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建立起皇权完全掌控一切的制度，设置军机处使得官员成为皇帝意志的转述人。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皇帝的决策失误难以得到有效的纠正，其错误被无限放大。同时，皇权的专制也使得人民被进一步奴役，失去了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专制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官场道德危机，官员贪污腐化、虐待百姓、欺骗误导、消极怠工和忽视民生。清朝后期，官场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从地方官员到中央大员，无不以敛财为目的。官员们不仅搜刮民脂民膏，还虐待百姓，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欺骗上级、误导民众，在工作中消极怠工，对民生问题更是漠不关心。这种官场道德危机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杀官灭口案等典型案例展现官场贪婪风气，且极为野蛮残酷。以清朝第一贪腐大案 “甘肃冒赈案” 为例，此案先后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各级官员 113 人，各级吏员共 170 余人，追缴赃银 281 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多省。在这个案件中，官员们上下勾结，虚报灾情，将捐监的银两中饱私囊。为了掩盖真相，他们甚至采用杀官灭口的手段，展现出官场贪婪风气的野蛮残酷。

书吏和差役权力膨胀，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虐待百姓，清朝政府无力整顿。书吏和差役在清代衙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虐待百姓。书吏虽然没有具体名位，却在衙门中负责草拟公牍、统计填报各种表册等工作。他们的报酬被称为 “工时银”，收入较低，因此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书吏们不但能索要陋规，还能当官员的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甚至影响着整个地方的行政走向。差役数量远远多于书吏，负责衙门里的各种杂务和治安工作。他们内部也有等级制度，上级差役除对下级差役的事务负责外，还要以垫付方式承担所在班内的日常公费，而这些费用将在办事过程中收取的规费中扣除。书吏和差役的权力膨胀，使得清朝政府无力整顿，进一步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动荡。

清朝大兴文字狱，八股文僵化，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文字狱使得文人不务实际，不知世事。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龚自珍的名言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正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败坏了官场风气，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八股文的僵化也使得文人思想受限。八股文强调格式和内容，考生在写作时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进行，限制了思维的发展和创造性。八股文过分强调形式和教条，导致考生忽视实际问题，无法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八股文选拔的官员多为应试高手，却缺乏实际能力和政治素养，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八股文强调背诵和模仿，使得考生无法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导致文化发展停滞不前。为了应对科举考试，考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背诵八股文，给他们的身心带来极大压力。八股文教育使得学校只重视考试技巧，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培养，破坏了教育的初衷。八股文考试制度使得出身贫寒的人难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加剧了社会不公。八股文选拔的官员缺乏改革意识和创新能力，导致国家和社会发展缓慢。

清朝实行愚民政策，人民麻木无比。在这种思想文化环境下，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义和团运动后部分地区五年内不准科举，1905 年科举制度彻底废除。

清朝后期，社会动荡不安，义和团运动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稳定局势，部分地区在义和团运动后五年内不准举行科举考试。这一举措使得许多读书人失去了晋升的途径，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 年，清政府宣布自 1906 年起废除科举考试以及相关教育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新式学堂。自隋朝以来实行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画上句号。

断了乡绅进阶官僚之路，维护清王朝的力量减少。

科举制度的废除，断了乡绅进阶官僚之路。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是政府和地方社区的协调者，也是基层公共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科举制度是乡绅晋升的重要途径，废除科举打乱了这个晋升机制，读书人只有在城市中获得现代教育才能到达高位。

对于仍留在农村地区的士绅而言，他们不再面临当地政府官员的监督，所以产生了贪污的动机。尤其在曾经晋升前景更好的地区，废除科举前作恶的机会成本更高，科举废除后，贪腐、攫取民众的程度同样会更严重，激起的反抗也会更强烈。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 “县政绅治” 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战争、天灾等原因导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

清朝后期，战争频繁爆发，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同时，天灾不断，如旱灾、水灾等，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减少。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这场战事持续九年，波及中原和西北五个省份。为了平乱，清政府共耗费 1.5 亿两，年均 1666 万两，户部的盈余从乱前的近 7000 万两持续下滑，到了 1801 年已不足 1700 万两。可以说一场内地的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挖空了康乾盛世积攒下来的家底。

税收制度苛刻，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

清朝税收制度具有强制性与无偿性等特点，如果百姓拒绝缴纳税务，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而税收一旦上交给国家，就与个人没有关系，更不会返还或者给予百姓报酬。清朝初期，在税收制度上，继续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制度，而细化到具体的税收方式上，包括田税、丁税、工商税等等。田税源于夏朝，但是在征税的方式上已经发生了巨变，它不收田地间产生的粮食，而是直接征收银两，换算原则为每石粮食对应的价值。而土地本身也根据地质好坏分为了上中下三等，征收的比例也是由高到低。丁税即秦朝时的人头税，清朝初期，人头税较重，且每年不断增加，有些地方甚至到了每人八九两的程度，令许多百姓承担不起，缴税之后，更是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明清以来商业资本发展，全国市场形成，近代工商业与海外贸易成长。

