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刷到一个法律咨询的视频，一个男的问律师他想要离婚，要怎么做才可以多分一些财产，听到这里我还以为是他的妻子犯了什么错误。可听下去才知道，男生想要离婚仅仅是因为疫情时妻子失去了工作，在家做家庭主妇，虽然是个贤妻良母，但是没有办法给他事业和物质上的帮助，让他想要放弃掉这个妻子。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贤妻良母究竟是对还是错？
在咱们源远流长的文化语境里，“贤妻良母”曾是对女性至高无上的褒奖，承载着家庭和睦、子孙贤孝的美好期许。
往昔，邻里间夸赞哪家媳妇持家有道、相夫教子有方，一句“真是贤妻良母”便能让女子面上有光，家族倍感荣耀。
先秦两汉，那可是华夏文明的奠基时代，“贤妻良母”雏形初现，就已备受尊崇。
《诗经》里描绘的女子，或于田间辛勤劳作，“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操持家中农事，保障衣食无忧；或在闺阁精心纺织，“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为家人添衣置物，尽显勤勉之德。
这个时期，社会以农耕为本，女子主内，操持家务、生养子女、侍奉公婆，便是为家庭立下不世之功。
像东汉梁鸿之妻孟光，虽出身富贵，却愿与贫寒的梁鸿归隐山林，荆钗布裙，每日举案齐眉，将饭菜恭敬举至与眉齐平侍奉丈夫，此等恭顺贤德之举，传为千古佳话，成了时 人眼中贤妻典范，被争相效仿。
大唐盛世，国力昌盛，文化多元包容，“贤妻良母”形象愈发熠熠生辉，且被赋予更高层次内涵。
女性不仅要打理内务井井有条，还得有一定文化素养襄助子女学业。
长孙皇后便是绝佳楷模，她聪慧过人，常伴太宗身侧，于朝堂纷争时巧言劝谏，保君臣和睦；于后宫之中，以身作则，引领妃嫔温婉守礼，又悉心教导子女，李承乾、李治等皆受其熏陶，自幼熟读经史子集。
民间亦是如此，科举兴起，母凭子贵，家中主妇督导儿子苦读考取功名成风，“孟母三迁”式的贤母故事不断上演，督促学业、涵养品德，成为贤妻良母的关键职责，为家族荣耀倾尽全力。
两宋时期，理学兴起，给“贤妻良母”规范添上浓重一笔。
程朱理学倡导“三从四德”，女子守节、从夫等观念被强化到极致。
司马光在《家范》中详述女子言行准则，从起居侍奉到应对宾客，事无巨细皆有定规，贤妻需温柔敦厚、克己复礼，良母则要严苛教子，灌输忠孝节义。
李清照虽才情绝世，早期词作也不乏闺阁闲情、夫妻恩爱，后期历经家国变故，词风沉郁，亦有操持家族事务、守护文物典籍之举，彰显那个时代女性在困境中坚守贤妻良母本分，护家卫国的坚韧，即便才华横溢，仍以家庭为重，契合主流价值评判。
晚清时期，列强叩关，西学东渐如汹涌潮水，冲垮了古老华夏诸多传统堤岸，“贤妻良母”理念首当其冲。
随着传教士涌入、新式学堂开办，西方男女平等思想萌芽生长。
秋瑾等女权先锋振臂高呼，痛斥封建礼教束缚，“贤妻良母”在她们眼中成了禁锢女性自由的枷锁。
秋瑾身着男装，东渡日本求学，投身革命，她犀利批判旧时代女性困于家庭琐事，毫无自我发展空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在她看来，传统贤妻良母模式剥夺女性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权利，是造成女性柔弱、愚昧的根源，呼吁姐妹们打破樊篱，追求独立人格与职业理想，家庭不应是唯一归宿。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帝制崩塌，共和肇始，社会结构剧烈变动。
城市中工厂林立，女工群体崛起，经济独立初现曙光；学校教育普及，女生开始踏入知识殿堂，追求学术志向。
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刊载文章，讨论女性新角色定位，“贤妻良母”旧有范式显得格格不入。
新女性形象呼之欲出，剪短发、着洋装、出入职场，参与社交活动，她们组织妇女团体，宣传女权，抵制包办婚姻，昔日默默于厨房灶台、深闺庭院的贤妻良母模式，被视为封建落后象征，阻碍女性迈向新时代步伐，舆论风向渐转，质疑声浪此起彼伏。
五四运动烈火燎原，爱国热情与个性解放思潮交融碰撞。
女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抵制日货，演讲宣传新思想，与男同胞并肩抗争。
