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才高八斗、名留青史的文学大家，与司马光、苏轼等一众文坛巨擘相交甚笃。

他也是极具争议的改革家，两度拜相推行变法，试图力挽狂澜，却以失败落幕。

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来自江西临川的才子 —— 王安石。

天赋异禀，崭露头角

公元1021年，王安石诞生于江西临川的一个小官宦家庭。

他的父亲王益堪称学霸，23岁便考中进士，踏入仕途。

优良的家族基因赋予了王安石聪慧的天资，他自幼热爱读书，且拥有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非凡能力，宛如天才神童。

中学课本里我们学过的《伤仲永》，或许正是王安石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对天赋与成长的深刻思考。

成年后的王安石并未如方仲永那般泯然众人。

公元1042年，年仅21岁的他一举考中进士第四名。

原本王安石被考官列为榜首，却因试卷中的某句文字犯了忌讳，惹得宋仁宗不悦，最终与状元之位失之交臂。

考中进士后，王安石放弃了留在京城任职的机会，主动申请到地方担任知县。

这一任就是四年，在这四年间，他将地方治理得井然有序。凭借出色的政绩，此后他又相继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任职。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让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执政经验，也使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

初谏未纳，蛰伏待变

彼时的北宋王朝，内忧外患。

内部积贫积弱，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外部则饱受辽和西夏的侵扰，国势摇摇欲坠。

王安石虽不贪恋仕途高位，但内心一直渴望能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现状。

公元1058年，他向宋仁宗呈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书中，他言辞恳切地主张推行新政，革除旧弊，以实现富国强兵。

在位已久、求稳怕乱的宋仁宗，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轻易尝试变革，最终并未采纳王安石的主张。

这次挫折虽让王安石备受打击，但也为他日后的变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君臣携手，变法图强

公元1068年，宋神宗赵顼即位。

年轻的神宗血气方刚，满怀治国壮志，早闻王安石大名的他，即位不久便立即召见王安石，共商变法事宜。

一番深入交谈后，宋神宗与王安石这对志同道合的君臣搭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一场改变北宋命运的变革之旅。

公元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一场规模宏大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此时的王安石48岁，阅历丰富，雄心勃勃，终于迎来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不久之后，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陆续颁布实施，史称 “熙宁变法” 或“王安石变法” 。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在不增加百姓赋税负担的前提下，充实国库，增强国家实力。

随着变法的逐步推进，北宋国库收入实现了由亏转盈，甚至积累了可供朝廷 20 年财政支出的储备。

在军事上，“熙河开边”更是让北宋一举拓地千里，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从这些成果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变法遇阻，功亏一篑

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法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客观来讲，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偏差，甚至演变成扰民、损民、加重民众负担的行为。

以募役法为例，实施后百姓叫苦不迭。

就连担水、理发、茶饭之类的小买卖，若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部分商人甚至以死抗争。

保甲法推行时，民间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和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压力，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有的百姓甚至砍下自己的手臂。

其中，影响最大、效果最差的当属青苗法。

青苗法原本规定，在青黄不接时，以较低利息给农民贷款，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旨在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避免他们遭受高利贷的盘剥。

但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获取利息、增加官府收入，强行摊派贷款，一些并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也被强行要求借贷，官员们将借贷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利民政策反而成了扰民之举，既不合理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由于青苗法涉及广大底层农民，最终引发了民怨沸腾。

公元1072年，东明县甚至发生了1000多农民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件。

自新法实施以来，王安石几乎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当时许多朝廷中的贤臣也纷纷反对变法，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

变法的推行，使得王安石众叛亲离，昔日相交十几年的好友司马光与他反目成仇，针锋相对。

曾有师生情谊的欧阳修不惜丢官也要抵制新法，就连他一手拉扯成人并送上仕途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也与他意见相左。

其实，这些人并非完全反对变法，有些人只是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纠正变法中的错误。

但王安石性格倔强，毫不妥协，被人称为 “拗相公”。

他坚持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于变法中的偏差拒不纠正，还将所有对新法有意见的言论一概斥责为奸邪之论。

这使得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愈发紧张，变法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公元1074年，变法推行五年后，天下大旱，灾民流离失所。

有人借机将灾祸归咎于新法，大臣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图》，描绘百姓的困苦，抨击新法，并请求罢免王安石。

同时，宋神宗的祖母、母亲也纷纷指责王安石变法祸乱天下。

宋神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不过第二年，宋神宗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继续推行变法。

新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不断，反对者声势浩大，王安石复相后并未得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矛盾重重、分裂严重，新法的推行举步维艰。

一年后，心力交瘁的王安石又遭遇长子病故的沉重打击，身心遭受重创，于是辞去宰相职务，隐居江宁。

恩怨释怀，身后争议

文豪苏轼曾因上书指责新法而与王安石产生过节。

当苏轼突遭 “乌台诗案” 大祸时，已经隐居乡里的王安石却上书为他鸣不平。

离开了官场，摆脱了党派纷争，王安石与苏轼以文相知，一笑泯恩仇，成为好友。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势力上台，新法被全面废除，史称 “元祐更化”。在神宗去世的第二年，王安石也郁郁而终，享年 66 岁。

王安石变法40年后，北宋灭亡。

不少人认为新法加剧了社会矛盾，将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王安石。

这也导致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褒贬不一，分歧巨大。

从南宋到清朝，官方和史学界大多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南宋学者罗大经直接将王安石与秦桧并列；明代 “三才子” 之首的杨慎，不仅认为王安石是奸臣，更将其评为 “古今第一小人”。

直到近代，王安石的风评才有所好转，肯定他变法的人越来越多。

梁启超先生称王安石为 “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是百年难遇的英杰。

王安石一生，不讲究吃穿，不近女色，常年身着一件破衣衫，甚至不爱洗澡、不常洗脸。

苏洵曾描述他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黄庭坚评价他 “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乃一代伟人”。

自古以来，改革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无疑是砸人饭碗、断人财路，这也导致改革者大多难以善终。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固步自封往往只有死路一条。

王安石就像那个时代心怀理想的孤独行者，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而不悔。

他的变法虽存在自身的缺陷和问题，但其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激励着后人在追求进步与变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