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供销社水屋子

生活无所谓新旧，只是一种流动，一种景致，被看到了，就要穷尽这种感受，写出其中深入到今天乃至今后时代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其实八家村原隶属于九份地村公所。也因此，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去供销社买货都要去九份地。那时候，家里缺东少西，都要去九份地。从八家到九分地供销社差不多有10里地，买点东西全靠步行。逢年过节去供销社买东西，就像赶集。而赶集又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产物了。乡亲都说：“好好学习吧，将来能考个站栏柜的（售货员）就行。”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属于国家职工，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的售货员的确让人羡慕。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叫马云龙，口算、心算、珠算都是远近闻名的，说话的声音好像也很有质感。一边算账，一边找零钱，一边还要照顾到每一位顾客，确实让人佩服。“二七一毛四，两毛找六分。”“六七四毛二，五毛找八分。”张口就来。

那时候古鲁板蒿西部除了九分地供销社，还有一个西湾子代销点，隶属于九份地供销社。八家村距离两地都差不多，因为九分地供销社的货比较全，八家人买货都到九份地供销社。

时间大约持续到八十年代末，随着八家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均消费情况，乡里决定把供销社放到八家村，选址就在八家村苗圃南面靠近赶牛道的西面划拨了一块约三亩的地方作为供销社用地。供销社前面有一条通往八份地到古鲁板蒿的大道，供销社的西边是于跃勇家，按老乡亲我应该叫大哥。供销社的房屋是全村最好的房子，能有五、六间房子那么大，是那种前脸用砖，东西山墙和后墙都是那种“一面青”，也是当时村子里最好的房子了。靠近赶牛道这面有一个小屋，是八份地刘福在那里，一边负责给供销社做饭，一边给供销社打更，刘福也属于供销社内部人员，原来在老供销社的时候负责收购一些鸡蛋、麻绳、骨头之类的农副产品。而售货员当时仍然是马云龙，直至后期从孤山子调一个冯利，后来又有八家村的宋建勋等都做过供销社的售货员。

八家村供销社门前那条马路是一条龙道，也是一个村子的灵魂。供销社以东是于跃涌、石俊忱、冯泮申、于跃有，这些都是村子里极其显赫，而又有身份的人。于跃有靠近村子的东头原来开配种站，开得是红红火火，远近闻名。过供销社前面的马路大部分人家都是第六生产队社员，老刘家、老冯家、老于家、老史家，而六队往前直到前营子，基本是第五生产队，当时队长为安世友，后来是杜发，居民户有老李家、老刘家、老康家、老陆家，还有几乎外来户，具体不详。而供销社对面，学校前后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七八队村民，以姓成河姓宋为主，成万才、成万方、成万富，成文焕、成文广、成文东，成文林、成文光、成文清、成文华，成水兵、成水才、成水龙。而宋姓家族有：宋军、宋坡、宋辉、宋好、宋青等，此外，还有李恩、李治等都属于七八队。

八家供销社基本分两个部分：靠近东边于跃有大哥家的那一面用来收购农副产品，当时管收购的好像是张振玉。靠近马路正中属于门市，门市门前有一个广场，用来停车还有演出等。门市的铁门是带转轴的，开关门以后，门会自动关闭。柜台是透明的玻璃柜子，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货物，柜台的后面是货架子，货架子上面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用的有草帽、针线、橡皮筋、松紧带、铅笔、学生本子、复写纸等，吃的有红砂糖、水果糖、饼干、白酒、布匹等。售货员站在货架子和柜台之间的空间卖货。有时候找零找不开，售货员会扔过一块糖球，无论大人小孩也都喜欢这种找零的方式。最西边的货物都是一些布匹类的，那时候的布匹都是些黑白斜纹什么的，用来做一些老布鞋外面和牵边用的，至于的卡布等一些高档布匹是很少有的。

我喜欢听扯布的声音，新布散发的味道也叫人亢奋。营业员用木尺比量，用划笔记号，用剪子在记号处剪一缺口，手按住缺口两侧，左手往里，右手拿尺往右使劲一靠，然后就听到“哧哧”的声音，一段布就撕裂开来。新布的味道闻了又闻，有着淡淡的棉花清香。

