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学文化
全庆光，1925年出生，湖北荆门人，
全庆光的父亲是私塾老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因父亲的原因，他幼时念过书。他有四个弟兄，大哥叫全光葵，跟着贺龙的部队当红军走了，还参加了长征，此后再无消息。
二哥姓秦，是农协会员。后来红军转移，白军还乡团反攻倒算，二哥就在那个时候被捕，被杀害了。三哥没有正式加入农协，但还是被敌人视作赤化分子，一样杀头，遇害时才16岁。
全家在本地没有活路了，只能逃难，逃到江陵南边一个叫弥陀寺的地方，给人家打工。一直到38年才搬回荆门，但也不能回原来的家，在隔着原来的家二三十里的地方住，靠帮一个亲戚种田为生。
抗战开始时，荆门一开始还算是后方，比较安稳。但到了40年，鬼子打过来了，下乡奸淫掳杀，大家都逃难。全庆光在家里住不了了，也没法继续读私塾。
后来新四军来了，全庆光就到部队去，强烈要求参军。部队的同志嫌他小，才15岁，没有同意。到了41年，全庆光实在忍不住了，非要参加，但部队还是嫌他年纪小，他不干，哭着喊着要求入伍。
荆南县县委会主任刘真，看他虽然年纪小，但态度坚定，就同意了。不过不是直接入伍，而是让他先参加荆南县新四军地方服务团，主要是负责做群众工作。即便这样全庆光也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能为部队做点事情了。
1941年9月份，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开始办随营军事学校，在敌后根据地招生，要求地方上选出有点知识文化的青年送到学校来学习。全庆光是爱学习的，就要求去学校。当然，去随营学校当学员，就等于正式入伍了，所以一开始地方服务团的领导不同意，还是觉得他太小。
但全庆光态度很坚定，而有文化的青年也确实少，最后领导还是同意了，11月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襄河以东安陆白兆山的学校驻地。
全庆光到校时，还没有正式开学。到42年初，学校才开学，也正式改名抗大十分校。全庆光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学校有文化课，学习语文和简单的数学，但主要是学习军事和政治，像新兵一样练稍息立正、队形变换，还有行军拉练。政治学习就是学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一直讲到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几个月的学习，让全庆光从普通百姓逐渐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学习很辛苦，最苦的就是搞上山拉练，学员背个小背包，跨上老套筒汉阳造步枪，爬山涉水长途行军。虽然很累，但拉练时同学间都互相帮助，人人心情上都很愉快，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在吃苦受罪。有个叫吕鹏高的同学，年纪比全庆光大，拉练时帮他背枪，爬坡爬不动了也会过来拉上一把。
学校的生活条件也是因陋就简。吃的是玉米糊糊，很少有馒头或白米饭。有时候还吃杂粮，比如像南瓜、红薯，都是学员自己种点买点。南瓜要到京山县的平坝镇去买，再背回来。有时候，隔一个多月，还能打次牙祭，能吃到点荤腥，有时吃鱼，没有鱼吃，就是吃点猪肉。
当时一名战士、一名学员的伙食，每天几钱盐几钱油都是部队上规定的，所以学校的伙食可以保证，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但毕竟是敌后环境，能保证大家不饿肚子，已经很不错了。
住也都是靠学员动手解决。大家自己搭工棚，用捆好的高粱秆和树干搭起来，上面铺着茅草，就做好了宿舍。平时上课就在大树底，不过抗大学生也自己搭了一个礼堂，还搭了几个比较大的棚子，要是下雨了，就在礼堂和大棚子里面上课。
学校的驻地在山区，冬天的晚上很冷，学院就在棚子里面拿砖头和石头砌了个火盆出来。白天上山去打柴，挖出很多树兜子啊什么的，当柴火带回来，晚上睡觉前就生火，火生起来之后让它慢慢地烧，能烧一夜，就靠这个来取暖。
到了早上，起床后就去小溪边上洗脸，把牙粉倒在牙刷上漱口。学员的生活费一个月五角钱，这五角钱主要就是用来就买个牙刷，买个牙粉。
在抗大的这段时间，全庆光学习认真刻苦，加上有文化底子，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他的三个哥哥都被敌人杀了，身上背着国仇家恨，所以强烈要求入党。
