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1950年代到1970年代间，北京新街口外的一个普通大院，居然住着一群中国电影史上耳熟能详的大明星。
这个院子叫豁口外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大院，里面的人生活都相当简朴，条件也挺艰苦的。
大院内住着不少电影人，有陈强、李林、王澍等知名演员。
大家挤在一个两层小楼里，每家都是单间，没有厨房和厕所，冬天经常结冰，生活条件确实不好。
但这些电影人并没有因为艰苦的生活而失去乐趣，反而在这样一个“电影人大院”里找到了更多的欢乐，共同的兴趣让他们的生活多了许多色彩。
于洋伯伯的家也住在这里，最早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宿舍楼，简单到只能说是“能住人”。
走廊很狭窄昏暗，做饭还要在走廊口上的蜂窝煤炉子完成。
即便如此，院里的人却各个都是开朗乐观，时不时在狭窄的走廊里碰头打趣。
于洋伯伯与我父亲的深厚情谊我父亲和于洋伯伯都是上世纪30年代生人，我父亲还比于伯伯大半岁。
两人都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过，早年间北方还不太安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碰头时满带笑容。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的友情就像电视剧里的老伙伴。
每次我父亲和于伯伯见面，总能听到他们爽朗的笑声。
于伯伯常跑我家来借相机，每次我父亲总是开玩笑：“你小子别弄坏了，不然我揍你！
”然后哈哈一乐，工作压力也都没有了。
还有一次，于洋伯伯急匆匆跑来借自行车，说是去开会。
这种急迫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同时也让人心生感动。
友情真的就是如此无处不在，他们的每次互动都充满温馨和真情，让人回忆起来总是笑着。
我的童年记忆：与于洋伯伯一家我和于伯伯的儿子于晓阳是同年级的同学，两家都很熟，自然而然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玩耍。
晓阳家住在前面那栋楼，我常常跑过去找他玩，每次见到于伯伯和杨静阿姨，他们都会关心我爸爸的情况，问我家里有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
文革期间，电影学院几乎瘫痪了，但北影开始慢慢恢复，周末院子里播放电影成了最大的期待。
有时候，晓阳还会给我一张电影票，电影小大人们眼里的奇观。
我们不管电影有没有上映，只要有票就高兴得不得了，盼着溜进放映厅看个痛快。
于伯伯的母亲，我们都叫她于奶奶，特别慈祥，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儿，常常拿出饼干糖果招待我们。
于奶奶对我们特别好，但最疼爱的是晓阳。
晓阳从小有哮喘病，每换季发作时，非常难受，看着实在不忍心。
马海德，这位享誉中国的美国医生，时常到于伯伯家走动，还会询问晓阳的病情。
小时候我见到马海德，觉得很新奇，一个外国人却讲着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总是面带微笑，很容易让人感到安心亲切。
文革时期，生活条件确实不好，再加上政治清算，大家都过得很压抑。
我父亲因为经历过两次公派到苏联学习电影，被冠上“间谍”的嫌疑，办公室和家都被抄了，差点还遭大会批斗。
后来，被下放到河北劳动，整个心情都跌到了谷底。
但电影还在继续拍摄，那段时间北影开始恢复拍摄了《火红的年代》，于伯伯又开始忙碌起来。
周末时候，院子里播放的电影成了大家的精神寄托，一票难求。
晓阳会时不时给我票，带我去看那些“内部片”，那种小心翼翼溜进去的刺激感，至今难忘。
每当看到父亲和于伯伯为了电影而忙碌的样子，我心中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复杂情感。
电影不仅是他们的事业，更是生活的希望和寄托，是支撑他们度过艰难时光的动力。
结尾回忆总是带有温情和复杂，有时苦涩多于甜蜜，但也正是这些回忆，构成了我们的生命。
他们那代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友情、亲情和对事业的热爱，让他们的世界同样富有美好。
于洋伯伯和那些电影人的精神也在今天被我们怀念和铭记。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那些特别的人和事，虽然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但他们所留下的足迹，却永远印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让我们记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帮助我们的朋友和每一段无法磨灭的温情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