栏柜的中间是一些家庭常用的小商品，像什么扣子、顶针、针头线脑、烟酒糖茶等副食品和香皂、洗衣粉、雪花膏、手套等日常生活用品。靠近西边柜台拐角靠近后门的地方摆放一排大缸，有散酒、还有用来装大粒盐的敞口柜子。散酒一般都是农村办喜事用的。人们可以直接弄一个五斤桶、十斤桶，酒缸右上角的栏柜上还摆一些瓶装酒，一般都是叫来河为主，因为酒标上有一个套马的马倌，人们又管这种酒叫“套马杆”。散酒放在酒缸里，酒提子有半斤的，也有一斤的。“有钱没钱，都要过年。”“过年喝酒，天长地久。”我有个叔伯哥叫陆相林，平时给这家杀猪，那家宰羊，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每到过年有个10斤装的白塑料桶，满满一下，从腊月一直喝，能喝过正月。每次到供销社打完酒，总是先打开酒桶盖啁上一口：“啧——咂——哈——嗯——” 整个过程，令人陶醉，酒的好坏早已写在脸上……

那时候，八家村好多重要仪式都与供销社有关。比如男女订婚、结婚、回门等都要到供销社买上烟、酒、糖、果子，号称四盒礼，香烟一般一盒，糖也可多可少，而果子和酒一定是双数，即：酒两瓶，要瓶装，果子两包。果子一般是用草纸包的，一斤一包，包装成长方体，然后用牛皮绳子缠好。尤其是男方去看未过门的岳母娘，婶岳母娘，大爷岳母娘等，要计划好，买多少份，也叫认亲。也有不少因为省钱而少买的，或者临时增加亲戚，果子和酒不够的，那样有可能被挑礼。如果小伙子弱的，可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导致退婚。结婚之后，回门的程序，基本和认亲的程序差不多。碰到小姨子小舅子要给喜糖。遇到岳母娘或者岳父，要满酒、满茶，递烟、点烟，所有的开销物品基本都来自于供销社。

八家供销社还卖五金和农药。东面的货物有犁头、铁锨、二齿子、瓷瓶子、酒坛子、杆秤、水缸，鞭杆子、鞭绳、鞭哨儿、牛马套包子等很多过去牛马车所需要的物件。柜台上摆放着毛驴车、自行车的车圈、轮胎等五金配件。柜台上一般都有两个木制的大算盘，算盘子一般都是用线绳拴在柜台上，以免丢失。算盘是售货员必备的计算价款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计算器。柜台后面是一间货仓，里面有棉花、布匹等货物。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供销社居然卖农药，什么敌敌畏、敌百虫、甲胺磷等农药，不过，它们和盐、白酒、沙糖不放在一个地方。而是放在一进门右拐的水泥地的尽头。

供销社周围的大墙很高很宽很厚，墙根有很多老鼠、大眼贼等。收购农副产品有一个单另一个房间，直接通到后院，专门是用来收购甜草（甘草）、鸡蛋、骨头、牙膏皮等等。我应该算是一个挖甜草的好手，暑假的时候，大雨过后的沟坎子，会露出一些甜草，还有好多带嘎达的，不用挖，一拽，就是一根，很过瘾。当然也要注意山坎倒塌的危险。有一年兔子圈沟发大水，弟弟去拽甜草正好碰见沟坎子里面埋着一个人，只露着一个胳膊。弟弟吓坏了，赶紧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问我是不是在家，听弟弟的声音显然是被吓着了。好像那天是立秋，我正在家里吃秋膘呢。父亲听说兔子圈沟埋着人了，赶紧向大队汇报。大队的宋书记又派尹洪瑞到现场去看。“王明，乡里派来蹲点的王明。怪不得中午吃饭找不到他！”尹洪瑞又叫人把王明身上的钥匙摘下来，回到村里验明正身。因为大队要在那里要修一个吊漕，王明蹲的那个地方山坎下沉，算是工伤。

我们把挖回来的甜草浇一点水，埋到后院。攒到十斤八斤之后再到供销社去卖。我们把卖甜草的一元、两角、一角的纸币放在书本夹好保存，隔一段时间偷偷地看一看，好久好久都舍不得花掉。

供销社的斜对面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起初一直到初二。自从古鲁板蒿高中撤出以后，我们那个学校的初中部分，也转移到了古鲁板蒿，只剩下小学五个年级。教过我小学的校长和老师有冯有校长、高天祥校长、李秀峰校长，有冷万珍老师、李凤祥老师、宋素英老师、于凤芹老师、李亚学老师、孙华强老师，尹洪江老师……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哥哥读初二。记得那时候学校举行运动会，哥哥因为学习好，还坐在前排作为学生代表，哥哥的前面有一个和老师一样的白瓷缸，很是威武。运动会上，我们学校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李俊老师，杨家杖子家。可能李俊老师还有风湿症，六一前后还穿着棉裤。李俊老师的挑高水平比较高，虽然穿着棉裤跳，整个学校还是没有人出其右。

