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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的背后势必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那么，支撑党背后的经济底是什么样的呢？

建党初期，党特别穷，经常连活动经费都拿不出来，早期甚至都用不到财政部门。当时党的主要经费都依靠苏联把持的共产国际提供。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 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历史学家杨奎松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每月活动经费不超过740元，而在第二次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年中，这一数字已增大到1250元。

对一个人来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对一个组织来说，同样如此。党既然接受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许多事情也得听共产国际的。那时的党是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的。

但因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情不了解，便产生了一些乱指挥瞎指挥的现象，导致了党在早期出现了许多失误，也付出了惨痛教训。

如何实现经济独立自主，解决党内窘况，是当时党的关键任务。

1927年，蒋介石发起“四一二”革命叛变，“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为避免弱肉强食，党必须于危难中迅速崛起，但是当时的党员甚至都连逃命转移的路费都不够，哪还有钱壮大崛起？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为打破蒋介石的封锁，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之后，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从1927到1935年红军长征前，将近8年时间，红军也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发展到了十多万人的大军，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的经费从何而来？又是如何突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

总的来说，红军主要是有四大经济手段，这四大经济手段让中央苏区呈现出一片繁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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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第一大经济手段是打土豪。

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现阶段的经济来源。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谁解决了农民问题谁就能赢得主动权。“打土豪，分田地”在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同时，也能为党提供直接的经济来源。

当然，红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通过打土豪的方式解决经费问题。

1927年11月，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攻取茶陵。尽管事前已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打土豪要归公”，但由于种种原因，红军占领城镇、建立“人民委员会政府”后，不光政府办公一切照旧，红军在当地也并没有实行什么打土豪的政策，只是像旧军队一样向商铺摊派军费，要商人出钱养军。更有少数战士和旧军人一样搞起抢掠的勾当，“违反群众纪律，打击了一部分小商人”，产生了比较恶劣的影响。

这一情况下很快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下令另行组建“工农革命政府”后，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很快提出了新的方针，把打土豪筹款的方法提高到“阶级路线”的高度。

在这样的方针下，“打土豪筹款子”迅速成为红军军费的主要来源。

那么，当时红军是如何“打土豪”的？“打土豪”一共收入多少经费？最后又为何进行不下去了？

在具体的操作上，红军不光将筹款当作主要的钱财来源，用作兵干的伙食费、零用钱和军服费用，还会直接抄没商人的布匹乃至机器。如井冈山的被服厂，就是使用在遂川县城没收到的七部缝纫机建立起来的。

随着红军军力的扩大、割据地区的增大，红军军费的所需与打款的所得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1928年，红军打一个遂川县筹来的款是八千元，而1929年2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得款子三万余元”，又“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一下获取了五万元的现金。

用这笔钱，红四军赶制军衣四千套，收买子弹、招募士兵。还大大改善了战士的生活，“红军每人发了两套衣服，五元大洋，做了军旗和纵队的旗帜”。

1930年6月，赣南闽西的红四、六及十二军合兵为红一军团，之后为“先取浏阳而进攻长沙”的战略目标，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北上。8月2日红一军团进入奉新县境，虽然部队只是途经县境，8月7日便离开，但红军在此开展了相当大规模与数额的筹款行动——

在县城，红军打了同榜第、徐仁聚等十余家大商号，仅同榜第一家便被打了价值十万元以上的金银。而红十二军行军经过上富、甘坊等城镇时，又打了大批“土豪店铺”。按奉新县党史办的说法，红军在奉新短短五日，“仅县城收缴金砖、银宝、银园计十万元以上。土豪劣绅交出六十万元，商会交出六千元，共计七十万六千元。”

七十万银元的收入，确实可称一笔巨款了。但如若与1932年在漳州开始的大筹款相比，那1930年在奉新的打土豪又稍显“落后”了。

1932年的4、5月份，在李富春、毛泽覃的指挥下，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大行没收官僚资本、土豪财产，又向当地商人派捐。且各单位都定下有摊派筹款指标。

这样的方针下，红军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达成了“筹款百万”的奇迹：4月底到5月初，红军在漳州筹款近40万元、在石码筹款14万元、海澄约10万元、南靖16多万，打土豪得10万。5月12日，红军筹得款资八十五万元，到5月17日，红军筹得款费已达百万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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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打土豪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上世纪30年代，江西福建一带山区经济非常落后，有经济实力的大地主大土豪也没几个，打来打去，只会竭泽而渔；另一方面，过度打土豪，只会吓跑商人富户，破坏经济活动，产生不良影响。

为此，红军必须自己开源。

这也是第二招：建立红色圩场。

圩场就是集市。只不过，红色圩场是红军自己建立的。

1928年5月中旬，中共宁冈县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成了由朱述庵、陈次谋、刘克勋、赵谐克、吴光远五人的大陇红色圩场筹建委员会，负责筹建圩场事项。

1928年5月28日圩场正式开圩，并规定每月农历二、五、八日为逢圩日。圩场建成后，每逢圩日，湘赣边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圩场人山人海，商贾如云，自由贸易，物价稳定。

红色圩场建立后，由于红色圩场的税收惠民公正，人民群众都非常喜欢聚集在根据地的圩场进行交易。不少白区商人和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武装封锁，用背篓、箩筐等工具日夜赶路也要带着他们的货物赶过来交易。

红色圩场的兴旺极大地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易，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促进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助力红军度过难关。

1930年初，红军由最初的几千人迅速发展至七万人。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经过几轮反“围剿”，红军发展至十五万人。红军规模发展速度之快，以至于党内的财政又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另外蒋介石看到中共的人气愈发旺盛，他就愈发加紧对红色政权进行压迫。

