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自强新政”，是晚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重创和太平天国重击下实施的改革,也是中国百年近代史里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旨在拯救行将没落的清王朝。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产生过很大的历史影响。然而，洋务运动终究没能实现它拯救清王朝的初衷和抱负，清朝还是灭亡了。

探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一直为学界关注，并由悄然进行演化到了当下的热烈之势。这是必然的。因为，洋务运动对于当下的改革开放呈现出来的镜鉴作用日渐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关注洋务运动的人不断增多，也产生了争议。有争议是必然的，但涉及定义洋务运动基本概念上的争议则是必须要澄清的，否则，关于洋务运动的探究工作一开始就没有站准位置，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和结构性差错。目前，这样的争议在学界主要是对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上的分歧。一种观点把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为1862年到1895年，即从洋务运动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一种观点则认为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应该是1911年末，即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

应该说，如果仅从得失成败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无论是哪一种时间界定，区别都不大，意义也基本相同。因为，得出的结论都是失败。而且败得十分凄惨。甲午战争不但让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成果灰飞烟灭，还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付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等一系列金钱无法衡量的巨大损失。而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直接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若是从尊重历史事实和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视角来看，上述两种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上的意义，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偏向于后一种观点，即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界定在清王朝灭亡时间。原因有二：一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施政，还是地地道道的洋务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把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界定为甲午战争，这不符合事实；二是不但能让人们看清国策与国运的同生共死的关系，而且能能赋予人们对于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在什么才能救国，什么才能兴国，什么会败国、什么会亡国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重大关

“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自强新政”，是晚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重创和太平天国重击下实施的改革,也是中国百年近代史里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旨在拯救行将没落的清王朝。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产生过很大的历史影响。然而，洋务运动终究没能实现它拯救清王朝的初衷和抱负，清朝还是灭亡了。

探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一直为学界关注，并由悄然进行演化到了当下的热烈之势。这是必然的。因为，洋务运动对于当下的改革开放呈现出来的镜鉴作用日渐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关注洋务运动的人不断增多，也产生了争议。有争议是必然的，但涉及定义洋务运动基本概念上的争议、则是必须要澄清的，否则，关于洋务运动的探究工作一开始就没有站准位置，就容易出现系统性和结构性差错。目前，这样的争议在学界主要是对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上的分歧。一种观点把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为1862年到1895年，即从洋务运动开始到甲午战争结束。一种观点则认为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应该是1911年末，即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的时间。

应该说，如果仅从得失成败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无论是哪一种时间界定，区别都不大，意义也基本相同。因为，得出的结论都是失败。而且败得十分凄惨。甲午战争不但让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的成果灰飞烟灭，还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付2亿两白银战争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等一系列金钱无法衡量的巨大损失。而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直接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若是从尊重历史事实和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视角来看，上述两种洋务运动的时间界定上的意义，则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偏向于后一种观点，即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界定在清王朝灭亡时间。原因有二：一是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奉行的施政思想，还是地地道道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只是在一些技术性层面上作了些改进罢了。这也是张之洞的后洋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二是不但能让人们看清国策与国运的同生共死的关系，在什么才能救国，什么才能兴国，什么会败国、什么会亡国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重大关切上不犯或少犯糊涂。还能增进人们对于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特性的认识。从而真正明白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从而真正读懂中国近现代百年史，赋予未来以展望。

那好，现在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转向洋务运动——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清王朝，已经感到了自己的统治已经不再像原先那样高枕无忧，而是如履薄冰了。体制内的政权危机感要求另辟新径，实现柳暗花明的政治期许。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的总理衙门大臣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人开始重新接受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酝酿一场全国性的改革开放，并得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及后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权势滔天的地方大员的一致响应。因此，洋务运动非常顺利地就进入了实施。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的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的升级。

