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制体系中，提督一职所处境地颇为微妙。从品阶而言，提督位列从一品，被划归封疆大吏范畴。然而，在时人普遍认知里，尽管巡抚品秩稍逊于提督，但其地位却往往被视作高于提督，二者间仿佛存在一种隐性的隶属关系。
提督与巡抚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对此，御史主张应从制度维度切入，对这一关系进行系统梳理与精准剖析，以明晰二者关系的本质所在。
【品级并不能说明问题】
清初，各省提督品级呈现非统一状态，其品级高低依所加之都督衔或佥事衔而定，跨度自正一品至三品。至乾隆朝，朝廷革除这些非核心之加衔，明确规定各省提督品级统一为从一品，自此，此规定成为定制并延续。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文职与武职虽同设品级制度，但其品级所蕴含的价值存在显著差异。通常而言，于同等品级的前提下，文职官员在政治地位方面相较于武职官员更具优势。在各类政治待遇的相关规定与执行过程中，均会明确区分并标注文职与武职官员各自对应的品级。
以“大臣”这一官职称谓为例，在古代职官体系中，文官获此称谓需官居三品及以上，而武职则需达到二品及以上。再者，就朝珠佩戴规制而言，明确规定文官五品及以上、武官四品及以上方可佩戴。由此可见，在品级设定上，文职与武职大致相差一品，且同一品级下，文官地位通常高于武官。
在清朝职官体系中，加兵部侍郎衔的巡抚，其官阶为正二品；提督则位列从一品。虽从品级看，提督稍高于巡抚，但鉴于传统 “文高武低” 的等级划分准则，二者在职级地位上实际等同。因此，单纯的品级差异，并未使提督在地位上具备实质性优势。
在清朝绿营武官体系中，各省提督因职责范畴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类型。其中，江南、湖南、浙江三省所设提督为水陆提督，相较于单纯负责陆路或水路防务的提督，此类水陆提督地位更为尊崇。从行政级别与实际权力来看，水陆提督与巡抚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
【巡抚与提督的节制关系】
在清代军事体系中，各省绿营的统制模式主要涵盖节制与统辖两类。其中，统辖的概念相对明晰，意即直接管辖、兼任管辖之情形。例如，巡抚对于抚标进行统辖，或兼任城守营的管辖职责。凡处于统辖范畴内的绿营力量，均直接接受总督与巡抚的领导。
节制这一概念内涵颇为繁复。从历史官职设置来看，部分省份巡抚的头衔中带有“节制各镇”表述。此情形易引发一种误解，即有人会认为巡抚有权辖制全省绿营官兵，其中甚至涵盖绿营最高长官提督。
从专业层面剖析，节制这一概念，意指朝廷赋予巡抚这一高级官员，对其辖区内官兵实施掌控、巡查、督管以及调配等权力，此乃朝廷为巡抚所设定的一种层次较高的统驭模式。
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架构中，巡抚是否被朝廷赋予节制各镇之特权，需依据地域实际情况加以判定。通常而言，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依循既定规制，不被授予此等权力。在其辖区范围内，各级绿营官兵均统一归总督节制。例如，湖北、广东、福建及云南等省份的巡抚，便不具备这一特殊权力。
在清代地方行政架构中，与总督不在同一城的巡抚，其节制之权的赋予存在多种情形，或完全赋予，或部分赋予，抑或不予赋予。以江苏巡抚为例，其与两江总督驻地相异，然而其官衔中并未出现“节制各镇”的表述。此乃因江南提督的驻地与江苏省城苏州距离较近，故江苏巡抚未获节制之权，此即为不予赋予节制权的典型案例。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浙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份巡抚，其职掌在军事节制方面呈现半给之态。相较于其他高级军事职官，此类巡抚军事节制权限相对有限，仅能对总兵职级以下的副将、参将等武职行使节制权。而提督与总兵，并不直接受制于巡抚的调遣指挥。
在山西、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西等省份，巡抚执掌着完备的节制之权。究其缘由，盖因该五省未设提督一职，故而巡抚兼任提督衔，以此对本省各镇总兵及其以下官员进行节制。
从历史制度层面审视，未兼提督衔的巡抚，其在军事节制方面权限相对有限。在省级绿营体系中，各镇总兵的直接领导并非巡抚，而是提督。由此可见，提督与巡抚在军事职能上存在明确分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在一省军政事务的决策层面，唯有总督拥有最终决定权。这是因为，各省总督均被赋予了节制提督与总兵的权力，此权力赋予使总督在军政领域具备了核心决策地位。
【巡抚与提督的隐性关系】
经由上述阐述可知，巡抚与提督并非隶属关系。在具体军政事务的决策与执行层面，提督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更大的决策权，而巡抚在这方面所能施加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清初时期，各省提督之职，皆由异姓且建有功勋的贵族出任，此等官员皆享有较高等级的世爵与世职。于中原统一进程中，提督一职，或独掌军事指挥权，率部独立作战；或追随宗室将领，协同出征。从职任地位而言，提督相较巡抚，显著更为尊崇。
在历史长河中，各王朝普遍遵循“乱世尚武、治世崇文”的规律。清代初期，虽以骑射为标榜，彰显武力之重要。然而，当国家步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环境与需求发生转变，武职官员的政治地位渐趋式微，“重文轻武”的格局由此成型并稳固下来。
依据兵部所制定的考核机制，每间隔五年，便会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各级武职官员展开一次考核，这一考核制度被称作“军政”。“军政”与文官考核体系中的“大计”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明清时期完备的官员考核制度。
提督作为绿营体系中的最高军事长官，其直接隶属关系仅存在于总督与兵部之间。在军政考核这一关键环节，巡抚并无考核权限，致使巡抚在提督的考核评定方面影响力甚微。鉴于此，提督于职务层面无需忌惮巡抚，二者在行政关系上保持一种相对平和的表面态势，维持着形式上的和睦共处。
自乾隆朝起，清廷推出“年终密考”之制。此乃于三年大计这一常规考核体系外，另行施行的一种特殊考绩方式。其具体流程为：每至岁末，各省总督与巡抚需就辖区内全体文武官员的履职表现，以具折密奏的形式，向皇帝进行保密性的汇报。
年终密考制度确立后，提督的考核权限转归巡抚执掌，此情形犹如命脉被人掌控。于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秉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理念，凡获封疆大吏之职者，皆为皇帝亲自遴选。基于此，封疆大吏所呈建议，从统治策略与用人逻辑考量，皇帝自当予以采纳。
自彼时起，提督于巡抚面前，行事举止皆需谨小慎微，尽显恭顺谦卑之态。长此以往，提督在官场中的地位遭受审视，实则已渐沦为巡抚之附属。虽然单纯以上下级关系界定巡抚与提督之间的联系，并非精准无误，然而，就实际情形而言，二者关系确有几分如此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