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案又到了一个小高潮。日前台北检方拿出了一份厚厚的“京华城案”起诉书，里面陈述了柯文哲的“受贿罪”、“图利罪”等多个罪名，然后要求台北法院判刑柯文哲28年半。不过台北法院经过连夜审理并未按照这份起诉书的内容行事，最终给柯文哲判了一个三千万新台币“交保”。不过台北检方对此不服，当柯文哲判书下来后，台北检方立刻表示要再次上告。

上次台北检方向台北法院要求申请羁押柯文哲时，当时台北法院曾判定“无保请回”，这可把台北检方气坏了，后者随即上诉到“高等法院”提告，很快上诉成功，台北法院的“无保请回”被撤销，重新判决。很快台北法院再次开庭，判定羁押柯文哲。

这次的情况和上次一样，台北检方对台北法院的三千万新台币“交保”非常不满，再次提告到“高等法院”。当看到这一幕后，很多人都认为，柯文哲的事未完，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岛内“高等法院”还是和上次一样，撤销了台北法院的判决，打回重审。针对这次的“重审”，起初外界有两个结果预估：其一，最糟的，柯文哲可能会被判入狱，如台北检方所期望的那样，直接入狱28年半；其二，稍微好点的结果，柯文哲增加“交保费”。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称，12月29日夜间，台北法院对柯文哲、威京集团负责人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4人重开羁押庭，合议庭最终裁定4人加码交保金、并需配戴电子脚镣。其中柯文哲则将“交保费”增加到7000万新台币。

首先来看这增加的两项处罚。首先是加钱。按照柯文哲在台北法庭上的说法，上次“交保”的3000万新台币是黄国昌筹的，只不过他本人起初并不知道，直到回家后，妻子陈佩琪才告诉他这回事，也难怪是黄国昌的妻子提着皮箱，拿着钱去帮柯文哲“交保”，而且还做了柯文哲的“保人”。这次钱增加到了7000万新台币，柯文哲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弄钱，然后还称自己会首先把之前的3000万新台币还给黄国昌。柯文哲还提到自己要辞去民众党主席，至于说让谁代理，他本人仅仅表示请黄国昌帮忙。

“帮忙”和“代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至于说未来的民众党如何，那就是后话。对民众党而言，当下最关键的是要筹足“保费”，把柯文哲保出来。

根据台媒的报道称，民众党民代林国成透露：8位党团民代已经初步规划每人筹500万元，争取快速救出柯文哲。由于听说台北检方疑虑“保金”的来源拘束力，因此陈佩琪优先将她所有能领的钱先领出来，但具体还差多少需要再了解。

其次再来看另一项增加的处罚：“戴电子脚镣”。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首次听到这么一个词，其实这在岛内司法刑事判决中很常见。电子脚镣的硬体设备由个案配戴，台法务部所属单位则在后端设有监控系统，一旦发现信号异常，就会立即联系各地检署值班观护人处理。简而言之，电子脚镣是一种科技监控设备，是岛内用来监控犯罪者的工具。

若有违规或破坏设备电子脚镣，监控系统会发出讯息，并通知观护人等相关监控人员，让监控人员可适时警告违规的受监控人，或通知辖区警察。不过柯文哲在法庭上强调：自己不会跑。

电子脚镣是科技监管工具，主要使用的是锂电池，具有活性大、电容量高的特性，供电约14小时，若在24小时，须配戴情况下，受监控人只能定期坐在插座旁等充满电。对心脏异常者来说，配戴电子脚镣产生电波，有可能引发身体不适情况。像是电子脚镣配戴时间过长，皮肤长期与绑带接触，也可能瘀青、不适等现象产生。

柯文哲并非首名戴电子脚镣的政治人物，知名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案地下汇兑，先前被裁定收押1年多，新北法院准他以5千万新台币交保、佩戴“电子脚镣”，但郭哲敏“交保”期间电子脚镣告警达926次，岛内检方抗告后，新北法院经重开羁押庭，裁定郭哲敏保释金虽提高至1亿元新台币，仍须接受“电子监控”。

