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主动辞去了担任的所有党政职务，开始了退休生活，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这一天，女儿邓榕像往常一样来看望父亲。两个人聊着聊着，邓榕问出了一个她一直想问但没机会问的问题：“爸爸，您这一辈子，和谁的关系最好、最亲近啊？”邓小平听后，先是不假思索的说了三个字：“周总理。”之后，邓小平顿了一下，才开口说道：“除了总理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人，那就是你李伯伯和聂伯伯……”总理好理解，剩下两位伯伯指的是谁呢？邓小平又为何专门挑出他们三个人来说呢？

难忘的豆腐店周总理和邓小平之间的友谊，可以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1920年10月，16岁的邓小平离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踏上了前往欧洲的邮轮，经过多日的颠簸之后，总算抵达了法国马赛。两个月后，一门心思寻找救亡图存之路的周恩来，也和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张若名等人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号邮轮，抵达了上海。周恩来这一年22岁，经过对比、学习了诸多思想之后，觉得还是共产主义更能救中国，在1921年时经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次年参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候，周恩来同时还是党组织的宣传委员，负责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在周恩来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声很快就传出去了，也因此成功吸引到了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来法国主要是想学些工业，将来好回国“工业救国”，谁曾想法国人竟然这么现实，刚刚上了几个月的学，因为邓小平一时之间拿不出学费来，学校就直接勒令他退学了。没地方去的邓小平只好靠着打工赚钱维持生计，干了几个月下来，什么“工业救国”、“学些本事”的梦想全都抛到脑后去了。当然，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国家能好起来的，也正因此，后来主动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是组织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加入后不久就被分配到了《少年》编辑部里面，和周恩来一起工作。

问题是，经营组织也是要钱的，大家都是来勤工俭学的，钱本来就不多，现在经常搞活动，还得办刊物，经费根本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灵光一闪：“不如，我们一起在巴黎开一个豆腐店吧，让我们中国的美食在法国发扬光大！”说干就干，很快，“中华豆腐店”就风风火火的搞起来了。周恩来当时既是旅欧团的总支部书记，也是旅欧党的总支部书记，身上职责太多指挥不过来，所以豆腐店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邓小平。在邓小平的指挥下，成员们有的捡豆子，有的去泡豆子，然后有空的人轮流上阵磨豆子。因为大家时间有限，生产出来的豆腐都是限时限量的。这也就导致，“中华豆腐店”这豆腐虽然在巴黎卖的很好，但往往供不应求，每天豆腐一卖完立马就关门，绝对不会多耽搁。

互相扶持，相守相望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到了广东，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邓小平则在后来选择了前往苏联留学，直到1927年才毕业回国，在冯玉祥那边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又转进去了武汉、上海，并因此有了和周恩来重逢的机会。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邓小平则是中央秘书长，主要负责的是中央领导机关的日常事务。

也正因此，他们住的很近，周恩来住楼下，邓小平住楼上。当时的上海可并不太平，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员进行过多次大搜捕。为了保险起见，两个人都没少变换身份，比如邓小平一会儿是烟杂店老板，一会儿是古董店老板。经常把自己打扮成穿着长袍马褂，戴着一个礼帽的“士绅”。而周恩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开始留起了胡子，当起了“美髯公”。

两个人靠着机智勇敢，在特务满街的上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捕。没被敌人抓到过一次。这种共同经历过磨难产生的友谊无疑是十分坚固的，邓小平的能力也让周恩来很是认可。建国之后，周恩来开始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则是国务院副总理，两人互相配合着共同和谐工作了14年。周恩来病重后，更是一直力推邓小平担任自己的接班人。也正因此，对于邓小平而言，周恩来既是朋友，又是知己。“李伯伯”其人邓小平说的“李伯伯”，指的是李富春。

算起来，李富春也算得上是邓小平的“前辈”了，早在1919年10月就奔赴法国进行勤工俭学，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后，也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开始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十分巧合的是，李富春同样是《少年》的轮流编辑。当时，《少年》的编辑室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周恩来要忙党政工作，完全脱产，所以负责印刷的正是邓小平和李富春。因为邓小平没多少钱，年纪又小，为了方便便和李富春、蔡畅住一块，当时，这对夫妻俩一个叫邓小平“小弟弟”，一个叫他“小胖子”。工作不忙的时候，蔡畅会给邓小平等人下面条喝，邓小平很喜欢吃“蔡大姐”的面条，一吃就能吃上一大碗。

如果忙起来自然就没工夫吃了，只吃面包配白水，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连最起码的蔬菜都没有。也正是那段时间，让邓小平和李富春夫妇之间结下了十分深刻的情谊。一转眼到了1925年，李富春夫妇和邓小平依依惜别，踏上了前往苏联的道路，他们两人因此短暂分别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后，邓小平和李富春延续了当年的友谊，1933年时，邓小平因为坚持毛泽东路线，受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针对，以至于后来长征拟定名单时，他们甚至都没打算带上邓小平一起走。最终，还是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富春，特意把邓小平给添加到了转移名单中去，让他跟着部队进行了长征。

