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春秋晚期青铜牺尊
上海博物馆，这座承载着中华文明厚重历史的殿堂，珍藏着无数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被誉为镇馆之宝的，是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牺尊。这件青铜器不仅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更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瑰宝。
这件青铜牺尊，以站立的水牛为原型，巧妙地融合了动物形态与实用功能。器身装饰以龙蛇纹构成的兽面纹，线条流畅，构图巧妙。兽面衔两条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头部伸出，仿佛正在昂首向天，展示着其威武不凡的气势。而其后半身则被兽面的双脚勾住并向两边延伸，这种设计既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又使得整个造型更加生动传神。
在牛颈之上，还雕刻有虎、犀、象等小动物的浮雕。这些小动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仿佛正在与水牛嬉戏玩耍，为整个牺尊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这些浮雕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动物形态的深刻观察和生动表现。
牺尊，又称“牺樽”、“牺罇”或“牺鐏”，是一种动物造型的盛酒器。这种器型多见于春秋战国和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牺尊作为六尊之一，在《周礼》等古代文献中均有记载。其名称中的“牺”字，与“献”字同音，都读作suo（今读作xi），寓意着祭祀和献礼的庄重与神圣。
这件青铜牺尊的出土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话说在山西浑源，有个名为李峪的小村，那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然而，在1923年的一个普通日子里，这个宁静的村庄却被一个意外的发现掀起了惊天波澜。
那日，当地村民高凤章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如往常一样，前往庙坡那片肥沃的土地上送粪并翻土施肥。庙坡，这个名字源于坡顶那座供奉着土地神的庙宇，它矗立在那里，守护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然而，当高凤章的二儿子在地北头沟沿处发现一个新近塌陷的洞口时，一切都变得不同寻常了。只见那洞口不大，内部却深邃黑暗，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二儿子出于好奇，用铁锹往里捅，心里忐忑不安，生怕捅出什么怪物。然而，铁锹与金属的碰撞声却让他惊讶不已。他掏出一看，只见绿锈斑驳，分量沉重，显然是一件非凡之物。
他慌乱地将这些物件装入筐中，用枯树枝掩盖，生怕被人发现。他心跳加速，不知是祸是福，匆匆赶回家中。家中母亲见状忙问缘由，得知这些物件是从死人墓中挖出，顿时觉得晦气，让他赶紧扔掉。然而，闻讯赶回来的高凤章却看出了这些铜器的价值，心生发财的念头。
夜幕降临，高凤章带领儿子们，连同老婆一起，前往庙坡。他们找到那个洞口，开始小心翼翼地挖掘，生怕惊动了什么。随着一件件铜器的出土，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惊喜与紧张。据说，那夜他们一共挖出了五六十件铜器，包括鼎、盘、盉等礼器，也有戈、剑等兵器，其中就有那件名震中外的青铜牺尊。
然而，这件青铜牺尊的出土并没有给这个小村庄带来宁静与繁荣。相反，它像一颗定时炸弹，引爆了整个村庄的贪婪与疯狂。高凤章的弟弟高凤山也加入了挖掘的行列，甚至更多的人闻讯赶来，乱挖乱抢，致使许多珍贵文物被损毁得支离破碎。
这批铜器自深埋的黄土中重见天日的一刻起，便如同璀璨星辰般照亮了古董收藏界的夜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追捧。无论是资深的收藏家，还是敏锐的古董商，甚至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都为之倾倒，纷纷想要一睹其真容，甚至将其收入囊中。
其中，法国古董商瓦涅克便是其中之一。得知这批被称为“浑源彝器”的青铜器出土后，他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从内蒙古到山西浑源县的旅途。然而，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当地，迎接他的并非预想中的辉煌宝器，而是一个让他心灰意冷的消息——这批青铜器已被县知事谢恩承收缴，成为了公家的财产。
然而，瓦涅克并未因此放弃。他深知这批青铜器的价值，决定在当地驻留，寻找机会。半个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附近的村落，与农民们交流，终于从他们手中收购了二十余件青铜器。这些虽然不及原本被收缴的那批器物精美，但瓦涅克却将它们视如珍宝。
而在这之前，“浑源彝器”中的十九宗三十六件已被谢恩承收缴归公。这批器物是李峪青铜器的精华所在，包括现在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十余件青铜器也是这批器物的一部分。
