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爱书人的聚会，不知不觉持续了二十年。

1月13日，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剧场举行。巧合的是，同日“微博之夜”登顶热搜榜单。同是红毯铺路，聚光灯映照，只是前者的主角是好书，与一群爱书之人。正如二十年前首场阅读盛典筹备伊始，初衷无非是想让那些“无声”的书与那群“沉默”的人也能走一次红毯。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二十年不长，放在个体生命的历程看也不过刚刚成年。但因为书籍本身的压缩与延展，在每个二十年背后都承接并延续着更广袤的时空记忆。今年，我们以“时间的刻度”为主题，除在现场公布本年度书选的12本最终书目以及5个特别致敬奖项外，一场“年度好书20周年特别展”在场馆入口处陈设，精选了过往年度推荐的47本好书。它们提示着那些曾因阅读而带来的珍贵的思考、共识与无尽的对话。

在这场以“阅读”之名的聚会中，往年的部分获奖作者、译者与出版人也来到现场。二十年间，他们中陆续有人离开了我们，饶平如先生、孙机先生、江平先生……也有不少再相见时已是白头，今年76岁的定宜庄一手指着耳朵，一手捧着话筒，侧身请主持人“说话声音再大一些”……几代学者握手相拥、落座低语，全程听完了这场持续近三个小时的典礼。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年度好书20周年特别展”。

二十年一恍而过。我们的图书市场、阅读取向与文化环境都在经历着深远且持久的震荡。一场回顾与聚首远不足以厘清个中变动与机缘，但肉身同处于一个空间本身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当我们阅读时，我们便始终站在一起。也许我们依然无法回答“阅读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然远去”，但阅读本身会让问题的答案变得不再重要。

撰文 | 申璐、何安安、荷花、刘亚光

二十年的那些人与那些事

1月13日13时35分，典礼在原定时间推迟五分钟后开始。

这场20年的聚会最终选在中华世纪坛剧场进行。新场地位于海淀区复兴路上，坐北朝南，旁边紧邻梅地亚中心。世纪坛的主体建筑是一个高39米的大型坛体，位于中央的水平圆台直径达14米，目测可容纳上千人观看演出。不过，今年的阅读盛典并不在这里。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嘉宾们陆续签到进场。

走过长270米，宽15米的甬道，下楼梯进入右侧桥下，接着在推开门后再走下数十级台阶，这场阅读聚会的指示牌就会出现，在剧场的地下二层。对于不少上了年纪的嘉宾而言，这条路虽然不长，但走下来也需要些时间和体力。因而当天的典礼主持人、新京报记者姜慧梓在台下陆续落座的身影中，推迟了五分钟才走上台前。

台下落座的来客中，有今年获奖书目的作者与出版人代表，也有过往20年间曾获过奖或者多次担任评委的熟悉面孔。2004年，新京报的年度书选当时还叫“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当年的获奖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坐在台下。在当年获奖的那本书《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李洱第一次写了中国乡村选举与计划生育为题的小说，那年的颁奖嘉宾是作家莫言。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相隔不远的座位，2017年度好书“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的作者定宜庄也来到现场。自1999年第一本旗人妇女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16名旗人妇女口述史》起，她从史学出发落脚北京城和人，通过采访几代北京人，勾勒出北京城的往日模样，那里既有东城的爱新觉罗后人，也有城墙根下的穷人和胡同里的姑奶奶，混杂着满族、回族、蒙古族，并以此对“发展”本身进行反思。今年76岁的她说起话来依旧中气十足，但听力有些下降，不时需要倾身过去才能听清对方说的话。

台下还能看到2017年度好书《寂寞的游戏》编辑朱岳、2018年度好书《国王神迹》译者张绪山、2019年度好书《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的作者王东杰等人，他们在时隔多年后又在曾经熟悉的空间里重聚，在同一时刻看向舞台中央，注视着新一年的好书与爱书人。

大屏幕上出现的第一本书是诗集《一个捡鲨鱼牙齿的男人》。作者胡续冬于2021年8月因突发疾病离世，当时的他只有47岁，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胡子”。典礼现场，是胡子的夫人阿子代他上台领奖。阿子说起，胡子生活中是个老派的人，会把周围人的事情都放心上，以至于可能常常会让人觉得没有“边界感”。

阿子还回忆说，学校事务近乎繁琐的胡子还主动去当孩子的幼儿园家委会主席，参加幼儿园园歌征集。可惜很遗憾，当时连诗人写的歌词最后都没入选，胡子离世后，幼儿园有小朋友的家长为这首词谱曲写成了歌。阿子说她听到那首歌时很感慨，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但大抵发觉“你投向这个世界的爱，总是有回报的”。

