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培养了很多著名的军事人才。

在还是国共合作的前六期，入校生可以自由选择信仰，因此，我党这边也有不少从黄埔走出的将领，像徐向前、陈赓、黄公略、左权、林总等等都是优秀代表。而今天要说的这位黄埔四期生王世英，他虽然在战场上并不出名，但他的统战、情报工作却干得极其出色，职务也非常高，也属于黄埔才俊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他刚正的作风曾在抗战时期就得罪了人，后在大运动期间被翻出旧事针对，无奈于1968年含冤病逝，着实令人唏嘘。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就爱读书，以良好的成绩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积极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只不过当时的山西被军阀所占据，这些腐朽势力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想尽办法打击迫害，王世英就在不久后被学校开除。既然无法通过平和手段来改变这个国家，那就唯有靠武力了，随即王世英进入开封第二军学兵营。在学兵营内，王世英遇到了几位秘密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在他们的推荐下入党。1925年8月，王世英又在他们的介绍下，前往广州就读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这时他的同学有林总、伍中豪、胡琏、张灵甫等后来的名将。

从黄埔毕业，王世英参加了东征、北伐。只是革命尚未成功，蒋介石等人就相继挥起屠刀，我党只好暂时转入地下工作，王世英就被安排到河南19军去搞兵运。奈何此时革命的力量太过渺小，王世英虽然发展出一部分党员、也掀起了皖北农民暴动，但在敌人的反扑下，很快就失败了。王世英只好辗转回到山西老家，又奉命进入阎锡山晋军继续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10月，王世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突然接到新任务——以特派员的身份，打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这无异于去闯龙潭虎穴，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的结局。好在王世英足够胆大心细，潜伏了年余没有出任何差错，还发展出一批党员来，这为组织的谍报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3年，由于王世英有一位下线被捕，身份有泄露可能，他只好离开南京，再度去往上海。庆幸的是，那名下线只是单线联系，其他同志还很安全。既然王世英有这方面的基础，就被任命为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后来王世英一直在为苏区传递情报，给反“围剿”提供很大帮助。1934年后，他担任过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职务非常高。而在1935年7月上海情况特别困难时，他还成功将500余名情报人员转移到天津，保留下了种子。种种贡献，让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声誉。

1936年2月，王世英到延安汇报工作，同年4月华北联络局在天津成立时，王世英担任了副局长。此后他一边搞情报，一边搞统战，在西安事变时还负责跟华北的国民党官员谈判，各项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世英先是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理论知识和政治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小组讨论时，他却做了一件得罪人的事——当毛主席要跟江某结婚时，他在众人面前揭发江某在上海时的历史问题，并给中央和主席都上书说及此事。王世英的这些举措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反而被江某记恨在心。

1938年10月，王世英奉命回到山西发展革命力量，他本就是山西人，很轻易就取得了阎锡山的信任。他想了很多办法，让党员渗透进第二战区，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1942年，因工作完成得出色，王世英被调回延安军委总部工作，结果在此期间他又做了一件得罪人的事。当时康某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有很多同志被不幸波及。王世英见很多相熟之人莫名被认定为“叛徒”，就写报告为他们申诉，愿用自己的党籍担保他们的清白。有两人在重压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王世英却依然上书为他们辩护，这就惹得康某非常不悦。

跟江、康的过节，在战争年代影响不算大，王世英还是担任过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等职。建国初期，王世英也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但，大运动时期，他的处境就比较惨了。江、康都是运动的红人，昔日有怨的王世英被当成重点打击对象。这时王世英的身体本来已经极度不适，肺部查出了癌症，可惜仍然没有被放过。从1967年6月起，关于他的谈话就有20多次，身心备受折磨。

不过，即便再困难，王世英也没有屈服，在小组传递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几句：王态度恶劣，常说‘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身体情况如此不好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堪称铁骨铮铮。1968年3月13日的专案组会议，江某气愤地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都没什么问题，你们怎么回事？被人如此惦记，王世英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病逝。好在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1979年，中央为王世英昭雪平反，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些才是他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