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在延安结婚，因为他们的结婚日正巧也是孔原和许明夫妇结婚的日子，所以毛主席夫妇，刘少奇夫妇，张闻天夫妇以及李富春夫妇等所有在延安的领导人都来了。当时，有一些同志童心未泯，开始“捉弄”新郎官，孔原被大家灌了一杯又一杯，闹到最后醉成了一摊烂泥。而邓小平虽然也是大家敬一杯就喝一杯，但他不管喝多少，就是“不会喝醉”，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邓小平是不是做到了“千杯不醉”的地步。一直在旁边默默“看戏”的张闻天，回家之后就跟妻子“揭发”了事情的真相：“李富春和邓发给邓小平搞了一瓶子装了白开水的酒，给他‘打掩护！’”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和邓小平一样都当上了副总理，搬到了中南海居住。

十分巧合的是，当时，邓小平家住在庆云堂三院，而李富春家就住在他们家前面的一院之中。多年老战友如今又成了邻居，两家人的关系自然亲热无比，经常互相串门。邓小平和李富春开完会后，经常会聚在一起打牌，打牌的时候还要记分。有时候今天没分出胜负来，就把分数记下来，等到明天接着打。1974年，邓小平重新获得启用后，回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去看望生了重病的李富春。可惜，虽然李富春得到了足够的治疗，终究还是在197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邓小平亲自为李富春主持了追悼会，并为他致了悼词。李富春虽然已经逝世，邓小平夫妇仍然时不时的去看望蔡畅大姐，1980年，蔡畅80大寿时，邓小平更是携全家祖孙四代一起去为蔡畅贺寿，邓小平本人甚至还专门给蔡畅送上了一束鲜花。

两家人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老乡见老乡邓小平说的“聂伯伯”，指的是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出生于1899年，比邓小平大了5岁。算起来的话，两个人还算的上的老乡，聂荣臻是四川江津人，邓小平则是四川广安人。聂荣臻和邓小平一样都有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他是在1919年年底，乘坐的法国邮轮“斯芬克斯”号去的法国马赛港。也正因此，当一年后邓小平乘坐“鸳特莱蓬”号抵达巴黎时，身为“先行者老乡”的聂荣臻当然得亲切接待了，专门为邓小平等后辈举行了欢迎仪式。

正是因为有着这层关系，当1927年邓小平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来到武汉时，直接就找上了“老前辈”聂荣臻，并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前往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接下来几年里，两个人兜兜转转先后进入了中央苏区，聂荣臻当上了红一军团政治委员，邓小平则由中央秘书长调到了红一军团担任宣传部长，两人因此有了两年多的共事机会。1936年时，正在甘肃庆阳工作的邓小平不慎感染了一场厉害异常的伤寒，接连几天一口饭吃不下去，陷入了深度昏迷之中，险些要了他的命。好在苍天有眼，不久之后张学良那边主动给我军送来了两大车的慰问品，其中就包括一些罐装的牛奶。聂荣臻知道此事后大喜过望，直接当场“抢牛奶”：“这些牛奶谁都不准用，全部给邓小平同志送过去！”最终，邓小平硬是靠着这一批珍贵的牛奶挺到了最后，康复了过来。

抗战爆发后，毛主席决定派聂荣臻前去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专门跟着聂荣臻跑了一趟五台县政府，帮着聂荣臻和阎锡山手下的山西第一行政公署主任兼五台县县长宋劭文进行了会谈，并告诉宋劭文：“总部马上就要南进了，以后聂荣臻同志将负责在本地区组建晋察冀军区，以后你就由他直接指挥。”没错，这个宋劭文正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而他也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叮嘱，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后来百团大战打响之后，聂荣臻和已经是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互相配合着打赢了很多的胜仗。

建国后，中央给了聂荣臻三个选择：“接替陈毅抓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接任彭真的北京市市长；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方面的工作。”聂荣臻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第一个，成为了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对我国国防科研的贡献自不必多说，可以说两弹一星事业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这方面，邓小平也对聂荣臻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比如，1961年时，聂荣臻主持拟定了《关于自然研究机构当前工作14条的意见草案》，邓小平不但予以赞同，还提供了极高的评价：“这是科学工作的宪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2代领导集体，聂荣臻仍然关注着国防科研方面的事业，并多次提出相关意见。他对改革开放也同样很支持，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聂荣臻先后听了三遍，甚至在自己的遗言之中还表示：“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讲话。”不管是周总理、李富春还是聂荣臻元帅，都是邓小平在留法时期的老朋友、老战友，他们的情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着实让人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