一开始刚来学校报到的时候，他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参加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员了。抗大刚成立时，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党员也没有公开，对这些全庆光不清楚。后来他才知道，参加革命不等于成为党员。
通过党组织的教育，全庆光更坚定了跟着党走抗战到底的思想。42年3月，组织上认为他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他只有17岁，还不算成年。支部书记说没有关系，17岁也可以，他就写了志愿申明，然后填了一份表，成为一名党员。
从抗大毕业之后，全庆光被调到五师政治部对敌干部训练班。但他还不太清楚对敌干部训练班到底是干什么的。负责到抗大招生的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滔找他谈话。
全庆光问林滔，对敌干部训练班是干什么的呢？林滔说，训练班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一起学日语，了解日本的风俗人情，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先学会日语和日本字，平片假名。
全庆光血气方刚，思想也比较简单，仇恨日本的一切，林滔说这些时他就有点反感。后来林滔又说反战同盟的盟员是我军俘虏的日军官兵，全庆光心里就更烦了，想着刚来部队就要和鬼子兵待在一起，还要向他们学日本话，这算怎么回事，于是就说自己来部队是想上战场打鬼子，不是来学敌人的语言文字的，不愿意去训练班。
林滔看就耐心地坐着说服工作，跟他谈了很多，大致意思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硬碰硬，还必须要了解日本，了解日军官兵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这是在敌强我弱时坚持斗争，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必须由文化基础好，脑子灵，学习新知识快的同志承担起来。
林滔的话有理有据，对全庆光触动很大。他最终被说服了，于是服从组织分配。与他同去训练班的，还有几个文化底子比较好的同学。
训练班设在大悟县百果树湾。大家在那里开始学日语，先学最常用的一些日文单词，再学平片假名的拼音，然后又学这个简短的文字句子，简单文法一类。同时也学习对敌政策，还有日本的基本国情、风俗人情等，为以后针对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做准备。
在训练班期间，鬼子时常进行“扫荡”。鬼子大队人马一出动，师部就必须要转移，训练班就要跟着转移到别处去继续学习。国民党顽军也搞反共摩擦，侵占我根据地。一次广西的国民党军来攻占大悟山，训练班就搬到信阳南部谭家河一带学习。
在转移途中，训练班都在学习，晚上行军的时候也一直在学。他们在背包后面贴上日文单词，前面的人在走，后面的人就边走边念和背。环境艰苦，很考验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想睡觉了，很困，但时间宝贵，不能打瞌睡，有时候用辣椒粉，吸了之后呛得直咳嗽，特别刺激，一刺激就清醒了。
有时候实在疲劳过头了，走着走着都能睡，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往后一倒就碰到后面的人，猛得一惊，清醒了一点，又赶快跟着前面的人继续走。
教日语的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绝大部分都是日军下层官兵，其中少部分是受到我方思想宣传工作的感化，自动投降的，大部分是战斗中捕获的战俘，经过教育后自愿为我工作的。
他们上课非常认真，也和部队一起行军，在行军途中也在不停地授课。语言课基本上就没有中断过。全庆光他们也都是些娃娃兵，精力旺盛，学新东西快，大家学得高兴，进步都很大。
全庆光在对敌干部训练班学习了十个月，不仅掌握了单词，而且可以造句，能写标语口号，还能进行简单的日语交流和中日文互译，大概相当于日本初中生的水平。1951年左右，武汉办过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全庆光还可以当翻译。
1943年6、7月份，全庆光从敌训班毕业，分到了鄂豫边第二分区的敌工队，主要在云梦孝感安陆一带活动。到了敌工队，全庆光发现除了他们这些敌工队员外，还配属有两到三名反战同盟盟员。他们的穿着跟一般队员一样，不过在生活条件上有一点优待，配有边区出产的女将军烟，每个人每月大概还有一两斤肉。
从孝感到广水的铁路线上，有不少日军用来保护路桥的据点。敌工队主要的工作对象就是这些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常工作就是发传单、写标语、对敌区的人喊话，在日本人过节时，制作一些慰问袋，里面放上一些土特产、香烟以及反战和鼓动投诚的传单，然后想办法送进据点里。另外就是审查日军战俘，在必要时，还得化装进入敌区收集情报。