每年秋天，学校还组织捡庄稼，捡柴禾，打草。捡来的庄稼可以卖钱，作为自己班的班费，捡来的柴禾可以用来冬天的取暖，好像学校里还养了羊，打来的草可以用来喂羊。记得那时候我们班级的劳动委员是宋哲，个子高、力气大，每次老师布置的任务都是超额完成。老家的冬天很冷，靠学生捡来的柴禾显然不够用。后来学校又和大队协调，有学生的家庭，每家每户收苞米瓤子。那个时候虽然困难，温暖的冬天，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份温暖在里面，我们活得开心，过得快活……

供销社是八家村的中心，不仅是人们购物的天堂，还为农村看对象提供了一个不多的场所。我那年高中毕业以后，给我介绍对象的是徐文志（当时好像是村主任），按照老乡亲是要叫二哥的。徐二哥说是一位邻村的姑娘，并且约定了某一天某一日，我们在供销社见面，并一直嘱咐我收拾得好一点。为了显得重视，我还把平时不怎么戴的变色镜鼓捣出来了。说实在的，离开学校就没怎么戴眼镜，也不知道酷不酷。我到供销社的时候，女方的姑娘还有她家的亲戚早就到了。徐二哥给我指了指，并做了一个暗示。然后又唠了几句家常，之后就开始等待佳音了。“坏了，坏了，相华你今天不应该戴变色镜啊。人家说没看清你的长相，担心你的脸上有毛病。”下午的时候，徐二哥来到我们家，先是和父亲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又跟我说。父亲有点着急了，“他二哥，你说那咋整？”母亲也在一旁给徐二哥倒着茶水。徐二哥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说：“相华这小伙子咱们看没啥问题，我也跟她们解释了。毕竟婚姻大事，人家说，哪天要再看看……”

供销社的后面有一个水屋子。从时间顺序来讲，是先有的井屋子，后有的供销社，因为供销社的繁华，加上井屋子的变迁，人们就把井屋子给淡忘了。为了解决八家村的饮用水问题，村子多次与上级商定，最后在八家村供销社后面打了机井。记得刚开始打井的时候，我们八家学校的学生每个人还有团粘土团的任务，具体目的不详，是不是因为水太深，抽水机压力不够，有点像课本中的“乌鸦喝水”进行充填的意思，反正每个学生的任务不少，还要晾干交工。水屋子刚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看水的是八家村的宋志学，每家每户发水票。一大水桶顶六挑子水，一挑子水一个票。每天早上买水的人排成长队。有时候水管子在转换的过程中呲的满地都是，有时候还会呲到别人的身上。人们的叫喊声，水屋子的嗡嗡声，水桶的叮当碰撞声，偶尔也要人们的干架声……就像是一场“武戏”，在一座村庄上演，让人们记住那段峥嵘的岁月。

又过了好多年，乡里来了一个大肚子叫孟广海，主抓水里工程，为我们八家村搞起了自来水。吃自来水的日子也不容易，有的战线太远，地势太高，尤其是我们北山头，家家挖大坑，把水龙头放到大坑里。有的人家还偷偷地利用自来水种点菜，蒙上薄膜，无论如何，八家村从此彻底告别凭票吃水的年代，或是到老河直接取水做饭的日子了。又过了不长时间，八家村的冯斌又在水屋子那里开了一个加工厂。加工厂门口聚集了男男女女，他们说说笑笑的故事，也让我记忆犹新……那一年，我上高中，从火车站回来，正好路过加工厂，母亲也正在加工，有人和母亲说：“你看谁回来了，你们家的大学生回来了。”母亲笑着掩我入怀，好像我给他争了很多面子，我也不好意思地和母亲一起回家了。长那么大，很少见到母亲对我如此亲昵……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八家村终于实现了吃、穿、用完全摆脱纯手工式，作坊式的时代，供销社、水屋子、加工厂已成为那个年代的记忆，那个时代尽管艰苦，人们没有攀比，无比和谐，你向我家家借一茶碗盐，我向你家借一碗大酱，你给我递一颗烟，我给你倒一杯茶，八家村的故事正如电视剧《渴望》中唱的那样：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 亦幻 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