清朝晚期深受西方思想影响且提倡商业，自从中世纪以来，中国就逐渐意识到商人和商业的重要性，这一趋势并在 19 世纪前期达到顶峰。从 18 世纪过渡到 19 世纪，有关官商关系的思想发展，既有连续也有断裂。鸦片战争后，列强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洋纱取代土纱，使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 “纺” 与 “织” 分离；随后，洋布输入，取代土布，使中国农家的 “织” 与 “耕” 分离。列强大量收购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使中国部分农副产品（如丝、茶）日趋商品化。这些变化为近代工商业与海外贸易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中国金融、航运、进出口等行业，虽使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带来经济安全和疆域主权问题。

帝国主义列强清末时对于中国的经济蚕食十分严重。他们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清朝本来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列强通过战争等方式，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江沿海等城市作为的口岸，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他们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关税主权的沦丧源自《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在华进出口货物税率，中国须同英国商定。他们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迅速发展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他们还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开办工厂，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垄断；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以还赔款；以外债要挟，清政府被迫以关税、盐税担保，列强通过控制这两项税收，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在中国设立银行，操纵中国外汇、经办对华贷款、投资开设厂矿、发行纸币，形成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垄断地位；控制中国近代的交通运输业，铁路和航运业大都被外资公司所控制；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原料，并向中国大量倾销工业品，利用剪刀差进行剥削。

中国民间资本活跃，投入多个行业，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19 世纪后期清朝实行洋务运动，清朝廷开始垄断经济，实行官办企业。从 1872 到 1895 年，在清末的现代企业之中，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占到 64.56%；私人企业占 37.01%；中外合资企业占 2.43%。这一状况直到 1895 年都没有太大改变。虽然咸丰同治年间一直实行漕粮海运，但并没有为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留下任何空间。1873 年成立的旨在与外国航运势力竞争的轮船招商局是唯一一个名义上的私人企业。中国民间资本活跃，投入多个行业，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政治原因：

皇权专制：清朝实行严格的皇权专制制度，皇帝对国家事务拥有绝对控制权。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容易产生盲目自信，认为国家无敌于天下，无需与外界交流。

防范外患：清朝初年，西方列强已开始对外扩张，统治者担心外国势力入侵，威胁统治地位。因此，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试图通过隔绝外界来维护国家稳定。

经济原因：

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清朝时期，中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使统治者认为国家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

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清朝初期，对外贸易主要以丝绸、瓷器等商品为主。但随着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他们的商品逐渐充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传统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为保护国内产业，清朝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文化原因：

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儒家文化强调 “和为贵”，主张 “礼义廉耻”，使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抱有排斥心理。他们认为外来文化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家稳定。

科举制度的束缚：清朝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士人阶层过于重视文学修养，忽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无法认识到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性，反而加强对外交流的限制。

闭关锁国政策的具体表现为：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不许擅自出海；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开放四个港口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下令只开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关闭了其他港口，并规定由政府特许的 “广州十三行” 统一经营管理贸易，对出口的商品种类和出海船只的载重量作出严格限制。

闭关锁国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积极影响：一定程度上对外来侵略有某种民族自卫作用，保护了封建自然经济。

消极影响：

严重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影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了经济技术的落后，导致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政策，违背历史发展潮流，致使清朝脱离世界潮流，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倒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上逐渐落伍，这也是中国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

清政府对军事发展不用心，禁止一些武器发明和使用，仍用冷兵器。

清朝统治者对军事发展缺乏重视，尤其是对火器的研发和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火器作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曾在历史上领先世界。然而，清朝在初期凭借刀马骑兵打下江山后，对火器采取了禁止使用的命令。康熙时期，虽曾重视火药，但因惧怕其对清王朝的威胁，加强了管制，仅允许满人使用。雍正和乾隆延续了这一政策，导致火药在研发上止步不前。例如，当时的火器在使用上存在上弹慢、易卡膛等问题，而康熙认为满人靠骑兵就能打下天下，对火器的发展不以为意。这种自负使得清朝在与西方列强对战时，仍使用刀剑等冷兵器，处于极大的劣势。

此外，清朝在武器技术上实行保密政策，政府对技术严防死守，绝不外传。皇帝为防止内乱和起义，掌握着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其他人则无法接触。在清朝军队中，满人和汉人使用的武器不同，八旗军配备更先进的燧发枪，绿营军则使用明朝时的鸟铳。这种做法虽保持了满人的武力优势，但在对外作战时，主力恰恰是装备差的绿营军。