不过郭哲敏感到自己很冤，他的“电子脚镣”从没断电，他家就住在松山机场附近，只要定位或无线网不稳定，就会直接连到松山机场基地台，就算他在家里，“电子脚镣”信号也可能异常。

彰化竹塘乡长蔡硕任，因涉嫌太阳能光电弊案泄密，图利高达4.4亿元新台币遭起诉，彰化法院一度裁定他“交保”，但须配戴电子脚环，不得离开彰化县或靠近海边。不过，由于他以担任乡长需到外地办公为由，向法院申请解除科技监控，最终获法院裁准。

不过对于这番审理结果，台北检方还是不满意。12月30日下午5点，台北检方表示：他们还会继续依法提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预估还是会被岛内“高等法院”同意裁撤台北法院的判决，再次打回重审。

从再一次提告看，台北检方的目标似乎变得非常清晰，一定要把柯文哲送进去。事实上台北法院对柯文哲判定“交保走人”也有自己的道理，因为起诉书中的1500万新台币“受贿金”，柯文哲自己说不清楚，台北检方也说不清楚，这似乎成了一本糊涂账。

台湾“菱传媒”网站表示：京华城容积率、民众党政治献金两个争议案件，台北检方以收贿、图利、背信和公益侵占等“四大罪”起诉柯文哲，还具体求刑28年半。虽然起诉书洋洋洒洒写了几百页，但当中水分很高。其中的重中之重，还是关于沈庆京到底有没有付1500万元新台币给柯文哲。这个症结，对于未来的检辩攻防，将起关键作用。

在柯文哲被起诉的罪状里，和京华城容积率案相关的是收贿和图利罪，和政治献金案相关的则是背信和公益侵占。在政治献金的部分，台北检方之所以用“背信”和“公益侵占”来办，显然是基于刑期考量。

但回归到案件的本质，仍然离不开“政治献金”的处理。台北检方既然认定相关款项都是政治献金，那么又以成立基金会的“背信”或者“公益侵占”来起诉，这就不免产生了一些矛盾。而且政治人物成立基金会进行政治运作，其实是政坛多年运作的潜规则，这也是为何民众党记者会指控台北检方“双标”的原因。

比较严重的是收贿和图利罪。关于台北市政府能否给予京华城相当比例的容积奖励，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个争议点。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先略过不谈，聚焦在更为严重的收贿罪上。关于柯文哲收贿，台北检方的举证有二：一是分成7笔、每笔30万元新台币给民众党的政治献金；二是“小沈-1500”这个标记，台北检方说这意味着“沈庆京现金交付给柯文哲”的1500万元新台币。

这两笔金额也有轻重之分。之所以说起诉书“灌水”，很大一部分就是从210万新台币的“政治献金”而来。因为这7笔政治献金是合法申报、可公开查阅的，要将之归结到是贿款，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认定是贿款，这将意味着所有政治人物收取和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个人、公司政治献金，都可能存在风险。民进党当局为绿电开制度大门，绿电业者捐款给民进党，是否也有受贿之嫌？

所以最能巩固柯文哲有罪的，仍只有“小沈-1500”的1500万元新台币。很显然，台北检方也知道这是关键所在，因此很早就泄露给亲绿媒体人“带风向”。不过从起诉书可以看到，在长达4个月的羁押期里，台北检方的突破十分有限，并没有具体查到金流。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相关人等守口如瓶之故。而台北检方另起炉灶，将硬盘里和这笔资料并列的其他13笔资料逐一追查，最后查到了8笔“时间、金额、和人名”都一致，并由此推论这一笔资料确实就是“小沈（沈庆京）在不明时间和地点，交付现金1500万新台币给了柯文哲。”

