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西蒙娜·德·波伏娃，往往离不开她和让-保尔·萨特的关系，他们是世界文坛一对颇具传奇色彩的终身伴侣，他们一生履行不结婚的协议，但彼此相伴到老。
这种关系对一个男人来说，或许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但对一个女人来说，恐怕就是一种人生的冒险了。
虽然在他们一生相伴期间，萨特曾有其他许多女人，但波伏娃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别的女人无法替代的。
波伏娃
波伏娃于1908年出生于巴黎，从小就聪明早慧、酷爱读书，但是性格有点孤僻，喜欢自己一个人独立思考。
少女时期的波伏娃就显露出极强的反抗精神，她拒绝大人们像对待其他孩子一样对待她。当她看到一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因过早接触成人书而自杀时，她愤愤地表示：“想到生活的真面目能扼杀某一种年龄的生命时，我竟产生了对理性主义的反感。”
波伏娃17岁进入大学，她选择攻读文学、哲学和数学学位。19岁时发出个人的“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而她在此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一直都在践行她所立下的个人宣言。
波伏娃似乎天生就是为读书而生，上课读书，走路读书，吃饭读书，甚至和人聊天时也在读书。为了通过考试，她压缩睡眠时间以及女生的梳妆打扮时间，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阅读。
在波伏娃21岁的时候，她同时拿下了文学、数学和拉丁语三个毕业证书。大学毕业后，她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并和同时参加考试的萨特一见钟情。
波伏娃和萨特
第一次见面，萨特对波伏娃的美丽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波伏娃“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他们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朋友。波伏娃后来评价他们的关系时说：“我和萨特的关系是我一生中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来，我们只有一次在就寝时是不和谐的。”
那时候萨特常常带她去豪华餐厅就餐，就在那些上流社会人士聚集的地方，萨特发现波伏娃居然穿着有破洞的袜子。他曾经试图要求波伏娃改变自己，但她十分坚定地拒绝屈服于任何社会规则。
当了中学教师之后，每逢周日和周四，波伏娃都会穿着一件旧裙子，一双草底帆布鞋，带着一个装有香蕉和松甜圆面包的果筐徒步出门旅行。
波伏娃有时候也会邀请萨特同行，但更多时候，她是一个人去徒步旅行，有时候她一天甚至能走40公里。
“美好的季节一来，海狸（萨特对波伏娃昵称）就抵抗不住树林和平原的诱惑，绿色对她来说是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 萨特欣赏、佩服并爱着这个女人。
行走，对也波伏娃来说不仅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她为小说搜集素材的办法。她不为旅途中的危险所吓倒，有时候枕着大地入睡，在松树下看书，用清水代替咖啡的渴望。
波伏娃的家境优越，但她没有被这种身份困住，而是竭尽所能地去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她专门去贫民区，去简陋的家庭式寄宿公寓，去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跟着流浪汉行走，透过半掩的门看妓女工作……
这些实际的体验和近距离的观察为她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写作成为她毕生追求的事业。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2006年在法国上映的一部纪录片《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就是讲的萨特和波伏娃的故事。
20世纪初的法国咖啡馆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是一个安静又文艺的场所。那个时候，男人们在咖啡馆里吵着怎样闹革命，而女人们在里面用身体换取金钱。
而波伏娃不同，她是潜伏在那里偷素材。咖啡馆里充斥着同性恋、吸毒者、黑人的爵士乐、无政府主义者跟保守派的辩论、带着白手套的美国女人与清洁女工抢生意。
画商们合起伙来骗一个叫毕加索的画家，穿着破洞睡衣的人偷看文学家写作，穷人们为了省灯油钱和取暖费在这儿睡上一天。
波伏娃为了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将咖啡馆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全然不顾别人扫射过来的异样目光。
每天，波伏娃和萨特在各自房间醒来后，就走向同一个咖啡馆，或待在曾是王尔德阵地的双叟咖啡馆，或坐在花神咖啡馆靠洗手间的固定座位上，从早上九点写到中午十二点，到别处吃好中饭回来，再继续写。写累了就跟朋友们聊天，直到晚上八点多。
波伏娃
波伏娃在日记里写道：“我坐在双叟咖啡馆里，眼睛盯着咖啡桌上的白纸，我感觉我的手指蠢蠢欲动，我需要写作，其实我想要写我自己，第一个升起的念头就是，作为女性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在1920年代左右，社会习俗对女人的禁锢仍很严重，到了晚上六点后，女人们是不被允许出门的，也不能公开亲吻，像波伏娃一个知识女性，混在流氓和妓女中间，自然让人们很不能理解。
