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6日晚，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接到了一封来自东北军的电报，电报全文很短，全文如下：

有日警入我哨线，向其诘问口号，不应，反向我开枪，经还击，毙日警二名。

这条短短的电文，引起了张作相的重视。他即可派人了解实情。

原来，10月6日晚9时，在龙井村阜宁胡同口，六七名朝鲜人未付钱就拿走了中国商贩杨福瑞的梨，双方遂发生口角。争执中，杨福瑞被打倒在地。一名过路的中国人将其救下，并抓住一名朝鲜人，准备将其押往商埠局。一名经过的中国警察正要进行处置时，十余名日本警察赶到事发地，将小贩与中国警察强行带至日本警察所。龙井村商埠局得知后，立即派翻译及督察前往交涉，中国小贩和警察才得以脱身。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当晚10时，驻龙井村的东北军第13旅第7团第1营第3连哨兵发现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向哨所急行而来。哨兵立即令其停止前进，并询问口令。对方不予理会，并向哨兵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见状立即卧倒还击。这时阜宁胡同又出现数名持枪日本警察，前后两批日警同时从南北两面夹击哨所。处于劣势的中国哨兵边还击边退入商会院内。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警察有两人被击毙，一人受重伤。

这件事让原本就在寻找借口扩大侵略的日本人看到了机会。

事发次日，日本驻间岛总领事冈田兼一通过电报向朝鲜总督和外务大臣报告了事件经过。并一口咬定是中国军人开枪在先。因此，他请求增派300名警察前去支援。

朝鲜总督斋藤实收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咸镜北道知事调集力量准备增援龙井村。10月7日下午3时15分，第一批完成集结的103名日本警察从朝鲜上三峰出发，前往图们江对岸的中国村庄开山屯。为阻止其继续前往龙井村，中国方面停发了从开山屯驶往龙井村的列车。日本警察遂以徒步方式继续前进，在10月8日中午11时30分到达龙井村并进驻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

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防止事态扩大，他下令警察与驻军撤去龙井村内的警戒，不得擅自出动。日本警察则趁势在村内的主要街巷、路口警戒，对过往行人进行检查。

此次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一直保持克制，但是日方却不断作出新的动作。除了朝鲜总督府向在延边的日本领事馆派出支援警察外，驻朝鲜日军也在边境地带动作频频。日本决定由驻朝鲜日军派出一个师团自会宁南下，在接近中国的边境地带开展军事演习，并在演习中使用飞机、毒气、坦克、枪炮等诸多新式武器。

这次事件发生前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刚刚决定派兵入关参加中原大战。10月9日，张学良在奉天隆重举行典礼，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次日，他又出席了东北军阅兵式。10月12日，即事发后的第五天，张学良将前述龙井村商埠局公电转往国民政府外交部。他在电报中重申，事发时是日本警察先开枪，中国士兵被迫还击，事件的责任应由日方承担。10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此事件向日本驻华代表重光葵提出抗议。不过，东北当局并不希望因国民政府插手而削弱自身的“地方外交权”。张作相称：“对于延吉此次之交涉案并无扩大范围之要求，由我吉林方面可以努力解决之，殊不必使就国府折冲致以后不易措手也。”

但是，事态并没有因为张学良的声明和国民政府的抗议得到缓和。事态继续恶化。日方步步紧逼。

10月19日，林久治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与张作相就龙井事件善后处置问题再度会面商谈。在这场持续四小时的会面中，日方认为中国东北当局应承担造成冲突的一切责任，并在今后的“治安问题”上向日方让步。这场针锋相对的讨论让张作相倍感压力。关于最终的解决方案，他表示：“愚意欲求圆满之方法，仍以遵守旧例，勿相侵凌为最善也。”

正当双方为处理方案僵持不下之际，日本外务省主动派书记官三浦武美于10月25日前往朝鲜与斋藤实沟通。三浦武美提出：“须由全局着眼，不可徒贪一局部的小利，致使对华外交更陷于棘手地步，实为不利，此时可以暂忍一时，等待机会成熟，再行寻隙进占不迟。”于是，日方改变谈判策略，为了缓和矛盾，决定不再扩大事态。经过谈判，龙井村事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1）东北军副连长李介臣因疏忽职务未在现场，予以降级；

（2）张书翰（中方谈判代表）到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表达“惋惜之意”;

（3）由延吉镇守使负责处罚相关责任人，处罚结果由张书翰口头通知冈田兼一；

（4）张书翰负责向两位身亡日警家属支付慰问金1万元，向负伤日警支付医药费200元。

至此，龙井事件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