在得知谢恩承以推动教育、促进经济与生产为名，欲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以五万大洋的价码转让的消息后，瓦涅克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无法抑制的激动。他深知这批青铜器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肯定价值连城。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采取行动，将这批青铜器收入囊中。
1924年12月22日，瓦涅克通过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与谢恩承签订了一份购买协议，意图以五万大洋的价码购入这批青铜器。他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交易的完成，幻想着自己将如何霸占这批国宝，让它们变成数十倍的收入。
然而，当瓦涅克从遥远的法国匆匆赶回，准备取走自己心仪的青铜器时，他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所购得的并非那批他心心念念的青铜器真品，而是一批拙劣的赝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瓦涅克愤怒不已，他无法接受自己被骗的事实。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瓦涅克决定采取法律手段。他在北平提起了诉讼，将谢恩承告上了法庭。这场诉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法国公使和北洋政府外长对此事表示关切，就连当时山西的权势人物阎锡山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然而，由于阎锡山对谢恩承的偏袒和庇护，瓦涅克的诉讼之路并不顺利。他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地讨回真品，反而损失了巨额的五万大洋。
这次诉讼的失利对瓦涅克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绝望，对这批青铜器的命运也充满了忧虑。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寻找真品的希望。他四处奔波，搜集线索，希望能够找回这批失落的国宝。而真品则落入了田应昌的手中。
在审视这段历史事件的叙述时，我们不难发现谢恩承与田家之间的一段交易往事。原来，真品实际上是由谢恩承转手至田应昌之手。在浑源这片土地上，田家声名显赫，田应昌与田应璜均为清代举人田延年的骄傲子嗣。值得一提的是，田应璜曾得到阎锡山的赏识和提携，这份知遇之恩在田家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于阎锡山与浑源县官以及法国人之间的纠葛，其实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缘由。他之所以无视内务部和外交部的指令，坚决支持浑源县官与法国人毁约，其真正目的便是为了确保田应昌能够顺利得到这批珍贵的宝物。这一切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田家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7年，田应昌和田应衡相继离世，这标志着田家一个时代的结束。而谢恩承，这位曾经的交易者，也再次回到了这些铜器的命运之中。他选择重新收回这些铜器，并将其再次拍卖，也使这批珍贵的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流传。
在1927年，田应昌和田应衡相继离世后。谢恩承再次将这批青铜器推向市场进行拍卖。这一次，他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是明目张胆地以高价出售这批青铜器。经过数年的等待和筹划，终于在1932年，古董商卢丰年（卢芹斋）以高达29万元的价格成功购得这批青铜器。这场长达十年的拍卖纷争终于画上了句号。
然而，这批青铜器的命运并未就此终结。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们仿佛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无人知晓其踪迹。直到1947年，这批青铜器在北平沉寂了十多年后，才悄然被运往上海。然而，它们的命运依旧坎坷。1948年7月26日，张雪耕企图以“仿古品”之名，将这些青铜器偷运出国。他的行为引起了上海市立博物馆的警觉。在货轮即将启航的关键时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码头进行检查，成功阻止了这场国宝流失海外的企图。
1949年9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这批扣留的文物全部交由新成立的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批青铜器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展示。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后，这批青铜器被移交至博物馆收藏至今。如今，它们已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和欣赏。
在现知器名的约40件李峪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历史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流散海外的无数珍品的回归祖国，或是一个艰难漫长的征程。（其他国宝我另篇供图给大家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