但这一切对波伏娃来说并不能成为阻碍，她还要告诉女人们，妻子和母亲并不是女人天生的命运，她支持女人单身和自己选择堕胎的权利，并鼓吹女人应当有投票的权利。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波伏娃写出了奠定她文学史上地位的经典著作《第二性》，她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和女性神话等多方面来分析女性的处境，从农妇、女工、妓女、明星及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人群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
在书中，波伏瓦指出了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有自身处境的变化，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1949年，《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真正声名远扬，此书被誉为 "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被称为西方妇女人手一本的 "圣经 "。
波伏娃《第二性》
在这本书里，有许多全新的、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她说“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变成的。”“只要女人还想做女人，她的独立地位就会在她的身上引起自卑情结；反过来，她的女性特点使她怀疑自己的职业机会。”但她又提醒女人，这种自卑情结也有可能导致自卫的反应，从而致使权威的矫枉过正。
波伏娃在职业女性身上发现，她们乐于有一份工作，表明她们有这个能力，但实际上她们并不热衷于工作的内容。女人总是倾心于过分重视微小的失败和平常的成功。她们不断回头观看、衡量走过的路，这使得女人缺乏冲劲。她们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找到体面的职业，却无法实行伟大的行动。
当采访者问她，你如何向女人们介绍《第二性》时，波伏娃说，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可以，那你也可以。”
萨特对波伏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其他人希望对我解释时，他们把我附加到他们的世界中，这使我恼怒。萨特正好与他们相反，他试着把我放在我自己的系统中。他显然了解我的价值和计划。”波伏娃认为萨特完全符合她十五岁时渴求的梦中伴侣，因为他的存在，“我的爱好变得愈加强烈，和他在一起，我们能分享一切。”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处于自己思想上的迷茫期，因为她在思考我怎样才能把自己对独立的渴望和对另一个人的激情调和起来。当萨特背叛她时，她一度痛苦地思索自己和萨特之间这种无所束缚、各自独立的生活。她有时也会像一个充满妒忌的女人那样烦恼甚至哭泣，她不满自己对另一个人精神上的依赖。
除了波伏娃，萨特在不同时期有许多不同的异性友人，尽管波伏娃有时候很受伤，但她始终如他们最初在一起时所约定的那样，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和自由。
在二战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波伏娃每天要做很多家务，终日陷于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当她意识到自己写给萨特的信中都是在谈论吃喝时，她感到脸红。“我想重新成为一个有自身历史和未来的人。”她不想未来的岁月千篇一律地向灰暗的方向延伸。
波伏娃
1980年，被久病折磨的萨特先波伏娃一步走了。波伏娃本来已产生“封笔”的念头，但萨特的去世使她改变了这种想法，她想为萨特写一部传记，主要记录萨特后期10年的生活。
这10年是萨特的健康状况慢慢转坏的时期，在萨特视力遭受严重损坏的情况下，波伏娃以对谈的形式记下了萨特在后期关于哲学、文学、音乐绘画及政治、自由等的思想观点。
虽然健康状况不佳，萨特仍然热心社会事务，他抓紧时间，做他想做的一切工作，这其中，波伏娃对他的照顾和帮助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他们的感情比任何几十年夫妻关系的人更深入和持久，他们对彼此十分了解，一直心心相印。
1975年，在一次采访中，当问到他和波伏娃45年的关系时，萨特告诉记者：“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对波伏娃来说，这也不仅仅只是一般的伴侣关系，而是超越了通常意义的婚姻、友谊以及同居关系的更深层的一种关系，而达到真正的融合如一的一种境界。
波伏娃和萨特在旅行中
纵观波伏娃的一生，从叛逆的小女孩到具有成熟理智思想的学者、作家，她始终将人生置于一种不断地思考和质疑之中。她在15岁时就写到：“我一直向往做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归宿。”
她的归宿并不是一般女人所谓的家庭幸福，而是真正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将自身的潜力和智力发展到最大限度。
或许一个女人只有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才能更好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吧，但无论如何，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立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在波伏娃的回忆录中，她一再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不屈从任何别人。如她曾经的朋友加缪所说，“不管发生什么，保持你自己的快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