五、火车站小牧场

一声汽笛长鸣，“咣当、咣当”铁轨的震颤仿佛从地壳的深处而来。一列拥有巨大红色轮子的火车，拉着乌黑的煤炭，两侧吐着白雾，冒着黑烟轰隆隆地呼啸而过，不断有这样的火车开往远方。八家村通火车还是比较早的，记得小时候的火车头还是烧锅炉的那种，后面拉着几十节火车的材料，有从东北大兴安岭拉过来的木材，有从东北呼伦贝尔拉过来的煤炭。那时候村子里的房子也不高，人口也不多，我们站在家门口的窗台上就能看到那些火车从东边的山里出来，一直到结尾，多的时候有好几十节车厢。偶尔还能看到拉汽车，或者军用物资的，蜿蜒起伏，看到了车头，看不见车尾，看到了车尾，又看不到车头……八家村通火车，就像给偏僻的草原打开了一扇窗，敞开了一道门。

八家村的文化名人于跃源在他的《小站忆乡愁》里说：“地名，作为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是一种标识，是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记忆的传承和沿袭。”八家门前的“莲花山”火车站起初就叫“八家”火车站。莲花山火车站是京通铁路在敖汉旗境内设立的八个火车站之一。京通铁路是1972年10月开工建设，1977年12月铺轨通车。火车站是八家的“符号”。据说，1977年，京通铁路试运营时候，出了笑话。有一位华北的老太太坐火车去“八家”看出嫁的女儿，阴阳差错地坐到了敖汉旗古鲁板蒿的八家火车站。后来，热心铁路人又给老人免费办理一张返程票。为了避免重名，后来铁路局把“八家”火车站改为了“莲花山”火车站，延续至今。

莲花山曾是蒙古王府的祭山，俗称小罕山。莲花山位于八家村西二公里处的西湾子村二份地自然村。因为康熙皇帝为莲花山赐诗而闻名：“毕竟天然造化工，方能巧合古今同。喷云百尺穿岩石，瀑布千层点药丛。波涌白莲承晓露，溪浮绿盖动香风。经声似脱红尘外，泡影依稀宇宙中。”西湾子村从八家村析出以后，莲花山归属于西湾子，似乎南面有一部分归乌兰召管辖。然而，莲花山仍为八家人们心中的神山。

莲花山火车站后面一片空地，近些年已开发成水浇地。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荒地里有一条通往火车站的小道，小道的右面是宋家的坟地，显得阴森可怕。除了乘车、接站，一般人是很少光顾火车站的。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柴烧，有一次是由邻居大哥平瑞发起，决定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冬天，拿着书包去火车站偷煤。因为火车站地势高，站台上还有信号灯。而煤堆又在很显眼的站台边上，我们几个小孩就像火车游击队里面的英雄少年，需要匍匐前进。突然发现有个火车站家属院的女人上厕所往这面瞄了一眼，我们赶紧趴下，心脏砰砰砰直跳，大气也没敢出一点。直至那个女人走远，我们才开始行动。因为站台上没有任何隐秘，我们每人投了还不到一书包的煤，就赶紧跑下站台，又路过阴森害怕的坟地回家了。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去火车站偷煤。但是趁着周末到火车站边上捡破烂的时候还是有的，毕竟在我们心目中，火车站上班的职工肯定比我们农村人富裕。我们还很愿意闻火车站附近枕木那种松油或者沥青的味道。有一次，我好像和崔国华一起，每人捡到一个牙膏皮，说是供销社有收购，后来到了供销社，收购的人员说：“五厘，再攒一个再来卖吧，哈哈……”

那时候我们村的于跃才，也就是于跃源的哥哥，按老乡亲我叫四哥。于跃才很有本事，不但能够承包铁路两边的土地用来耕种，还能够承包铁路的工程，比如，清理铁路两边的石头，或者给铁路两侧的杨树剪枝。有一年暑假，于跃才找到了哥哥和我，还有一帮人，开始清理铁路的石头，把铁路两边的石头用筛子把土筛掉，然后再把石头进行还原，那活计可是不轻巧，纯粹的体力活，一天也就是清一两米吧，扒一米多少钱我忘记了，反正给铁路干活都不是现钱，到了一定期限，铁路的钱也不会差你。给杨树剪枝，稍微好一点，就像园林绿化工人一样，但是当时的剪子不行，一是剪子需要猫腰，二是剪刀不快，磨手，干活必须得戴手套。从八家火车站一直干到九分地那面。因为于跃才和我五大爷他们在一起搭伙种地，也因为有这种关系，于跃才又成了我哥哥的介绍人。后来，于跃才的表妹成了我的嫂子。

火车站的东南，汽车道以北，有一个山叫团山子。小的时候我和崔国华一起到那座山游玩过。有一次他看到一两个深浅不等，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柱洞。崔国华告诉我说：“这是康熙爷微服私访留下的马蹄印。”我半信半疑，“康熙是谁？你怎么知道？”崔国华他爸叫崔云，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有文化，他说听他爸说的。我那时候对崔国华有点崇拜。