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倡导个性自由，主张女性挣脱家庭桎梏，拥有独立思考与生活能力。
“娜拉出走”成为热门话题，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毅然离开“玩偶之家”，象征女性告别传统贤妻良母角色，探寻自我价值，这股思潮席卷全国，无数年轻女性受感召，弃绝旧观念，追求教育、职业、婚姻自主，贤妻良母定位在激进思潮冲击下摇摇欲坠，城市知识阶层率先对其重新审视、大幅贬损。
民国乱世，城乡差异凸显，“贤妻良母”处境尴尬复杂。
大城市摩登繁华，霓虹灯闪烁，电影院、咖啡馆林立，新女性穿梭其中，追求时尚职业，女教师、女医生、女记者崭露头角，她们组建小家庭，夫妻平等分担家务，共同社交，传统贤妻良母式顺从、隐忍特质遭摒弃。
上海名媛唐瑛，才情出众，精通英法双语，活跃于社交舞台，自主经营时尚沙龙，兼顾家庭时亦要求丈夫尊重个人空间与事业追求，全然打破旧规，彼时舆论赞其独立优雅，反衬传统贤妻良母观念守旧。
而广大乡村，封建宗法根基深厚，“贤妻良母”仍是主流期许，却也悄然生变。
兵荒马乱、苛捐杂税致使男丁劳力锐减，许多农妇被迫挑起全家生计大梁，下田耕地、赶集卖货，从单纯家务迈向生产领域，虽仍肩负生育抚养子女、侍奉公婆重责，但经济角色转变，使其在家庭话语权渐升，对丈夫外出务工、参军决策有了参议权，不再是唯命是从的传统模样。
如华北乡村，“大脚媳妇”增多，她们干练持家，组织妇女互助纺织组，补贴家用，在乡村传统秩序里嵌入新元素，贤妻良母内涵悄然扩充，融入坚韧求生、经济担当特质，却也因背离纯粹传统定义，受乡绅耆老侧目，争议不断。
民国政府施政亦在这理念上摇摆不定。
一方面，新生活运动倡导传统道德回归，重拾礼义廉耻，对女性家庭美德有所强调，试图以“贤妻良母”稳定社会家庭单元；
另一方面，推行女子教育普及、职业培训计划，鼓励女性就业，矛盾政策反映社会转型期迷茫，民间对贤妻良母认知分歧加剧，守旧者视之为家庭根本，革新者斥之为进步阻碍，学界、媒体争论不休，家庭内部亦因观念差异频现矛盾，夫妻、婆媳间常为女性角色定位争执，这一古老赞誉词陷入空前尴尬泥沼。
新中国成立，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大规模走出家庭，投身工业建设、公共事业，从纺织女工到炼钢劳模，各行各业都有巾帼英姿。
“贤妻良母”看似被束之高阁，实则在时代熔炉里重塑。
单位表彰“五好家庭”，兼顾女性工作成就与家庭和睦，贤妻良母内涵融入爱岗敬业、夫妻互助、科学育儿等现代元素，家庭妇女操持后勤保障家人全力工作，亦受敬重，只是不再局限于厨房厅堂，而是拓展至支持国家建设层面，公私兼顾成为新准则。
改革开放春风拂来，经济腾飞，社会多元分化。
职场竞争白热化，女性追求职业晋升面临家庭羁绊难题，“贤妻良母”再度成为焦点。
一方面，商业广告、影视作品常渲染传统贤妻良母温情形象，推销家居用品、母婴产品时强化女性家庭照料者角色，似在召回旧观念；
另一方面，职场女性抱怨因家庭责任受限职业发展，网络舆论热议“丧偶式育儿”“家庭煮夫”，质疑传统分工不公，要求男性分担家务、育儿义务，此时贤妻良母若单纯指向女性牺牲奉献，便遭女权主义者批判为性别压迫工具，被贴上守旧标签，在家庭责任再分配争议中沦为贬义词，尤其在高知、职业女性群体中抵触情绪强烈。
当下流行文化更推波助澜，综艺节目里独立女性人设吸睛，单身女性购房、创业故事成热门话题，暗示女性无需依赖婚姻家庭定义自身；
而家庭伦理剧又常陷入婆媳矛盾、夫妻龃龉套路，贤妻良母式隐忍、迁就被批软弱，观众弹幕吐槽不断。
社交媒体上，年轻女性分享精致单身生活、环球旅行、自我提升经历，与传统贤妻良母平淡、奉献日常反差鲜明，褒贬之间，反映社会转型期家庭观念、性别平等追求的剧烈碰撞，这一古老词汇在新时代十字路口徘徊迷茫，等待新一轮诠释与定位。
从先秦古韵到当代喧嚣，“贤妻良母”如同一叶扁舟，在历史长河跌宕起伏。
它曾满载荣耀，领航家庭航船安稳前行，构筑社会基石；又历经风雨，被时代洪峰冲击得支离破碎，陷入贬损泥沼。
究其根源，在于社会变迁、思想革新的巨轮无情碾压旧有秩序，女性对平等、自由、自我实现的不懈追求，一次次挑战这传统标杆。
但咱们也该看到，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始终需要关爱、责任与温暖维系，贤妻良母蕴含的美好品质——善良、坚韧、包容等，不应被全盘否定，而是需剥离封建糟粕，融入现代精神，重塑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