特别是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局，成果最丰。从同治五年（1866年）组建，到光绪二年（1876年），短短十年时间，便能制造750匹马力的新式机器铁胁轮船，光绪七年（1881年），便为南洋水师制造了三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为2200吨的巡洋快艇。曾国藩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李鸿章组建的“金陵制造局”等，都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能够生产近代意义上的枪炮弹药，供就湘军、淮军所需。

到后来的张之洞，洋务运动主要在两湖两广展开，但成果依然不小。仅张之洞执政湖北18年（1889年到1907年），武汉的进出口贸易，就翻了30倍。武汉被世界称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汉阳铁厂，无论规模，还是产量，当时都是亚洲第一。新中国享誉全国的武钢和武汉长江大桥，都脱胎于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汉阳铁厂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都是张之洞带着中国自己的工程师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并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炼铁技术。汉阳铁厂造出了著名的汉阳造。汉阳造叱咤风云60年，跨越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代，一直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还拿着汉阳造。我们经常说的“小米加步枪，赶跑了鬼子”。步枪，就是汉阳造。

张之洞还相继建成了湖北纺纱厂、湖北制麻厂、湖北官砖厂、武昌制革厂、湖北造纸厂、湖北毡呢厂……很多很多。一家家工厂，把武汉打造成了全中国数一数二的繁华城市，只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可以和它媲美。

张之洞除了建了林立的工厂，还修建了四通八达的路。武汉九省通衢，就是从张之洞手里来的。京汉铁路，当年中国最长的一条铁路，横跨河北、河南、湖北三省。京汉铁路修通了，张之洞又修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京汉铁路全长1214公里，粤汉铁路全长1100公里，两条铁路的连接，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这是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生只赞扬过一位经济大师，这个人就是张之洞。

那么，发展速度和发展成果都可圈可点的洋务运动，为什么最终以失败告终呢？

有人说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口号误了大事，让洋人起了介心，设了防，没有把真正的技术给中国。所以，甲午一战，我们输了。

这一观点初听有道理，细究却站不住脚。道理有二：

一是洋务运动从头至尾的口号都是“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是庙堂之上心照不宣的想法而已。

二是打不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口号，都不可能得到洋人真正的技术。对此，从洋务运动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就可以得到证实。核心技术，洋人是不会给中国的。

在我们看来，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顶层设计对洋务运动的风险估计不足，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

一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可能产生的腐败，预先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伴随洋务运动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原先单一的体制内的部门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既有体制之内各部门之间的往来的关系，也有体制内各部门与洋人打交道的关系。而清政府监管机制还是原先的那一套没有变。这样一来，由于监管的滞后和不能到位，不但很快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腐败。特别是随着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大臣的相继离世，官权的彼此制衡不复存在后，整个洋务运动的大权和成果几乎全部落在了李鸿章一人之手。这也是为什么那时的、中国军力基本上集中在北洋水师的原因。因为，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嫡系。权力失去约束一定是腐败。与李鴻章共事过的容闳，便撰文爆料李鴻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特别是李鸿章开了海外转移财产的先例，为后来的贪官污吏、特别是今天的贪官污吏争相效仿。这也是李鸿章的子孙后代都在海外且富可敌国的原因。

试想想，一个李鸿章就贪腐了四千万两，整个洋务派贪腐的金额是不是骇人听闻？

李鸿章贪了这么多，心里只怕巴不得清王朝早点灭亡，这样他就可以逃避清算。我们有理由质疑，李鸿章把根本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而不用精通海军、与日本海军大臣伊藤博文同校、且能力强过伊藤博文的严复，原因只怕就在这里。

官权失去约束不但必然腐败，而且会急剧膨胀，压过王权。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夕，老慈禧已经奈何不了李鸿章了。李鸿章已是是目空一切的隐形太上皇。古今中外，每当官权压过王权的时候，没有不出乱子的。后来，袁世凯逼迫隆裕皇太后颁布《宣统帝退位诏书》，也是因为官权压过了王权。