晚清时期，军事技术不仅落后，旧式武器制造工艺也存在严重问题。皇帝对武器生产进行严格把控，经费脱离实际，导致偷工减料现象严重。如 1835 年广东为加固虎门防御铸造的 40 门大炮，试炮时有 10 门当场炸裂，5 门不能使用，其余大炮合格率也难以保证。火药方面同样如此，爆炸威力小，无法达到大范围杀伤效果。这些都是清政府长期抑制军事发展所造成的后果。

为慈禧太后过寿，放弃为北洋舰队添置船只。

1894 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 60 大寿。朝廷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庆典处，筹备祝寿活动。朝廷拨出 3000 万两白银的专款，还想修建颐和园作为慈禧太后颐养天年的处所。为此，翁同龢接任户部尚书后，将户部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颐和园修建工程，甚至不惜挪用北洋水师的海军军费。

北洋水师是李鸿章一手创建的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部队，曾被誉为亚洲第一舰队。但由于清廷投入到海军的军费越来越少，北洋水师原有的战舰越来越落伍，船只年久失修，弹药储备不足。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正在大幅度扩张，疯狂地建造海军舰队，其综合实力已超过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察觉到日本的动向后，向清朝政府提出购买更多军舰的建议，却被朝廷否决。

当一个统治者把自己的寿辰看得比整个国家社稷还重要时，这样的朝廷前途渺茫。北洋水师早在军费被挪用那一刻，失败命运就已注定。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南方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随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 10 月 11 日夜、10 月 12 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的爆发并非偶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是主要原因。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清政府为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致使民怨沸腾。同时，清末 “新政” 的破产也是重要原因。清政府试图通过 “新政” 和预备立宪摆脱困境，但根本目的在于延续反动统治，不断加强皇权，最终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统治危机。

此外，经济基础、阶级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等条件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20 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物质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为革命提供了阶级支持；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三民主义的提出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共同的奋斗纲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政党统一领导的新阶段。1911 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把革命推向高潮。

袁世凯带北洋军队镇压革命，只镇压一半便停下，使南北陷入对峙，为革命党发展带来时间和空间。

1911 年 10 月中旬，清廷下令起复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北洋军中有很大威望，而北洋军有着不错的战斗力，可以用来镇压起义军。10 月底，袁世凯便带着北洋军重新占领了汉口。展露了自己的武力之后，袁世凯提出和革命党谈判，看看怎么和平解决问题。朝廷也看出袁世凯的确有大作用，以为平定叛乱指日可待。不过老袁并非清廷想丢就丢，想捡就捡的，他说出山可以，但得实施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只镇压了一半革命便停下，使得南北陷入对峙局面，这为南方革命党发展带来了时间和空间。

立宪派因皇室维护自身利益立宪不成，转而支持袁世凯。

清朝当时存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两大政治派系。晚清时组织过立宪运动，袁世凯还担任过负责人，不过载沣等人太过维护皇室利益，立宪迟迟不成，立宪派和皇室之间产生了难以愈合的缝隙。所以原本应该是清朝皇室的坚定支持者，立宪派却放弃了清朝皇室，转而支持袁世凯。

宗社党受打击，保皇派虚伪，清朝贵族纷纷放弃希望。

清廷最后属于自己的支持力量只剩下了保皇派和宗社党。宗社党的中流砥柱良弼，被同盟会京津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用 “人体炸弹” 与之同归于尽，宗社党遭受重大打击。而保皇派，实则是康有为海外悠哉过日子拉起来的大旗，骗来的资助都进了康有为腰包，康有为口头上倒是保皇保皇，实则虚伪至极。南北不能一直分裂下去，革命党最终和立宪派一块选择了袁世凯，而宗社党大势已去，也让清朝贵族纷纷放弃了希望，清朝唯一覆灭的阻力随之消失。

袁世凯逼迫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立宪派，革命党乃至不少转道投奔的清朝亲贵，包括外国列强都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当时第一人，也就是，袁世凯可以轻松覆灭掉清朝，做到这点，他只需要战胜自己心中仅存的一点妇人之仁，去逼迫溥仪这对孤儿寡母退位。本着做人留一线，事后好相见的原则，袁世凯还是演了一场戏，假装是革命党在施压逼迫清帝退位，自己顶不住压力，然后哭鼻子抹眼泪去找隆裕太后。隆裕的智商情商都不高，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普通妇女，只是靠着先辈的 “荣光” 享受着垂帘听政的待遇。她一听袁世凯的话，吓得是魂不守舍，哭着答应退位，但要求退位待遇要给足。溥仪退位后，能享受每年 400 万的生活费以及住在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