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年纪的人,对皖南事变最深的印象,还大多停留在当初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配的那副黑白插图——未来的人民共和国总理,当时还战斗在魔窟重庆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至今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期间,罔顾全民抗战的大局,一意孤行,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视为其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之一。
此次事变,造成我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多人的几近全军覆没,只有傅秋涛部的大部经过血战突出重围。
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扣,关入监狱,并写诗明志,其中的名句“在烈火中永生”,后来那部由著名演员赵丹、于蓝主演的,改编自《红岩》的经典红色电影,还将其作为电影的片名。
副军长项英突围后,在其藏身之处,被副官刘厚总见财起意,将其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副参谋长周子昆。
近日,在网上找到了关于皖南事变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皖南事变幸存者的一些回忆,以及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方面的一些往来电文。大致对事变的经过,和叶挺、项英遇难、遇害的详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幸存者的回忆,实际上在皖南事变发生的过程当中,最初一开始本来完全有机会向东从丕岭方向,取道星潭,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但在丕岭遭遇国民党顽军抵抗后,当时主要的军政领导人议而不决,耽误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贻误了战机,又错误地决定重新掉头原路返回,打算从泾县北渡长江,但这是为时已晚,国民党十个师十几万顽军最终完成了合围,最终铸成大错。
而项英在事变初期,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竟然不告而别,率领身边的一小部分同志擅自脱离大部队,直到两天之后突围不成才重返军部。当叶挺、饶漱石将这一情况向延安的党中央汇报之后,党中央当即回电让叶挺全权负责指挥这支军队,算是亡羊补牢,可惜为时已晚。
而在此之前,军长叶挺只是这支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抗日部队,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而已。
在我最近正在阅读美国人易社强所撰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位西方作者在第236页对“皖南事变”的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有所提及:
皖南事变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终结,在叙永是如此,昆明亦然。不管条件多么艰苦,远离亲人、家乡和熟悉的环境,联大同仁坚决维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弦歌不辍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在团结坚毅的精神感召下,联大师生开始了他们在云南的生活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小党派都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由于每个人都认为不懈追求学问、全力支持抗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对其他事情也就很容易采取容忍的态度。这一时期,昆明呈现出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态势,此后从未再现1938-1940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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