从八家村坐毛驴车出来，过赶牛道有一个大渠，径直往前走，穿过火车道的一个涵洞，奔团山子的边上有一条道，向西南往前走便是汽车道。修火车道的同时，必须和它并行的有一条汽车道，也就是公路。沿着这条汽车道往西两公里左拐向南，是宋国和徐文志两家的树地。沿着两家的树地中间再往南，行进两公里处，接近安家胡同边界，有一片地，叫“小牧场”。小牧场是一块洼地，是我们四队的土地，除了庄稼长势好以外，周边的野草长势也好，被人们称为天然的“小牧场”。

“七月荞麦八月花，九月荞麦收到家。”荞麦也称为三角荞、乌麦、花荞，属蓼科荞麦属一年生草本作物荞麦的栽培比较简单。因为它的全生育期极短。可以在主作收获后，补种―熟荞麦，既增加复种指数，又便于与其他作物轮作换茬。每年六月的一场透雨过后，八家村民压完了河套小麦的青苗，薅完了大田的苞米，开始到小牧场的旱田种荞麦了。父亲在前面扶着犁杖开沟，母亲在后面点种子，哥哥扬粪，我负责牵着毛驴在后面打滚子、簸扫。“簸扫”的功能是把垄沟边上的土进行收拢，把种子埋好，滚子和簸扫连载一起，滚子在簸扫的后面，滚子的作用是为了把簸扫掩埋的种子压实。我认为农民伯伯这个使用上千年的农具足可以申请国家专利。播种大约一周的时间，荞麦开始发芽，小芽嫩嫩的，像调皮的小孩捉迷藏露出的小脑袋。褐红色的主茎上分出许多枝杈，枝上一片片卵状的叶子，一簇簇细碎的、粉红的花儿，迎着风在微笑。远望荞麦开花的田野，白茫茫的，如同秋霜，又好似冬雪。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每年暑假，我和哥哥有时候套上毛驴车，有时候步行，扛上锄头，戴上水，戴上饭到小牧场去耪荞麦。荞麦花是家乡一道靓丽的风景。耪荞麦的季节，正是荞麦花开放的季节，美丽的荞麦花吸引了许多蜜蜂来采蜜，雪白的荞麦花夹杂一丝丝泛绿，煞是好看。哥哥在前面一锄一锄的铲，我在后面步步紧跟，我还和哥哥学会了两顺撇，左边一锄，右边一锄。我那时候虽然上初中，但已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俗话说：“旱耪田，涝浇园。”耪荞麦是中午，越是出活，一大片地，我们哥俩一两天就收拾得赶紧利索。有一次，我哥俩还不到中午就已完活。哥哥和我扛着锄头开始走火车道。正好碰到卧铺餐车扔下了半个吃剩下的西瓜，还有饭盒，还有一个塑料的小勺子。哥哥先是用西瓜水把小勺洗“干净”，然后把里面的西瓜瓤用勺子薄薄地挂去一层，避免“传染”，剩下的用小勺又一层一层地挖下好多。

正午的太阳，我俩共享了别人吃剩下的半个西瓜，真实惬意极了。吃完了西瓜，我和哥哥又学着铁路工人的样子，半米一步，半米一步，吹着口哨，闻着枕木被太阳暴晒的那股浓浓的沥青味道，潇洒地回家了。

荞麦花开的季节，也是南方人到我们那里养蜂子的季节。他们南方人很精明。他们先是找到小牧场成片的荞面地，然后就开始安营扎寨，紧接着通过火车皮把蜂箱运到六道湾，又从六道湾货场毛驴车，把蜂箱运到八家的小牧场。然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们八家村的宋书记，可能几瓶蜂蜜的事情，就把自己放蜂子的底盘搞定了。他们这些蜂子，都是家养的，繁殖很快，每个蜂箱里只有一个蜂王。一个蜂箱放不下了，那些工蜂们就“抬”着蜂王飞出来，另找栖息地。其实蜂王是可以飞的，它在中间，被簇拥着，看起来像是被抬着，蜂群不分散，黑压压的一大团，发出嗡嗡的声音。放蜂子的人都是把脸遮得严严的，好像口中念念有词，一群工蜂就把蜂王抬进指定的蜂箱。蜂王是不干活的，每个蜂王有一种味道，工蜂采蜜回来靠着这种特殊的味道，都会找到各自的蜂箱。

