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仍存在一些活动空间。中美都不应当将这段时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视为“垃圾时间”，双方都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扩展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一面，争取不那么糟糕的走向和结局，避免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近期，中美都有人士认为两国关系已然进入“垃圾时间”，即双方无法采取有效举措改善中美关系。但这样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垃圾时间”常用于体育赛事，指比赛接近结束时，由于一方已经取得对手无法超越的领先优势，比赛结果基本已经确定，因此这段时间对比赛胜负不再有实质影响。

用这样的词形容中美关系，会带来一定的误解。中美关系极其复杂，并非体育赛事，且双方也并未进入毫无意义的“垃圾时间”。如果将这个词用于中美关系，即便原意是认为已经很难做什么来彻底改变中美关系，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指双方实力差距过大而不用做任何事情。持有这种逻辑和说法过于消极。例如，从短期看，有人认为美国大选尚未尘埃落定，在新总统没有宣誓就职之前，各方似乎都在观望，中美关系可能仍将处于当前的相对稳定期，想要取得积极改变却充满挑战。从长期看，有的认为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趋稳迹象，但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趋势难以改变，中美关系将进入较长时间的困难时期，能做的事情所剩无几。

近期，笔者前往华盛顿走访调研了一些智库，通过与美国学者交谈，意识到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在此大框架下仍存在一些活动空间。因此，中美都不应当将这段时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视为“垃圾时间”，双方都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扩展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一面，争取不那么糟糕的走向和结局，避免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2024年8月27日至28日，王毅主任在北京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战略沟通。

当前，华盛顿学界和战略界似乎正掀起新的对华政策辩论。但这场辩论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及2014、2015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而更像是美国政府换届期间，各方人士希望用各自思考影响下一届政府，尝试在战略竞争的框架下进一步“校准”美国对华政策。

辩论比较集中的是有关对华战略竞争的“终局”（endgame）问题，也就是美国到底想要什么。一部分人支持以杰克·沙利文、库尔特·坎贝尔等拜登政府官员所主张的“管理”（manage）对华战略竞争，另一部分人则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管理只是过程和手段，不是对华竞争应当追求的结果，“赢得”（winning）竞争才应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终局”。然而，针对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算赢得对华竞争，美国战略界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赢就意味着让中国无法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有人认为赢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甚至还有的人认为赢就意味着中国自身必须做出改变。

从这场辩论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很可能在美国大选结束后步入新阶段。如果说2014、2015年美国战略界只是思考对华接触失败之后应当采取何种对华战略，当前他们则在思考对华战略竞争究竟要实现何种目标，以及美国需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由此观之，当前美国战略界尚未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持不同观点者正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展开辩论。这意味着中美互动仍有能力在细节上塑造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在美国大选期间以及过渡期内，中美仍有一系列事项可以推进，以延续当前稳定态势，包括开展高层会晤、工作层沟通以及在禁毒、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务实进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国内仍可能热炒“中国干预选举”，或混淆正常的人文交流与所谓的“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这不利于美国民众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也不利于筑牢两国交往的民间基础。

明年1月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后，中美关系将迎来关键一年。虽然新总统就职后的更多精力将放在组建团队以及处理国内事务上，但如何尽快实现两国各层面的接触与沟通极为重要。

▲当地时间8月22日，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提名演讲，称将确保美国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竞赛。

如果哈里斯胜选，由于其相比拜登缺少对外政策经验，其政策倾向将来源于担任副总统期间参与外交事务的经历，其外交政策团队也可能部分启用拜登政府的原班人马。这意味着哈里斯至少在执政前一两年将大体延续拜登的政策方向，而随着执政时间增加，哈里斯还可能受到民主党左翼的影响而略微体现所谓的“孤立主义”倾向。

在对华议题上，哈里斯可能会更多倾听当前战略界辩论中关于“管理”对华竞争的声音。在哈里斯任内，美国政府会继续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对华竞争，继续在技术领域对华施压，人权问题可能会成为新的焦点。但同时，哈里斯也会清晰表达与中国开展有序竞争、谋求和平共存的愿景。在这种情境下，中美双方的博弈焦点将是如何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管理双边关系。

如果特朗普胜选，加之参议院很可能被共和党主导，特朗普在人事任命方面将更加随心所欲，当前要求“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一派很可能成为下一届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声音。有意思的是，与民主党左翼所追求的“孤立主义”类似，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也将体现出一定的战略收缩，只不过特朗普团队奉行的是看似更为强硬的“以实力求和平”，并希望通过快速结束乌克兰危机以将过于分散的资源聚焦“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发展。

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很可能不是2017年时的特朗普，而是2020年时的特朗普，中美关系将承受全面冲击。尤其在经贸领域，即便特朗普扬言的对华加征60%关税难以全面落实，他也仍将试图通过关税战的方式让中国屈服，并继续推动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减少对华依赖。更糟糕的是，由于特朗普对两国政府间的各项对话渠道不感兴趣，现有部分对话机制可能在特朗普任内停摆。在这种情境下，中美双方可能非常趋近于“零和博弈”，由于美国将赢得竞争作为首要目标，双边合作的氧气几乎耗尽。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议题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双边关系，有不少人还提出了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反思，比如在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展的时候，美国是否应当更多关注自身内部的治理问题？美国对外政策究竟是要干预主义多一点，还是采取适当的收缩主义？这些思考和辩论的结果也将最终折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上，而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如果中美能够保持对彼此理性务实的认知和期待，维持耐心稳定的沟通和交流，不断在看似不可能的缝隙中寻找空间，中美关系就远未进入“垃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