贪腐可以亡党亡国，绝不是危言耸听。

二是过分相信以市场换技术。真正的关键技术是换不来的。用市场换技术，不但换不来，还会丢失国家的产业。洋务运动早就对此作出了回答，并通过甲午战争进行了完整而惨痛的注释。

洋务运动制造的中国的军舰，虽然吨位大，舰炮的口径大，但发射速度和命中精度远不及日舰。纵是花巨资分别从德国和英国购买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等铁甲舰，也是一样。后来，张之洞明白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才造出了优质的“汉阳造”。

洋务运动过程中，特别是洋务动的前三十年，洋人基本上垄断了制造技术，纵是最大的“江南制造局”，管技术的也是美国人科尔，离开了他，就无法制造。

由此一来，虽然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但这些产业却直接或间接地掌控在洋人手里，成为了洋人割中国韭菜的工具和渠道。这种情况，直到后来的张之洞也没能改变。张之洞修的铁路，股权是荷兰、葡萄牙、美、英、日、德等西方国家的。张之洞办的工厂，洋人都要参与分红。张之洞引进外资，把中国沦为了洋人的打工仔。打工仔又怎能熬出头呢？当时面上的繁荣，对中国来说，只不过是一串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而已。

三是对文化的入侵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导致了民族精神的垮塌。一方面强调中学为体，本学为用；另一方面强调国际接轨，大量派遣洋留学生。这样一来，保守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进攻见长的西方海盗文化面前，立刻显得手足无措。纵是固守了千年的孔孟之道，清政府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西方文化瓦解，整个民族，顿时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困境，文化认同变得支离破碎。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界还有人要求废除汉字的原因。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攻守易位，还催生了大量的汉奸买办，更是导致了民族战斗力的丧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旗舰上，将士也离不开鸦片了。丁汝昌自己，也是服食鸦片自杀的。

武昌军营的那个士兵擦枪走火，便立即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在今天看来，这种事情真是不可思议。而当你直面那时的国家文化境况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了。庆幸的是，在如此文化丧败的情形之下，我们这个民族还能走过来，真是万幸。

四是洋务运动从来就没有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导致民心的丧失。这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老百姓不但没有享受到洋务运动的红利，还要为洋务运动承担庞大的经费负担和失败风险。史载，洋务运动前30年，花掉白银4500万两。为了洋务运动，清政府“百方罗掘，仍不足用”，可见老百姓身上的负担有多重。而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都跟改善民生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了开财源，洋务派不得不鼓励民间投资，培养民间资本家。这样一来，老百姓除了官府的压迫剥削，又多了一道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这也是后来八国联军入侵时，北京城里的中国老百姓帮助八国联军破城的原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自从洋务运动完成从约束民间资本到鼓励民间资本的转变后，地方豪强的壮大迎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最终，这些通过肆无忌惮各种手段迅速致富的豪强，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军阀，变成了袁世凯、黎元洪、段其瑞、张作霖、吴佩孚……中国走到这一步，纵是没有外患，也会内乱不止。

洋务运动的失败，不但断送了大清王朝三百年的江山，也使中国沦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还背上了名目繁多的还不清的赔款，把中华民族推进了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中。

万幸的是，上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倒了国内外反动派，废除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得以重新焕发勃勃生机。百年历史，无量头颅无量血，告诉今天的我们，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鉴前世知兴衰，考当今知得失。除了规模不同之外，洋务运动与现在的改革开放有很多可比的地方。洋务运动引进外资不到100家，现在引进外资是100多万家，已超越洋务运动的万倍。国家28个支柱产业已有21个注进了外资。现在的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地方豪强也财大气粗了。一个许家印，仅负债就达2.58万亿。这么多钱，能干很多大事，也能干惊天动地的坏事，等等。现实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改革开放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且需要直面的、攸关国家民族生死的社会命题。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理直气壮地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理直气壮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国家意识形态主阵地，理直气壮地把权力和资本关进笼子，理直气壮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原因和理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伟大复兴，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