在几轮颁奖后，是这次聚会的特别环节。前快递员胡安焉获得“年度纪实写作者”奖项，二十年间换了十九份工作的他，在2023年终于能够通过写作来维持生计。他在这次典礼中做了一个长达15分钟的个人分享。上午彩排前，在得知自己是整场活动唯一的个人分享者时，他有些吃惊，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反复读着手卡，用笔勾画补充，尽管这份讲稿是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准备好的。由于担心超时，他当时还曾询问记者：“我自测了一下讲话语速，大约是每分钟250字，这份讲稿（初版）3993字，我念完要16分钟，这个时间可以吗？”

一个多月后的13号，当颁奖人宣读完颁奖词，全场灯光暗下。他站在发言台后，讲出那些不知练习过多少遍的话，头顶的四束光打在他身上。也许那一刻会成为这场持续20年的阅读盛典的一个节点，在那之前，没有一个获奖者在全场的注视下，讲出昔日作为一名普通快递员的内心宇宙。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年度纪实写作者”胡安焉进行特别分享。

另一位年度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创始所长潘绥铭。他曾用翔实的数据和访谈，记录下中国人三十年性观念的变化。在听闻这一消息后，当时已经退休的潘老正在温暖的海南“猫冬”。因为年迈，他曾婉拒了多家媒体采访，觉得该说的都说过了，而未说的又怕表达得不够清楚。当我们的编辑委托出版社转达邀请时，潘老从海南回到了北京，并在当天来到活动现场，但也同时表示，不在领奖时发言。只在文字版的回复中写道：“我没胆子唱衰年轻人，只能说，对得起上一年就好。万一对不起呢？由他去，俺无愧。”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评委罗新宣读“年度阅读推荐”《中文打字机》的致敬词。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评委何怀宏向“年度阅读推荐”《被牺牲的“局部”》获奖作者和出版社代表颁奖。

颁奖与领奖，看似只有台上短暂的握手、转递与合影几个瞬间，但这些瞬间可能会在当事人的记忆中长久留存，后来发现，一生可能也就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活动现场，2014年的年度译者阿甲上台，只不过这次他从右侧移到了左侧。宣读致敬词前，阿甲提到约十年前给他颁奖的是译者李文俊。2023年1月，李文俊逝世，终年93岁。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评委阿甲讲述2014年作为年度译者领奖的往事。

阿甲记得，当年他上台时得知是李文俊给他颁奖，还愣了一下，他曾因李文俊而结识他最喜欢的作家福克纳。除此以外，李文俊翻译的《小熊维尼》《想念梅姨》都让他印象深刻，通过译文他才得以触碰到那种生命中无限的爱与能量。“译者很像导游，而好的导游会让你特别想去一个地方。”近十年后的今天，阿甲将手中的奖杯，转交给了又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便组成了二十年里的又一次传承与接续。

部分身在外地的嘉宾也通过多种方式祝贺新京报好书活动举办二十周年。2009年新京报年度好书作者、经济学家陈志武通过视频发来祝福。

历史学家易中天通过视频发来祝福，并题诗一首作为祝贺。

二十年间，图书市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谈中，已经做了15年编辑的朱岳观察说，近年来图书市场在持续萎缩，一方面图书的定价在走高，另一方面图书的市场其实在变小，阅读的需求在变小，而且可以预见到“未来的需求可能更小，但定价有可能更高”。

阅读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然远去？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知道这种哀叹是否也是为时过早。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书评编辑部在开场前与嘉宾们交流。

活动临近结束时，“61号”观众成为今年的幸运读者。当主持人请她到舞台右侧，联系工作人员领取今年的12本年度阅读推荐书目礼包时，她高高举起了手，从观众席后侧跑向台前，很雀跃。

活动散场后，工作人员与一位迟到观众的聊天记录在工作群流传。16时37分，他（她）联系工作人员询问进展，称自己因为飞机晚点刚出机场，正在来的路上。工作人员在表示活动已快结束并承诺退票后，这位读者还是坚持要来现场，并表示自己一路上在看直播。正是因为爱书人的存在，每年以“阅读”之名的相聚才能在20年间延续下来。感谢这些年来读者的支持，不论到场还是远程。愿我们在下一个二十年里，依然能够在书中，常相聚，常相念。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

以下为本年度阅读盛典三轮20周年对谈活动的整理回顾。

新京报好书20年·作者

李洱、定宜庄、王东杰：

“20年前的书还有很多人看，

说明它的现实意义还在”

进入到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现场对谈的第一轮，2004年（首届）入选书目《石榴树上结樱桃》作者李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讲习所教授），2017年入选书目“北京口述史系列”作者定宜庄（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2019年入选书目《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作者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三位嘉宾现场分享了关于书、写作和出版的一些往事。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李洱（右一）、定宜庄（右二）、王东杰（右三）。

