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名字，一定会误以为我是个男孩子，其实我是个女孩。我家姐妹三个，我是家里最小的。

我的家乡在一个黄土高坡上，我们当地人把我们住的地方叫做西塬，站在我们塬边面朝北，我们市城区的全貌便会尽收眼底，一览无遗。

在我们村西约300米处，有一条南北方向宽广而弯曲的水泥路从我们村口经过，沿公路朝南约10公里的样儿就进了绵绵巍峨的秦岭山。朝北5公里的样儿就下了塬而进入我们市的城区。

其实，我们村的人，到我们市区或者是去省城，也都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们只要站在公路边上，一抬手，就会有过往的中巴、大巴“吱″地一声停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在我们村西是没有象如今这么一条宽广而平坦的水泥大路的，那时也有路，只是一条比其他地方的路稍宽一点的，但却是一条坑坑凹凹的沙土路，一下雨就会泥泞翻卷很难走。

而后来这条宽广的水泥路是改革开放后才修的，具体是那一年修的，我已记不准了。

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提说这条路，这是因为当年就是在这条路上，我的父母被队长他母亲以及三儿子打倒在地、满脸是血、半天爬不起来的凄惨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恍若昨日。

父母亲被毒打的这件事，应说是发生在1979年至1980年之间初秋的一天，准确是那年那月那一天，我已记不准了。我当时虽说不是8岁就是9岁，但因时间太久，所以记的不是太准。

在前面我已提到了，我家是姐妹三个，我是个女孩子，而我父亲却给我起了个男孩子的名字，聪明的读者一看便明白了我父亲当年是非常渴望我能是一个男孩子。

我父亲有这个想法，不是我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而是在我们这里的农村，家里如果没有男孩子，不仅会被人看不起，且还会被村邻四舍的人欺负。

我相信凡是生活在农村的人会赞同我的这一说法。

我父亲被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毒打的这一年还不到40岁，应说40岁左右是一个男人的黄金年龄，一般来说，人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都会变得成熟而稳重。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会让人知道怎样才能与人比较友好的相处。

然而，人的这一生，你不想惹事，你很想与人友好相处，但很多时候的很快事情不是由你一个人可以来决定的，有一句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应说是比较好的注释。

如果说我父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是他只有三个闺女，而没有一个儿子。我父亲虽没有儿子，但让我父亲骄傲的是我的大姐在1979年这年成为我们村惟一的一个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孩。

其实，也就是在我父亲和我母亲被队长三兄弟以及其母亲毒打的这一年，我母亲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我父亲希望我母亲怀的第4个孩子是个儿子。

当时，虽已提倡计划生育，但对计划生育抓的还不是很严，生了也就生了，不会有什么大额度的罚款一说。

读者朋友一定疑惑队长三兄弟以及其母亲当年何故会毒打我的父母呢？请大家别急，听我慢慢讲来。

如果您到过陕西渭南临渭区，一定听说过在我们当地有一句这样的说法，“东塬出官、西塬出砖。"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塬出了不少当官的，西塬上却出了不少开砖厂发了财的人。关于东塬上为什么会出了不少当官的，日后抽暇再和大家详聊，今天就不在这里赘述。

今天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西塬上为什么会出砖，这是我们西塬上有取之不竭的黄土，而这种黄土粘性又比较好，烧出来的砖瓦比较结实，且不易变形。这种情形符合明朝、冯梦笼《醒世恒言》第三卷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

在改革开放的前两年，我们大队的几个生产队在种好农作物的同时，各生产队都开有一家小型砖瓦厂，生产的砖瓦，主要供给市城区一些建筑工地上用。

而砖厂的收入主要是用来年底给社员分红。

话说1980年(或许是1981年)秋，我们村还没有散社，生产队的砖瓦厂还没有承包给私人，还属于体集的。

我们队这年秋在收割完秋季的高杆农作物后，队干部就决定将村西公路边西边的一片斜坡地修平，把多余的黄土，用架子车拉到村东的砖厂制砖，这样的好处是，一可以修坡地，二又可以不误砖厂的生产，做为农民的我父母自然也要参加这样的劳动了。