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蜜蜂把蜜酿在了里面，其实是花朵里面固有的蜜汁。等工蜂出去采蜜了，养蜂人把蜂箱里的蜜弄到蜂桶里，然后再经过几道程序的加工，蜂蜜就出来了，如果工蜂个大，养蜂人两三天就会摇一次蜜。那时候，也有一些社员，为了搞到蜂蜜，挑着水上山，说给荞麦地打药，吓得那些养蜂子的人没办法，赶紧求和，一切都好商量，也就是一两瓶蜂蜜的事情了。放蜂子的人要吃水，我们村安发的父亲安文秀，和养蜂子的人联系拉水，一个月一结算，风雨无阻。后期，养蜂子的人越来越精明，那时候我们八家村有养大鹅的，几十块钱一个，养蜂子的人经常进村里收，那时候村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羽绒。那些养蜂子的人把大鹅吃了，剩下的鹅绒拿老家去卖。

“凡荞麦。五月耕。经三十五日。草烂得转并种，耕三遍。立秋前后皆十日内种之。假如耕地三遍，即三重着子。下两重子黑，上头一重子白，皆是白汁，满似如浓，即须收刈之。”《齐民要术・杂说》中详细记述了荞麦的耕作栽培技术，并特别强调适期收获。一到霜降前后，小牧场的荞麦开始收割了。因为荞麦茬不是很硬，我也经常和父亲们一起收割，一铺子、一铺子的放好，晾干，用马车拉回。因为荞麦的药用价值很高，加上荞麦皮枕头有助于人体睡眠，人们到加工厂加工荞麦，荞麦皮可以抵消加工费，是不用花钱的。

冬天的低温天气，蜜蜂就不大出来了。荞麦一收割，养蜂子的人一年的劳作也已结束。为了等火车皮把蜂子运回南方，火车道边上会有好多养蜂子的人在排队，为了防止雨水和霜冻，他们会在蜂箱上盖上苫布、稻草、毛毡等。如果今年收成不错，他们也会到村里看望领导，为明年的工作打招呼。一年四季在外面漂泊，他们冒着风雨，寒霜、酷暑、潮湿、黑暗，又开始辗转南方寻找新的蜂场去了……

六、八家村的变迁

岁月留痕，流年在花开花落间转身，陌路旁你随手撒播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什么样的花。若是仅仅喜欢莲花或雏菊，可绝不要播撒上牡丹之类的高贵品种。否则那于开花之日应该会是望花兴叹了。

八家村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和生存史，八家村的历史是八家村领导带领八家村民经历了无数次艰辛探索的革命史。从历史的角度看，八家村的发展史，也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一个缩影。八家村此前隶属于九份地管理区，区部在八份地。1959年10月1日，“撤区建队”，八级与白家店析出，正式成立八家大队。八家村的首任书记为皮文才，主任成万才。二任书记为李振芳，主任为成万才。因为时代的影响，当时古鲁板蒿公社已改为红卫公社，八家大队改为红炬大队，白家店大队改为黎明大队。当时村子里的人名也很有时代感，比如于向阳、于向东、宋永红（宋飞）等。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八家村也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因为1958年开始修建红山大坝，库区移民搬迁，八家村民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艰辛。

“世外千般好，不如老哈河川好。”八家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兼养牧业，有着万亩肥沃的河滩耕地，数千亩林地和牧场的“世外庄园”，也曾有康熙、乾隆皇帝云游至此。然而，因为红山水库的修建，先祖们选择的这块宝地瞬间化为汪洋大海，八家村的求生之路何去何从？一个村子的带头人很关键。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八家村民舍小家顾大家，挺起腰杆咬紧牙，有的靠投亲访友，有的在山头上搭起了窝棚，有的挖起了地印子。村民落脚后一边组织生产，一边插伙盖房子，基本用了三年的时间，人们都搬进了新盖的土平房。

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命根子”。解决了住处，只是生活的第一步。为了生存，失去土地的人们开始向荒山要地。各生产队赶着老牛拉上双铧犁采取歇人不歇着犁的办法，昼夜开垦山荒地，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片的草原牧场全部开光。由于过度开垦植被遭到破坏，土地沙化相当严重，春季播种，翻了一遍，又一遍，秋季亩产粮食只有四五十斤，劳动日值两三毛钱，有的生产队还出现了“倒算账”。吃帽高粱加野菜充饥的日子，我和父辈的人们都是共同度过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在当时八家何去何从的时候，新惠中学高材生宋国毕业后，响应国家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回到八家开始了他的农村建设事业。宋国，1946年4月10日出生，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古鲁板蒿乡八家村原党支部书记。1965年5月2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10月至1975年8月任八家大队“文革”主任、大队副主任。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任八家大队大队长、副书记。1975年8月至1996年7月任八家村党支部书记。古鲁板蒿镇光荣在党50年荣誉勋章获得者。对八家村的规划治理，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虽已退休多年，人们仍然尊称为“宋书记”。