只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来看，这样的推论还是过于轻率。而且起诉书也只记了14笔资料中的9笔，另有5笔并没交代。另一个重点是，检方查沈庆京的金流，他在某个时间段领出了1600万元新台币，然后11月1日柯文哲记了这笔账，就认定这1600万新台币就是付给柯文哲的贿款，也不无拼凑之嫌。把目前仍在海外未到案的柯文哲秘书许芷瑜当成“秘密账房”，也让人怀疑台北检方是因为没有她的供词，还是她确实是账房。

当然，这对柯文哲来说也是一个破绽。目前柯文哲的说法是“不知道这是谁记的”，也就是说自己是被栽赃的。但从其他证人的供词来看，多笔款项确实有交给柯文哲是事实，台北检方有这么大的“作假”能力？而许芷瑜的滞留海外未归，更给外界许多的想象空间。因此京华城里面的争议太多，台北检方和柯文哲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正确，因为最终台北法院只能判定“交保”，即使到了二审，依旧是“加钱交保走人”。

不过从柯文哲案的发展过程看，现在围绕这一案件，民众党和台北检方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峙。起初柯文哲被台北法院判定“交保”，凑足钱后，柯文哲离开监狱；随后台北检方再告，台北法院再审，然后柯文哲加钱“交保”，但台北检方还不满意，再次表示要抗告，这波操作直接把民众党气坏了，后者直接隔空抨击台北检方，双方隔空交锋的火药味非常浓。

民众党民代林国成表示，在庭审时柯文哲谈到父亲病情的时候，讲到都快哭了，为何台北检方还要苦苦相逼？以台湾人的人情来说，怎么会探望爸爸就会落跑呢？他也强调，面对北检这种不公不义、政治性办案，民众党会全力为柯文哲自由及捍卫清白努力。

柯文哲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坚决请辞民众党主席，甚至当庭承诺：“我不会假辞职”，这成功说服了法官相信他不会跟同案被告与证人接触，12月30日获准以7000万元新台币交保。不过这一幕让民众党再次认定台北检方是在布政治局，硬逼柯文哲辞职。黄国昌与黄珊珊等民众党民代把矛头对准台北检方，狂批他们“逼人”羁押、辞职2选1，“台北检方真正目的逼柯文哲辞党主席，布下不辞职就羁押的局。”

当民众党发出这一指责后，台北检方吓了一跳，立刻回击。除罕见在法庭上点名柯文哲有担当的话应把账目说明清楚，不要一直攻击检察官外，还针对民众党的“逼辞主席”指控，更罕见发声明反击。

不过双方的交锋并未结束，民众党的蔡壁如在接受台湾《上报》采访时透露：11月6日与12月初她二度被台北检方以证人身份约谈，检方当时讯问时间很长，都是问她对朱亚虎看法如何？甚至用过去小故事旁敲侧击柯文哲是怎样的人，总之就要她吐出“故事”。蔡壁如指控，台北检方根本查不到具体证据。

蔡壁如透露：自己在和台北检方斗法的过程中发现后者都会拿她与柯文哲的聊天软件对话来问，她想看自己的手机查证，却被阻挡。蔡壁如举例称：像是朱亚虎提到分7个人各捐了30万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朱亚虎又说传信息给三个人通知，一个是时任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的李文宗，一个是时任台北市府秘书长的张哲扬，另一个就是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件事，又被骂不能装傻。”

蔡壁如称，后来自己被允许拿手机检视是否有这段对话，结果根本找不到，台北检方却偷看她与朱亚虎的对话，要她解释为何2021年对话中出现：“我们会依法捐出”，但这件事根本和案情无关，因此问讯又停顿，后来她才想到是当初“新冠疫情”大暴发，当时她是民众党民代，朱亚虎只是帮忙捐助医护物资。蔡壁如表示：从以上经验，台北检察官已经带着先入为主的答案对待证人，用威胁跟很关心的方式夹杂套话。“我认为这个检察官就是疯了，没有确切证据只好用情绪勒索字眼！”

对于蔡壁如的这番透露，台北检方并未做回应，不过如果蔡壁如的这番描述是真的，再考虑到台湾政治对检察系统的影响，民众党和台北检方之间的斗法恐怕要变得非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