当时，还是暑假时间，父母亲希望我姐妹俩个日后能像我大姐一样考上大学，所以在暑假期间，不让我姐妹俩下地干什么农活，就在家里复习功课。

这年我二姐18岁，正在读高二。我9岁正在小学三年级。

我母亲在砖厂和一帮妇女晒砖杯，我父亲用架子车拉黄土。

我父亲每拉一车黄土，会从队长他母亲手里领一个牌子，最后按牌子的多少记工分。

无论是在砖厂大门口发牌子的，还是在晒砖坯场上以及出砖、装窑处记数的人，都是队干部的家属占了，但他们拿的工分却不低。

可令人感到气愤的是，队长她母亲那天总是不好好给我父亲的牌子，她说我父亲在偷懒，车内装的黄土没有装满，拉两车黄土才能领一个牌子。

我父亲明白这是队他母亲在有意找蒫，队长他母亲之所以找我父亲的差有两个原因。

一是队长还没有当队长之前，他母亲就在村里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不仅经常偷生产队的东西，亦会偷村民自留地里的瓜瓜菜菜。

我父母每年都会在自留地种一点青菜自己吃，如青辣椒，西红柿，南瓜等。

有一年夏季，我父亲发现我家菜地里种的南瓜有几个都已长到碗口大了，心想再让长几天，就可以摘了自己吃，或拉到集市卖掉。

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过了两天后，我父亲再到自留地摘南瓜时，却发现那几个大一点的南瓜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我父亲知道是被手长的人偷走了，也初步断定是队长他母亲偷的，我父亲心里虽很生气，但没有证据，也不好问人家，他明白贼没脏硬似钢的说法。

但我父亲相信，队长他母亲过几天还会偷的。

当时，我家种菜的那片自留地，只在地头种了一小片地的菜，其余的地都种的全是玉米，而玉米己长至一人多高，我父亲那几天就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悄悄躲进我家玉米地中间的一棵柿子树下，留神着菜地里的动静。

一般手脚长的人，都是在大家回家吃午饭这段时间，借地里没有什么人去别人家地里偷菜的，或偷掰别人自留地里快成熟的玉米棒的。

果不其然，队长他母亲这天又来到我菜地，警惕地四周瞅瞅，发现没有人就开始偷摘我家的青辣椒以及两个半大的南瓜，我父亲快步上前，有点不客气地说:

“王婶样呀！你怎么能总是这样呀！这南瓜还没有真正长大，你就这么把它摘回去不怕浪费吗……”

面对铁的证据，队长他母亲有点恼羞成怒，将已放进草笼里的南瓜拿出来摔在地上，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

尔后，气吭吭地拎着草笼走了。

我父亲面对这种不知羞耻的人，心里也很气愤，就大声对她说:“这次就放过你，下次再发现你我就拉你去大队评理了……”

当时，村民之间有了什么较大的矛盾，不会打电话报警，而是到大队部找村干部评理。

第二件事是，村长的二弟和我大姐同级不同班，我大姐考上了大学，而村长的二弟名落孙山，想回学校复读，但连学校的摸底考试这一关都没有过，人家学校不收。

因为当时对回学校复读的毕业生有名额限制。

为此，我父亲就成了村长他母亲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人了。

话说这天，队长他母亲为了找我父亲的蒫，硬是要我父亲拉两车黄土才给一个记工牌，我父亲气不过，就和队长他母亲吵了起来，气急了我父亲就提说起了队长他母亲偷我家自留地里南瓜一事。

队长他母亲的脸一时搁不住，就扑上来撕打我父亲，我父亲没有打对方，只是将她推开而已，但队长他母亲朝地上一躺，大哭大闹说我父亲打她……

队长的三弟来了，二弟以及队长本人也赶来了，三人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旁边的人，看我父亲究竟有没有动手打他母亲，就冲上来围殴我父亲，人至中年的我父亲怎么会是三个青年小伙子的对手，很快被三兄弟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不能动了。

尽管如此，三兄弟仍时不时上前再踢我父亲几脚，后在副队长等几个老人的劝说下，三兄弟才没有继续再毒打我父亲。

当时，正在场子上晒砖坯的我母亲听到我父亲被人打得不能动，就哭着跑过来找队长讲理，那知队长她母亲仗着有三个儿子站在一旁，就蓦地将我已有身孕的母亲推倒在地，我母亲溜产了，身下洇出了一滩血……

几个与我家关系不错的社员，就气愤将拉在车上的黄土倒在一边，分别将我母亲和我父亲抬上车送到镇卫生院抢救。

副队长怕出人命案，就从砖厂会计那里拿了几百块钱，让送我父母去镇卫生院的社员拿上交医疗费。

我和我二姐知道我父母被打的消息时，我父母已被人送到了镇卫生院。我和二姐哭着来到医院，躺在病床上的父母，看到我两姐妹哭得泣不成声，也直流泪，就安慰我姐妹俩不要哭，可父母越安慰，我姐妹俩却越哭得伤心……