“要想八家富，必须多种树；八家何时富？山川沟岔皆是树。”宋书记回忆说：“沙害是农业之敌，治理沙害刻不容缓。”1970年春，敖汉旗林业局派张国臣等三名同志来八家村视察，时任大队副主任的宋国配合他们干了半个多月，跑遍了八家大队所有的山山洼洼、沟沟岔岔。最后，他们把八家平川地规划了二十块网眼，秋天割完地又号召社员栽了79881珠大苗，网眼形成了红炬大队这块地上老祖宗从来没有干过的事情。网眼规划为大队后来水利化、机械系列化、科学种田等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宋国还去赤峰县东方红大队进行参观学习林业经验，到敖汉旗长胜乡榆树林子大队学习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经验。截止1993年，八家村实现了农田防风林带20条，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总造林面积达到13000亩，绿化占总面积的48%。生态平衡改变了当地的小气候，当年的沙地、山坡、沟壑到处是草木葱茏、郁郁葱葱，平展的田畴被绿色的海洋包围。

时任敖汉旗政协主席孙家理检查三北防护林时，来到了八家村，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你们有远见、有气魄，植树造林干得很好！”

“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宋书记回忆：我们当时建立提水点6个，用柴油机带动水泵，在水库边向坎上提水。与此同时，我们从未放弃申报在白沙洞修建扬水站，解决全大队耕地灌溉的问题。经过多年不间断地申请，我们的决心和斗志终于感动了上级领导。1996年白沙洞扬水站开工建设，土、石方由 “八家大队、西湾子大队、白家店半个大队” 共同承担。由于路途远，条件艰苦，吃住工地，每天烈日风吹雨淋，终于用多半年的时间完成白沙洞扬水站工程。1977年春天，开闸放水，浑浊的老哈河水流入了田野，土肥苗壮。从此，解决了八家村人民的吃饭问题，摘掉了二十年吃返销粮的帽子。

八家还是一个有着红色革命故事的村庄。1947年夏天，官家地区副区长杨秉明等区干部，来九份地村公所（八家村委会前身），开展土改工作，结果被管家地的一伙土匪给盯上了。30多个土匪，一人一骑，全副武装，而区干部七八个人，以马车代步，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跑不了啦！抓活的！” “叭”！正在这决定生死的关键时刻，前方飞来一颗子弹，打乱了土匪的节奏。区干部的马车很快来到大门前，并在主人的引导下，进入围子。而围子的主人就是八家村的老孙头孙玉坤。孙玉坤对区干部说：“根据我的判断，我这里并非久留之地。我得赶紧给你们想一个办法。于是孙玉坤就让区干部都换上家里工人的衣服。有的披着蓑衣，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揉着眼睛，三三两两地出门了。孙玉坤在后面“喊”：“他妈的都什么时间了，还不下地干活？”而不远处便传来了“嘚嘚”的马蹄声，还有人在喊：“八路军跑到孙家围子里去了，活捉孙玉坤，给孙玉坤点天灯。”土匪一边喊，一边就到了孙玉坤围子的大门口。而杨秉明他们这帮“演员”，就在土匪的眼皮底下扛着锄头，打着哈欠“溜走了”。

孙家围子兄弟两人，老大孙玉昆，在家经营土地。老弟孙玉璞在外教书，并秘密参加了革命。张玉昆也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这段担当民族大义，智救党的干部故事，不但为孙家人增加了光彩，也成了八家村宝贵精神财富。常有外乡人说：“八家孙玉坤，救过一车八路军。”为了纪念这段英雄的故事，八家村还在居委会门前修建红色革命红场。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通过白沙洞扬水点的工程建设，使得八家村告别了看天吃饭的日子，这是八家人民艰苦奋斗改变历史的一个飞跃。在创业的征途上带领乡亲们大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八家村以后的发展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5年8月15日，八家党支部召开支部委员会扩大会议，吸收党小组长、队长参加会议，研究了今后八家村生产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从本村实际出发，果断提出：“高筑坝，狠抓粮、严管林作为八家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高筑坝”就是趁红山水库低水位运行的有利时机，把生产战略向库区河滩地转移。为此，八家村设计一条长10700米（包括丁字坝），坝高2米，下宽15米，上宽3米能行车，总土方192600方，围田面积10000亩。当时是宋国任总指挥、尹洪瑞为副总指挥。每天全线出劳动力1000多人，几百辆小胶车。开工从秋天庄稼入场开始，我本人也是当时大会战的直接参与者。群众的汗水没有白流，八家村每口人分到坝里河套地五亩。一年可以种两茬地，上茬春季种小麦，下茬在中耕小麦的时顺便种吉林2号大豆，仅这一项收入1500多元。为了鼓舞士气，那年春节过后，八家村还从专门请了赤峰的戏班子，唱了七天大戏。

