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16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在山海关大战中惨败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和多尔衮的清军，被迫放弃北京，退守西安。
按理说李自成这时候应该重整兵马，联络张献忠一起抗清，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自成却派部将马科出兵四川，占领了川北重镇保宁（今四川省阆中市）。
张献忠无法容忍李自成这样的行为，当即命令李定国带领大军前去，攻下保宁。之后，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命令李定国继续进军，攻打李自成部将贺珍控制的陕西汉中。他自己则驻军广元，对李定国进行声援。
李定国这个时候却有点犹豫。他认为，赶走入川的李自成部队就可以了，没必要再攻打汉中，激化与李自成的矛盾。
可是君命难违，他又不敢违抗张献忠的命令，只好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贺珍听说李自成战败，自动撤出了汉中，李定国却不去占领汉中。后来贺珍回军，李定国一仗未打，退守保宁。因为这件事，张献忠还狠狠地责罚了李定国。
此事一出，张献忠和李自成就算是彻底决裂了。一个月后，李自成在陕西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被迫往河南、湖广转移。张献忠从此将与清军直接接触，这也为他后来死于清军之手埋下了伏笔。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至少在当时，张献忠还是比较风光的。为了把四川建设成为一个稳定的根据地，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开科取士、打击豪强、严肃军纪、保护商业等等。
唯一例外的是张献忠对待农业的政策。他在四川并没有按照土地和人口征收赋税，所有的收入一是来自于没收豪强，二是打粮。
所谓打粮，就是见粮食就拿，见家畜就抢。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都是极其不利的。张献忠在四川两年，大西政权却并不稳固，导致后来他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最终兵败身死，跟实行了这种没有远见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在张献忠在四川建国的同时，鉴于北京已经被李自成攻破，崇祯皇帝身死，明朝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
这种形势对张献忠稳定对四川的占领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当时，都城被破，皇帝身死，明朝在四川的地方官吏可以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张献忠的。现在弘光政权自封正统，这难免让一部分已经投降大西政权的明朝官吏内心产生了动摇。大西政权在川内采取的打击豪强和打粮政策，对这一部分人利益的损害又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开始暗中与南京弘光政权联络，蠢蠢欲动。
弘光政权自然不肯放弃这么好的攻取四川的机会，朱由崧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王应熊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专门负责进取四川。
樊一蘅和王应熊坐镇遵义，命令各路明军反扑四川。许多明朝将领一看机会来了，纷纷起兵占领四川各州县，如王祥占据綦江，杨展占据黎雅，马应试占据叙州（今四川省宜宾市），马乾占据内江。
除此之外，各地的武装叛乱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以至于大西政权所能控制的地方，仅剩下成都方圆百里的范围了。
这种日渐恶劣的形势严重消磨了张献忠的耐心。他认为这是四川的百姓故意与他为难，不肯当他的子民。
在一次上朝的时候，张献忠对大臣们说：“朕得蜀二年，蜀民恩之不附，威之不畏，屡抚屡叛，将若之何？我打算弃蜀去秦，一旦得到西安，那么中原必将为我所据。何况关中是我的老家，将领和兵士大多都是秦人。自古以来，强兵战马都产自于秦，要图大事，还得是陕西。朕从江南、湖广来到四川，这一路上所获得的金银财宝数不胜数，这些东西既不能毁掉，扔了又很可惜。朕打算把这些金银全部赏给川民，仍旧设官置吏，守卫此地，再命一员大将统兵镇守，朕亲提雄师，直取西安，一举两得，你们认为怎么样？”
张献忠这话可以说是毫无道理。他对四川的统治如此不稳固，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施政方针和理念出了问题，并不是四川人民故意跟他对着干。