姐妹俩无助的哭声，吸引了不少人围观，其中有三个19岁左右，身高都在一米柒之上衣着打扮不像农村孩子的男青年，还有一个女青年正在镇卫生院的院子里，用弹弓打树上的麻雀，听到我俩姐妹无助的哭声后，4名男女青年就围了过来。

没想到其中的一个胖胖的，绰号叫狗熊的青年是我二姐高中的同班同学，他的真名叫刘继良。

刘继良认出了我二姐。

不过此时的刘继良已不在学校上课了，他已退学在社会上开始混了。刘继良的户籍当时不在农村，他的父母是市里一家大型国营企业的双职工。

他的爷爷奶奶在老家农村，距我们村约4公里的样儿。他在初中时就因太调皮而被学校除了名，后他父母就送他回到农村老家，托关系让他到我们镇上的高中读书。

可不喜欢读书的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读了不满一年，就自已不来学校了，偶而会回到学校找几个昔日关系要好的男同学聊聊天。

他喜欢打架，喜欢争强斗狠，为此他赢得了一个“狗熊″的大名，整天领着十几个和他一样的青年人，专找打架有点名气的人挑战，用他的一身蛮力和不怕惹事的风格，成了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混混人物……

但他不会欺负老实的男同学，对班里学习优秀的男同学和女同学都很敬重，远远见了老同学都会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并会热情地来上一句:“老同学呀！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尽管吭气……″

话说刘继良看我二姐和我当时哭得那种伤心样儿，就凝重着脸上的表情，叫着我二姐的名字:“晓霞，咋地呢？”

我二姐一时泣不成声，不知咋说，站在旁边，也就是送我父母来镇卫生院的几个村民，就轻叹一声，对刘继良讲了我父母被队长几兄弟暴打的原因……

他听后，眼朝上一翻，对我二姐说:“不要哭了，这事我给你免费摆平了，别人有事找我还要给钱呢，给的少都不帮他呢……″

听他这么说，我二姐忙感激而抽泣着说:“继良呀，你的心意老同学我领，可你不敢去找他们的事，我明天去找我大姐回来到法院告他们呢……”

"好，”刘继良眨巴了眨几下眼，从腰里掏出几块零碎钱，又让同来的几个人将身上的零钱都掏出给他，然后放在我父亲的病床上，对我二姐说:“晓霞，这是老同学我的一点心意别嫌少，也别哭了，听你哭我这心里不舒服啊……″

说完，几个人转身走了。

这天晚上，我和我二姐通霄守在父母的病床前，看着医生给父母挂点滴，换药，测体温等……

父母还都算脱离了危险。

可我姐妹俩万万想到翌日太阳刚出来，就有和我家关系不错的村民，高兴地跑到镇卫生院。

说在昨晚后半夜，在我们村发生一件了大事件，有10多名戴着面罩的陌生青年，手持砍刀，冲进了队长他家，将队长一家人全砍倒在血泊中，随后赶到队长家的大队干部，看队长一家人伤势严重，就到公社打了电话叫了两辆救护车，将队长一家人送到市里大医院抢救去了，也打了电话报了警……

午饭时间，有辆警车来到镇卫生院，从车上下来了三个民警找我父母询问做了笔录，并询问值班的医生我父母咋晚有没有离开医院……

警察已断定我家与队长一家人被砍没有关联，后离开了。

我二姐以及在场的人，包括送我父母来镇卫生院的村民，没有人提说刘继良主动要为我父母讨公道的话，大家一致守口如瓶。

但我二姐心里已明白队长一家人是被谁砍伤的。这事儿，让我家人既感激又忐忑不安。

两天后，我父母都出院了，但队长一家人是在半个月才出的院，队长他母亲左手此后没有再抬起来，而队长本人右腿走路要拖着腿。他二弟，三弟各有一支手被砍断，但接在了一起……

1983年严打，刘继良身上因背的血案不少，被法院枪毙在草滩，我已上大一的二姐在提前一天，从省城赶了回来，和刘继良的家人一起掏钱雇车把他的尸体从刑场上拉回他老家安葬了。

送了一个花圈，花圈上有一幅对联，“你短暂的一生是好是坏我无权评说，只知你是我心中一部不少人都熟悉的《水浒》。”

我二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工作。多年后，我二姐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当我二姐获悉刘继良生前曾有一个儿子后，就想法托人找到了他的儿子。

一个长像挺帅，学习不错，但家境比较贫寒的小伙子，小伙子的母亲就是当年在家乡镇卫生院站在刘继良旁边的那个女青年……

我二姐给了那女子一张有50万元的银行卡，并告诉了密码，说:“日后还有什么困难打电话给我，但不要问我为什么帮你，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