“狠抓粮”就是平川水浇地3000亩进行科学种、科学管、种“两杂一优”品种，达到优质、高产、高校，作为八家村的商品粮基地建设。记得我们是敖汉旗第一个推广机械覆膜玉米的试点单位，当时亩产量达1800斤。农业丰收了，为牧业提供草料，而牧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肥料。八家村又走出了一条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农牧结合良性循环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子。

“严管林”就是对村成幼林13000亩严加管理，防止畜毁人窃，使农业生产逐步走自然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生态型林业向经济型林业发展，使山耕地逐步实现退农还草。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87年，八家村被敖汉旗人民政府命名为“先进集体”，1993被中共敖汉旗党委评为“学小康、奔小康”先进党组织。此前，八家村的主要领导干部有宋国、成万才、李振芳、冯有、尹洪瑞、徐文志、安士友、冯泮俊等，此后又经历了冯斌、周海玉、宋志全、宋军、宋建全等，他们都曾为八家村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八家村从此成了许多外地姑娘向往的地方……

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打在每个人未来命运里的胎记。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是无法改变，就像每个人只有一个故乡，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一个人一生要走很远的路，走得太远，归途便成了一条永远无法回归的奢望，走得太远，我们只能站在一个远处，诉说自己的故乡。八家村位于古鲁板蒿西部15公里左右，全村共有2个自然村，除了八家以外，另外一个自然村就是八份地。虽然多年在外，我仍然记得八份地的一些人物：尹洪瑞、尹术贵、孔显孝、孙华新、孙华云、孙华义、孙建德、孙建友、杨文俊、陈文军、田文国、冷万珍、冷树广、冷树忠等，他们有的是社会的名流，有的是我的亲朋好友。

前些年，我有机会和老婆孩子回了一趟老家，时任八家村书记的支部书记周海玉，主任的宋建全，带我一起到坎下去看烟房。那正是我小时候和哥哥在一起玩水的地方。我站在北山头放眼望去，万亩良田，一碧千里。整齐的烟房，绿油油的烟地，正如老哈河岸边一个龙头，生龙活虎，露出勃勃的生机。河套地的经济作物有向日葵、胡萝卜、文冠果、有机小米，绿树繁花，层林锦绣。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八家老河套已经成为已成为参观、游览、消夏避暑的旅游胜地。蓝天、碧水、沙滩以及绿油油的塞北风光，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立体画卷。落日红霞、堤坝雄浑，八家人用巨笔勾画出一幅人间仙境。坝上的青年男女正在给田园浇水，机井房就在地头，水到头，一个电话就OK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电影《天仙配》中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八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术贵说：“在八家村几代村委会领导班子和八家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八家村取得许多骄傲的成绩。当前，我们八家村在古鲁板蒿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确保农民增产增收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素质，村民文化的整体提高。”尹术贵是我们的老同学，也是我们当年的老班长，对八家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委托大学生村官李玉雷给我发了好多的图片，其中有八家村革命红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服务大厅、草原书屋、党员活动室等功能设施一应俱全。如今，古鲁板蒿八家村已经进入了新时代……

如果说远方有诗还有梦想，那么文学将使我重返故乡。那些渐行渐远的经历，让我一次次成长。我虽然没有长成遮天蔽日的仰望，但我终是没有让自己倒下。人生的阅历让我们懂得更多，挫折让我们学会更加坚强。我们也将在岁月的无数搏击中，以一种平平淡淡的方式，消释我们那些渐行渐远的蹉跎。作为一个生在八家，长在八家，以八家牛羊为伴的“作家”，我将本能地把八家的地域文化视为文字的素材，我将“那些泥土上覆盖着的植被”当作自己文字的养分，无论是老哈河的咆哮，还是北山头的回望；无论是白橛子的传说，还是大粪场的故事；无论是供销社的记忆，还是火车站的乡愁……所有这些老家的记忆，都将化作我人生旅途的交响乐章。

离开家乡有三十多年了，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悲伤的小鸟，即使原路返回，也已找不到从前的自己。然而，无论我的路在何方，情归何处，我都不会忘记：有一个村庄叫八家，因为八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