如果想让庞大的革命根据地正常运转，中央必须要再想方设法提高党内的经济来源。但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围堵，中央红军还有什么法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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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统管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国家银行行长、又称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毛泽东二弟）出现了。毛泽民提倡并鼓励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并通过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的国债，初步缓解了苏区财政紧张的问题。

随后，毛泽民还建议统一革命根据地的交易货币。1932年7月，中共的货币——“苏维埃国币”正式发行。这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赢得经济独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民知道，要保证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政府的正常发展及运转，哪能光靠打地主土豪，发展小农或个体经济就能实现的？实现财政来源质的提高必须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工商业。

这便是第三招：开采钨矿。

据专家勘查发现，赣南是世界上钨矿资源储藏量最大的地区，向来有“世界钨都”之称，也就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在红军崛起以前，赣南地区的钨矿资源已经享誉世界。

二十世纪以来，钨矿资源是世界各国都急缺的现代化生产原料。它对航天、原子能、船舶、汽车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等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央苏区也充分意识到，开采赣南的钨矿资源确实是解决当前财政窘况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1931年，毛泽民亲自前往盘古山考察，决定组织恢复钨矿生产。1932年春，中华苏维埃第一个公营矿场——铁山垅钨矿场在中央苏区正式成立。同年3月，用于经营钨矿资源的中华钨矿总公司正式成立，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

据历史资料显示，中华钨矿公司旗下所属的矿场共有四个，集体生产合作社共有五个。公司一年最高的钨矿产量直达四千吨，职工最多的时候高达五千人。铁山垅矿场是当时中央苏区最大的一家国有矿场，有时一个生产中队一天能生产近五千斤的钨矿。

据不完全统计面，1931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总共开采生产钨矿7890多吨，共创造价值620多万元，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70%。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华钨矿公司，或许中央苏区早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中央苏区的钨矿到底是怎么从一个贫瘠的小山区出售到国外的？

当时，中央苏区出口钨矿只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经河口向赣州出口，另一条是经新泉向福建出口。

向赣州出口主要通过与赣州一些拥有国民党背景的商号进行交易，其中与广裕兴商号交易最为活跃。广裕兴的老板是曾伟仁，中央苏区还曾通过曾伟仁的关系，结识了驻守在赣南的粤军。粤军向来是国民党反蒋势力的中坚力量，当时的领导人又是陈济棠。

陈济棠向来痛恨蒋介石，面对这么好的报复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陈济棠向中央苏区表示，粤军也想参与到钨矿出口，并建议采用“武装截运”的收货方式，以掩人耳目。

也就是说，红军将钨砂运到某个地方，粤军则化装成土匪前来“抢劫”，同时留下银元以及苏区紧缺的药品、煤油、盐等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又江口贸易出口的钨矿至少有五千多吨。

向福建出口的钨矿主要通过设在闽西新泉的对外贸易分局，与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交易。不过由于淞沪会战，通过福州出口钨矿这一条途径的持续时间并不长。

除了针对原矿进行对外贸易，中央苏区还用纯度相对较低的钨砂与白区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换来了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导致十分紧缺的物资，如西药、食盐、布匹等。其中与赣州商号的钨砂以货易货，共换来了两百多统布匹，几十吨食盐及价值上千元的西药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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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矿开采带来的经济及物资收入，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央苏区革命胜利的信心。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苏区的财政经济每况愈下，政府威信跌到低谷。

如何解决苏区新一轮的财政危机？红色“大管家”的毛泽民又出现了。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没有什么比攥在手里不会贬值的金钱、物资等东西更重要了。

为了稳定民心，毛泽民下令国家银行将以一比一的比例公开兑换银元；除此之外，毛泽民还保证合作社的物资供给问题，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布匹和食盐的需求。为了筹集物资，毛泽民亲自前往前线，还特地请求外贸总局向白区组织货源。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背井离乡踏上长征之路。为了解决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物资问题，毛泽民拿出了国家银行最后的家底——七百斤多粮食，编入中央纵队十五大队，为红军保驾护航。

中央红军行至遵义时，发现当地许多百姓都患有“大脖子病”。原来是由于该地的食盐价格过于昂贵，导致大部分贫苦百姓吃不起食盐引发的。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当地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囤积的大量食盐和香烟。

那么，中央红军该如何处置这批没收货物呢？直接派发当地百姓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支撑红军长征的物资已严重不足，战士们已经忍饥挨饿长途跋涉近三个月了，这批物资必须要实现价值最大化。

经过一番讨论，毛泽民与林伯渠决定用“红军票”向当地百姓出售食盐等没收物品，争取重新实现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价值。因为红军不仅买卖惠民，而且“红军票”的面值与光洋相当，老百姓们对此都非常满意。

就也是第四招：发行“红军票”。

“红军票”成功实现了货币价值，于是，毛泽民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在遵义城及周边设立了二十多个兑换点。红军们欢天喜地地拿着手中的“红军票”到当地洋货铺购买了鞋子、毛巾等物资。

由于蒋介石调兵四十万疯狂追击，红军不得不放弃遵义，继续转移。由于遵义地区的商家和百姓手中还有不少“红军票”，为了维护红军的信誉和人民百姓的利益，毛泽民组织红军立即开设几个临时兑换点，以一比一的比价，用光洋或食盐进行兑换。

十二天后，毛泽民以国家银行名义顺利完成了“红军票”的发行与回笼。像遵义这样货币发行和回笼举措，毛泽民在长征途中先后实行过四次，这极大地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发动了当地群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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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如果当年中央苏区没有毛泽民实施并采取一些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中央苏区或许就沦陷在蒋介石的封锁线里了。

放到当今时代也一样，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物质作为条件，谈何富国强兵？所以在实现中华人民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举国上下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