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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良，这个名字在清朝官场里堪称传奇。

他的一生，起点并不低，结局也不差，甚至还带着些许的“荣光”。

可偏偏在这光鲜的外壳下，藏着一份让人啼笑皆非的履历身为74任直隶总督中最贪的一个，他却是贤良祠里唯一一个“贪官”。

这矛盾的身份，既让人愤怒，又让人觉得荒唐。

为什么一个劣迹斑斑的贪官，最后能名留祠堂？

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权力游戏与人性博弈？

一个“幸运”的无为者

桂良出身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是典型的“根正苗红”。

他的父亲玉德是嘉庆年间的闽浙总督，这让桂良一生都被罩在“贵族光环”下。

这位名门之后却并非天资聪颖之辈，甚至可以说是个“纨绔子弟”，书读得不多，才学更是平平。

但在清朝这样的血统社会，出身往往比能力更重要。

靠着捐纳入仕，他顺利当上礼部主事，仕途也因此一路平坦。

在这段时间里，桂良的表现中规中矩，没什么过人之处，却也没犯什么大错。

可以说，他是个“不出头也不出事”的典型官僚。

可命运的转折点总是来得很突然。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桂良的女儿被指婚给皇六子奕?。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平凡的地方官，而是皇亲国戚。

从“平庸”到“贪婪”的转变

如果说桂良前半生只是个无为的官僚，那么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了“算计”。

咸丰三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直隶，这片土地靠近京师，资源丰富，权力集中，向来是历代总督争相染指的“肥差”。

而桂良，则是把这个“肥差”吃得比谁都狠。

他最擅长的，是将卖官收钱这套游戏玩到极致。候补官员想要实职，得先掏银子；在任官员想保住顶戴，也得送钱。

桂良的“价目表”清清楚楚候补道员五千两、知府三千两、知州两千两、知县一千两，谁都不能少。

更离谱的是，他连布政使、按察使这些朝廷直接任命的高官，也得“意思意思”，动辄数千两银子。

据记载，仅这一项，桂良一年就能进账二十万两，这可是他合法收入的十几倍。

更别提年终考核时，那些官员们排着队“孝敬”的场景了。

有人感叹，桂良的贪婪简直就是“丧心病狂”，可在那个年代，谁又敢动他？

毕竟，他的女婿可是恭亲王奕。

清朝的官场，不乏贪官污吏，但桂良的“嚣张”却让人印象深刻。

早在咸丰年间，他的贪名就已经传遍朝野，可奇怪的是，无论是同僚还是御史，竟然没有人站出来弹劾他。

原因很简单桂良背后站着奕?，而奕?又是清朝权力的核心人物之一。

得罪桂良，等于得罪奕。

更何况，清朝的官场风气早已腐化，贪污几乎成了默认的规则。

既然大家心照不宣，又何必多生事端？

桂良的另一张“护身符”，是他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扮演的角色。

咸丰八年，他参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这些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在朝廷看来，他是“知外事、懂外交”的能臣。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他协助奕?签订了《北京条约》，并顺利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

这样的经历，不仅让他稳住了官位，还让他的仕途越走越高。

“贤良祠”里的讽刺

桂良的故事到这里，已经足够荒唐了。但更荒唐的，是他死后的待遇。

同治元年，78岁的桂良病逝。

他的葬礼规格极高，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傅，赐谥号“文端”，并将他列入贤良祠。

贤良祠，是清朝供奉历代名臣的地方，象征着忠诚、廉洁和贤能。

而桂良，一个贪名远扬的人，竟然也能跻身其中，成为清朝历史上的唯一一个“贪官贤良”。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桂良是慈禧太后和奕的“自己人”，他在辛酉政变中力挺两宫垂帘听政，帮慈禧除掉顾命八大臣。

这样的“功劳”，足以让朝廷忽略他生前的劣迹。

可问题在于，当桂良的牌位被摆进贤良祠时，他又该如何面对那些真正的贤臣？

有人说，这既是对历史的嘲弄，也是对清朝官场的真实写照。

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早已取代了道德与廉洁。

桂良的一生，像是一出荒诞剧。

他从一个平庸的贵族子弟，靠着裙带关系一步步爬上高位；从一个无为的官僚，变成了一个无耻的贪官；从一个贪名昭著之人，摇身一变成了“贤良祠”的供奉者。

他的经历，不仅揭示了清朝官场的腐败与荒唐，也让我们看到权力游戏中那些不堪的一面。

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而桂良，虽然不是胜利者，却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笑到了最后。

他的故事，或许能提醒我们时代变了，人心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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