2004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首届年度书选“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曾用名），李洱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入选，由作家莫言颁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写作者，李洱缘何会在二十年前转向农村题材？面对这一提问，李洱表示，《石榴树上结樱桃》直面计划生育和乡村选举，但在二十年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变革，中国的乡村选举也出现了变化。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也只有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博弈下才会诞生乡土文学这一名词，这是在特殊历史节点上提出来的，“20年前关注计划生育制度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本书今天很多人还在看，也被翻译成不同的语种，说明它的现实意义今天仍然还在。”

作家莫言(右一)为2004年度文学类图书奖《石榴树上结樱桃》作者李洱（右二）颁奖。

“北京口述历史系列”的基本内容来自于定宜庄对几代北京人的采访。作为国内口述历史实践的先行者，定宜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从事北京口述历史的相关工作，2013年，北京出版集团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开始策划“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正如她在总序中所言，这套书“是我对曾给予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后一瞥；是我对这个正在急速沉没的城市，留下的最后一个纪念。”

定宜庄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北京史和满学，并非口述历史，但这次与专业有关的尝试，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也推出了第三辑（《“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八十年来翰墨缘：米景扬口述》《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行走京城草原间：在京蒙古人口述》）。活动现场，定宜庄表示，直到今天为止，史学家对口述史依然不太感兴趣，“因为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我只能做一点努力。我希望越来越多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能够对口述感兴趣，而且能够让口述发挥最大的作用。”

“北京口述史系列”作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

王东杰的《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是一本关于近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多维度考察。在入选2019年新京报年度好书后，王东杰曾在答谢词中表示，“我深知这本书对读者不算友好，若是今天来写，我会增强叙事，使其少些艰涩，更加畅达”。

作为学者如何在研究中增强叙事？如今，重新反思这本书的写作，王东杰认为自己首先是很矛盾的，“我觉得历史本身是特别复杂的东西，我们试图把它更能够让读者接受的时候，怎么样维持它应该有的复杂性，不被这些更通俗化的追求抹杀，这是要考虑的。”

《声入心通》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

第二方面，王东杰认为，历史学写作，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文的传统。但在进入现代史学以后，文史分道扬镳了，需要历史学家重新把自己当做一个语言工作者，一个文字工作者，要有这样一个自觉，“我今天重写这本书，会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叙述的结构上加快一点，多一些细节的东西，（把）细节的东西跟大脉络结合起来。”

在王东杰看来，很多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大脉络的问题，而那些大脉络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很难体会，“历史之于每个普通人，就像普通空气一样，我们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又吐出二氧化碳。”王东杰认为，更多地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强化对历史的感受能力；以及作为历史学者，把握大历史背后的那些超出我们个人之外的东西，这两点同样重要。

新京报好书20年·译者

张绪山、余中先、刘文飞：

“翻译充满不确定性，

也让人热爱”

每年评选年度好书的过程中，我们都发现外版书涌现出非常多佳作，难以取舍。而一本外版书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近年来，翻译收入越来越低，很多翻译工作几乎都靠译者“用爱发电”。在今年的阅读盛典上，我们也邀请到三位译者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新京报2013年度好书《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译者）、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国王神迹》译者）、余中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新京报2021年度好书《不确定宣言》译者）开展对谈，聊一聊他们如何保有对翻译的热情和面对过的挑战。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张绪山（右一）、余中先（右二）、刘文飞（右三）。

对张绪山来说，学术翻译是一次历险，是对译者心智的严峻考验。拿到自己喜欢的书，一开始很兴奋，既会经历中间阶段进退两难的折磨，又会在阅尽原著风光后抵达另一个天地，感受到极大乐趣。能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给读者和原作者都带来了正面价值，就会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做文学翻译的刘文飞对翻译过程则有不同体验。他感到每次最累的时候是刚开头，当前面的单词都查过了，情节也熟悉了，慢慢才会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快，“就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样。”

《不确定宣言》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余中先。

余中先回忆起他翻译《不确定宣言》这本图像作品的种种不确定性，很难把握。“文字和画面之间首先在原著里就有不确定性，你不能通过图像猜测文字后面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原著和作家也不是确定的。”

他们共同的感受是，翻译始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一辈子做这样的工作，还是很幸运。

新京报好书20年·图书编辑

熊姣、朱岳、黄平丽：

“先打动自己，再影响读者”

