诉我们：这里曾植被茂盛、环境优良，经过千万年狂风的扫荡、烈日的暴晒、暴雨的冲刷、冰雪的侵蚀，才被塑造成黄土高原。这也体现了地质学上的一个真理：任何地形地貌都不是永恒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古代君王来说，祭祀非常重要，关系到国运和国事，否则何以“奉天承运”，何以“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文献记载，有宗教祭祀活动的城池为“都”，没有的话只能是“邑”。在石峁古城外，有一座同时期的祭坛遗址，是上下三层结构的建筑群，表明石峁王国的宗教、文化等文明要素已经齐备。
如果说皇城台无穷的玉器出土使人惊奇，在东城门附近发现的一百多颗人头骨则令人惊骇。六个头骨坑里排列整齐的这些头骨，经鉴定，都是十多岁女孩的美丽头颅。这儿发生过什么，她们是本邦少女还是异族俘虏？是建城奠基，还是为国事祭祀？周朝之前，人的生命被随意践踏，建房子要用活人奠基，权贵去世要用活人殉葬，开战之前要用活人祭旗。可是，在一个视女性为不祥之物的国度和年代，女子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十分罕见，石峁王国为什么要用女子当祭品？面对这么多人头，考古人员能泰然自若吗？都是少女头颅，他们曾为之动容吗？
诡异的“石雕人面像”，大量出现在石峁遗址墙体，很有可能是一种巫术，说明神巫在石峁王国不仅存在，而且是上流社会人士。
“音乐是从原始民族的巫术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法国音乐学家孔百流，与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见略同。英国音乐出版家克罗威斯特则认为音乐起源于模仿自然界的声音，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见解：“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仑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吕氏春秋》也提到了黄帝和他的昆仑城，我相信黄帝绝不只是一个传说。从皇城台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骨器，其中二十多件骨制口弦琴为国内年代最早的弦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这算得上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口弦琴在中国先秦文献中被称作“簧”，《诗经》中写道：“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房”“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可见“簧”的非同寻常。直至今天，羌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依然吹奏口弦琴。与骨制口弦琴同时重见天日的，还有骨制管哨、陶制球哨，看来石峁古人的娱乐生活很是丰富多彩。
最大量级的中国史前壁画、已知陕西最早的壁画，在石峁古城惊艳耀世，引无数观者竞折腰。三百多块壁画（残片）图案清晰、颜色鲜艳，令人震撼的几何图案可能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使用的起稿线震惊学界——是绘画史上的伟大创举。石峁壁画使用的颜料有铁红、铁黄、炭黑和绿土，目前所知，铁黄颜料在此应用最早、绿土颜料的应用领先世界。石峁壁画的内容，与据传是尧帝都城的山西陶寺遗址文化主题非常接近，学界认为陶寺遗址与石峁遗址一脉相承。
石峁古城存续了三百多年，留给我们一座隐匿的废都、一个王朝的背影、一部上古的史诗。它是黄帝肇启之都，还是一段文明孤旅？它因何废弃，人们去了哪里？石峁古城的伟大，在于它还只开掘出冰山一角，就已见证了石峁古人强大的创造力，展示了史前中华先民的历史足迹和文明历程。石峁王国的辉煌，石峁古城的衰落，还隐藏着无数的秘密，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揭开谜底。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文明已先后绝迹，石峁文明能登上人类文明史的世界舞台吗？
拭目以待。时间是最伟大的裁判者。
原发刊：《延河》2019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杨海蒂，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人民文学》编审。著有文学作品多部，作品入选百余种选本、选刊、年鉴、排行榜、教材教辅读本，并被应用于高考和中考试题；部分作品被译介国外、被译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曾获丰子恺散文奖、孙犁文学奖、丝路散文奖、北京文学奖、六盘山文学奖、中国.大河诗歌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