进入敌区收集情报是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收集情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偷听敌区电话，带上器材，摸到敌人的电话线路附近，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敌人啥时候会通话，所以得守很长时间。
有一次在肖家港，敌工队晚上又去偷听敌人据点间的通话。全庆光在电线杆子上守着，冷得上牙打下牙，还要提防着日军巡逻队，又冻又紧张地过了整整一夜。
进入敌占区工作风险很高，敌工队的防备也很严密。每到一个村，就封锁消息，人员准进不准出，直到离开为止。但是就这样，日本人有时也会察觉他们的行踪，他们也有谍报队在活动。日军一得到敌工队的蛛丝马迹马上就会出动袭击，敌工队一听到紧急情报就得马上转移，有时候一晚上甚至会转移三四次。
1944年，全庆光到云梦县的敌伪工作部工作。在敌伪工作部下面有一个武工队，就是专门的敌工队，全庆光任指导员。安陆山下靠近铁路的一侧，有个敌人据点，大概有一个班左右的日军驻守，敌工队就经常近距离观察这个据点，从他们和其他据点的交通联系中获得情报，因为敌工队的驻地离敌人很近，所以观察据点就被大家称为“贴烧饼”。
有一次日伪要下乡“扫荡”，敌工队通过这个据点的通信得到情报，一个小队的日军会和伪军一起来。确定消息后，敌工队马上部署作战计划，设下埋伏。
敌人“扫荡”结束后，抢了很多鸡鸭鱼肉和牲畜，还抓了很多民妇，大大咧咧地进入伏击圈。敌工队突然开火，一下打死十几个日本兵，伪军被吓住了，很快就缴枪投降。剩下五个鬼子兵趁着战场混乱，跑到附近山里一个独立的小庄子里面去了。
部队一面抓紧时间打扫战场，运走物资，解救被掳群众，一面追击鬼子。五个鬼子占据庄子后，把墙掏出射击孔，然后把所有老百姓赶到一个地方，派一个鬼子看着，其他四个守着墙，从射击孔向外射击。敌工队从下往上攻，不占优势，又全是轻武器，很难准确杀伤敌人。敌工队队长就在进攻中负伤了。
县大队来了一个武装班来支援。他们迂回爬到房顶上，想从高处压制住敌人，但鬼子单兵作战能力较强，而且地形复杂。我战士从这边上到房顶，鬼子马上又转到别处继续射击，战士们不熟悉地形，老是看不到敌人。
战场附近是云梦的义堂镇，镇上敌人出动增援。敌工队就撤退了。全庆光的腿在撤退时被敌人的掷弹筒炸伤，被战友抬着下了火线。
这次战斗，我方仅凭地方武装的几十名战士，一次就消灭了十几个日军，而且全队没有人牺牲，只有负伤的。这一仗让附近的敌人深受震动，后来安陆山下的这个据点就被敌人废弃了。
敌工队平时的对敌宣传工作也很有效果。敌工队和五师的反战同盟五支部密切配合，制作了大量日文传单、战地小报、小册子、投诚通行证等，向周边日军据点散发。投奔我军的日军士兵说，不少人都看过敌工队的宣传品，而且知道这边有个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反战同盟。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士、士官都冒着被严惩的风险，私下传阅敌工队印的传单小报，还偷偷地藏着新四军通行证，为自己留后路。
随着我方的宣传品越来越流行，日军里绝望自杀的人逐渐减少，而对蛮横的上级进行抵制甚至反抗的事情多了起来，主动来投诚的也多了。
有个姓平松的第三师团士兵，大阪人，1942年的时候驻扎在浠水。本来他就对日本侵略军杀人放火的行为不满，也对肆意欺负人的长官不满，看了我方的传单后，偷偷藏了张通行证，瞅准机会跑到新四军这边来了。
平松教会了全庆光唱日本的民歌《思乡曲》，里面有几句歌词：“田野里的樱花，富士川旁的母亲，征人渐渐消瘦，何时能回故乡……”这首歌有浓厚的哀愁感，很能激起日本兵思乡、厌倦打仗的情绪。
敌工队潜到敌人据点附近搞宣传时，全庆光经常唱这首歌。本来据点里的敌人一听到我方喊话就吱哇乱叫，还朝我喇叭打枪，听全庆光唱了几句之后，慢慢就哑巴了，不再喊叫也不再打枪，有几次都听到从据点里传来哭泣的声音。
在敌工队和反战同盟盟员共同努力下，敌工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五师的反战同盟五支部刚成立时，成员20个人左右，到了44年、45年，发展到了100多个人，也就是说4年来有80多名日本兵向新四军投诚了，而且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为共产党、新四军做事。
日本在武器、物资、训练上都占优，可他们的下级官兵还是有这么多人选择主动投诚到新四军这边来，这充分说明我们思想宣传工作的威力，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