之后一轮对谈，我们邀请了三位图书编辑：熊姣（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朱岳（后浪北京文学部主编）和黄平丽（理想国华语文学馆主编）。熊姣编辑的《北方有棵树》、朱岳编辑的《寂寞的游戏》《往事与随想》和黄平丽编辑的《旱魃》都是之前新京报评选出的年度好书。他们也都曾来到现场，和其他爱书之人共同见证阅读盛典。编辑常被认为是为人做嫁衣的工作，但编辑更是一本好书的发现者、评估者和加工者。没有他们，一本好书无法到达我们面前。一个作者被看见，一些理念、知识得到传播，一群读者被影响，对编辑来说都是最好的职业鼓励。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熊姣（右一）、朱岳（右二）、黄平丽（右三）。

每年图书市场几十万册书出版，作为一线编辑，他们分享了趋势性的观察。认为读者的趣味跟关注的话题一直在发生变化，也会反映在图书市场上。朱岳感到，一方面图书定价的确越来越高（“前两天我要买一本哲学书，同样的内容，2007年出版的定价是20元，今年再版的定价是108元。”）但另一方面市场其实在缩小，因为阅读需求在变小，未来可能更小。熊姣更愿意相信，爱读纸书的人始终都有。近年来图书越来越多，读者品位越来越高，出版机构不妨尝试更多样的形式，比如电子书和融媒体。

当被问到，评估一本书是否值得出版时，最看重什么？朱岳认为，各方面都要达到平衡，很难说最看重哪个：“市场要考虑，水准不能低，各种成本的控制，时间、过审，很多要考虑的，每一个点都很重要，有一个地方不行，可能就会失败。”熊姣则最看重内容，书稿能否打动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黄平丽更倾向于选题的原创性，比如一本首次引进的作品或是新人作者的第一本书，对编辑来说最有乐趣和挑战。“一个书写者的特殊性以及出版之后可能跟读者产生的化学反应，这个综合的因素体现在选题有原创性。”

理想国华语文学馆，主编黄平丽。

新京报好书20年·评委

任剑涛、何怀宏、李静：

评选好书是一次“意外相遇”的过程

好书的评选离不开背后专家评委的真知灼见与意见交锋。每年的年度阅读推荐，我们都会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作家齐聚一堂，围绕当年度的众多好书展开讨论和评议，在无数的争议中逐渐形成共识。在纪念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20年的特别时刻，我们邀请了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静（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三位评委代表开展对谈，聊一聊他们印象中评选好书的精彩瞬间。

2023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任剑涛（右一）、何怀宏（右二）、李静（右三）。

任剑涛认为评选好书是一个“被打”的过程，尽管他本人每年会买很多书，但更多是以自己专业领域的社会科学为主。参与年度好书的评选让他感到常常与一些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优秀作品“意外相遇”，从而大大打开自己的视野。李静同样也认为，每次参与新京报的年度好书评选都是非常愉悦的体验。她特别提及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在2013年的评选会中，何怀宏强烈推荐了饶平如的《平如美棠》。“何老师当时评选意见的大意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总是在思考何谓好的制度，何谓好的社会形态，这一切无非最终是为了孕育美好的人性，而《平如美棠》本身就体现了美好的人性”。李静觉得，最打动一位哲学学者的好书并不是宏大的理论论述，而是一本书写自我、讲述个体人性之美的小书，这很令人感慨。“新京报每次推荐的好书都非常体现人文关怀，这是我每次都很高兴过来的原因”。

新京报好书评委、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

一直以来，我们的年度阅读推荐都遵循“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思想、现实关怀”的准则，评委们通过自己独立的品鉴和判断给出建议。因此，每年新书推荐形成的过程并非“一团和气”，争论是常有的事情。任剑涛就谈到评书时一些印象深刻的“败退”：“有次评一本科学领域的书，结果书评周刊负责科学领域的编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建议，只得赶紧收场。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争论的过程，我们不敢保证一定选出了全部最好的书，但一定淘汰了那些绝对不愿意向读者推荐的书。这也是每位学者独立学术品格表现的过程”。

新京报好书评委、剧作家李静。

李静则提到，评委们多元的视角常常能够相互补充。在今年的推荐中，她和同为评委的刘文飞在推荐的书上几乎没有一本是重合的。“刘老师的眼光比较朝前看，关注最新的作品，我则是不断往回看，我们的视角加起来就会更完整”。

不过，任何的评选活动都既是产生惊喜的过程，也是留下遗憾的过程。在每年浩如烟海的新书市场中，总有一些最终落选年度推荐的“遗珠”。何怀宏提到在广西开展乡村教育实践的德国人卢安克，他的《是什么带来力量》在那年的评选中落选。“我觉得这些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但每年市面上的书太多，肯定还是会有遗憾”。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申璐、何安安、荷花、刘亚光；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