选择在此时离开四川攻取陕西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清军已经逐渐稳固了对陕西的控制，哪是说拿下就能拿下的？
孙可望觉得这是劝说张献忠更改过激政策的大好机会，于是苦口婆心地说：“皇上考虑得如此周详，确实有夺取天下之大志。但是昔人有言，西川民殷国富，千里沃野，东连荆楚，北接汉沔，这里地势险要，实乃形胜之区，兴王之地。皇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此地，这乃是上天授予，天予之而人弃之，是为逆天。臣担心今日放弃它容易，来日再取，难如登天。说蜀民彪悍，不知恩威，乃是因为我们得到蜀地的时间还太短，还没能让蜀民感受到皇上的恩德。臣希望皇上能轻徭薄赋，以恩止杀，另颁新政，除旧布新。攻城略地乃是我等为将者之事，何必劳烦皇上御驾亲征呢？”
孙可望的建议无疑是非常中肯的，此时张献忠最需要做的，是立即纠正错误的施政政策，实行仁政，发展生产，壮大实力，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听完孙可望的上奏，张献忠沉吟了半天，并未表态。
左丞相汪兆龄很会察言观色，他看出张献忠对孙可望的提议并不感冒，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蜀民彪悍，此言臣早就奏明于皇上。皇上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得到此地，然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了皇上，并不是皇上负了蜀人。现在皇上打算弃蜀去秦，这本无可非议，但如今群雄并起，如何保证不会有人据蜀称王呢？东汉公孙述、宋初孟昶、元末明玉珍，这都是前车之鉴啊！如果派一员大将镇守蜀地，恐怕会给后日留下祸患。以臣愚见，不如将现在城中的居民尽数屠戮，其余道、府、州、县之民，另派大将前去剿杀。所有宫殿房屋，以火烧之，使之变成荒无人烟的千里赤地，然后再弃之去往他处。这样以后即使有人占据蜀地，也是有土无人，难以久据。等皇上收服中原，登基西安，然后再用别省之民充实蜀地，这才是制服彪悍之民的好办法。”
原本张献忠并不打算大开杀戒，他甚至还想把自己手中的金银财宝分给四川人民，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可汪兆麟早就摸清了张献忠性格上的弱点，那就是疑神疑鬼，害怕被人背叛，所以果断投其所好，想通过屠杀来消除张献忠内心的担忧。
果然，张献忠听完之后笑逐颜开，频频点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张献忠刚称帝的时候，本来有左右两个丞相，但汪兆龄深得张献忠的信任，政事皆由他做主。在汪兆龄的鼓动下，张献忠开始迷失自我，大开杀戒。
这年十一月，张献忠命令川内各府县将士子送到成都青羊宫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总数大约有五千人，史称青羊宫事件。
除此之外，他还按照汪兆麟的提议，派军队到各州县杀戮百姓。到最后，他甚至还发布了屠城成都的命令。
不可否认，张献忠在治川后期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就胡乱杀人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张献忠同志如果能得知后来历史发展的走向，估计会非常无语的。
清朝后来进军四川的过程中也杀了很多人，数量比张献忠杀的只多不少。但是后来清朝对四川的统治稳固了，清朝文人不敢对本朝有些许微词（清朝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谁敢？），加上张献忠又是泥腿子出身，只好把这些账全算在了张献忠头上，故而就有了“张献忠屠蜀”的说法。
比如清初文人毛奇龄在其所著《后鉴录》中就说，大西大顺三年（1646）正月，张献忠命令孙可望等四个义子分路屠杀全川，到五月返回成都复命，一共杀了多少人呢？
六亿九千九百多万。
我所知道的是，明朝后期，全国人口也就是六千多万。
更搞笑的是，这种明显是意淫的数字后来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官方正史《明史》里，在该书第309卷《张献忠传》里，说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众所周知，《明史》是二十四史里编写水平比较高、质量比较好的一部，出现这种记载的原因只有一个：《明史》是清朝人编修的。
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信了。
张献忠就这样背上了“屠蜀”的黑锅，而且一背就是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该到了纠正谬误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