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升坚守的初心是千古民心

——习近平

“未必波澜壮阔，却已润物无声”！当一个人、一块碑、一生情使一个村庄骤然跃升为河南省、洛阳市廉政教育基地的时候，当一群人、一座亭、一片树使一个村庄骤然晋升为河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的时候，当一村人、一展馆、一公园使一个村庄骤然耀升为一方政风民风楷模的时候，真理认定：一个好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看待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观点；而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乃至一个市的好故事，则可以改变几代人建立正确三观精神基石的标高。

那么，人们不禁会追问：是什么原因让宜阳县香鹿山镇的甘棠村成为了“文物·文明·文化”叠加的美丽乡村？又是什么人物把一块平凡的石碑升华为史歌且又留存在了时代的山河？！

张长升！

张长升的背后有“三多”

“只有普通的生活,没有普通的人生”。由于一块石碑的缘故，虽然张长升的名字未被刻上石碑，在今天却因为这一块石碑而被载入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的美丽史册。这是因为他的努力付出多、县镇支持多、乡土志士多。

今年虚岁65岁的张长升，出生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1956年。他可谓是标准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正是因为特殊的历史、特别的年代、特色的教育，让他及同一年代的人们，无不在思想品质和精神实质上，都隽永地镌刻上了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当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百废待兴、百业正兴的初级发展时段，广大农村普遍处于思想新旧交替、传统新旧更换、面貌新旧改观的时代变迁中。所以，张长升所处的那一时代的人，无论生活环境、贫富差异、教育程度、三观标准等，均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与制约。他是土生土长的香鹿山镇甘棠村人，命运跌宕起伏的他，自小就被过继到了舅舅家，离开了甘棠村而去了丁湾村，把“张”改成了“王”姓；1976年，他舅舅过世后，他从丁湾村又回归了甘棠村，同时也把姓氏再更正回来。除了这个被过继的经历外，他与甘棠村的其他村民一样，该“运动”的一场没落下，该“斗争”的一次没少斗，该“改革”的一次没少改。唯独不同的是爱思考的他，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甘棠村村名的来历，他始终在精神深处一直琢磨、一直寻思。

如今，常有人在文字中噱头地称他为“奇人”“怪人”“傻人”。其实，通过对他成长的人生轨迹回望，他既不奇，又不怪、不傻，只是做了常人都应该去做而没去做的事，故而被人侧目、被人冷语、被人误解、被人嫉妒而已。他的“一个人、一块碑、一生情”的故事，缘起于1990年3月——他偶尔听说在他们村口的旱厕旁，筑路的铲车挖出了一块石碑。于是，他好奇地跑过去一看，发现这块石碑上刻有“召伯听政处”的字样，尽管谁也说不清“召伯”是谁、“听政处”是什么意思，但落款的“清雍正二年立”字样，立刻让他意识到：这块清朝年代的石碑，这是应该保护的文物！

出于一种文物保护的执著初心，凭借一种探究文化的朴素思想，张长升决意先把这块2.2米高、0.72米宽、0.2米厚的石碑先保护下来再说。试想，如果不是他的这种保护意识，可能在人们一转身的工夫，这块石碑要么成了村民家砌猪圈的石板，要么成了村民家垫墙底的石料……古往今来，无数的文物或遗迹的悲剧，总是这么在一念间发生的。他的善莫大焉的义举，在今天就是功不可没——谁料想，正是这块石碑的出现与保存，竟然从300多年前细碎的历史线索头绪上，牵引出了约3300年前的西周历史根脉，随后又循着这根有关“召伯听政处”的文化主线，一下子确立了甘棠村的“千年古村”的历史地位，也从此让“千年古县”的宜阳县，再次确立了她的历史悠久和文化厚重的人文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块石碑的存在与重现的意义，进一步印证了召伯曾在这里听政、曾在这里分陕而治、曾在这里大兴“敬德保民”仁政的真实历史，也充实了“九朝古都”洛阳市的历史文化史料。

这时，再看看张长升的样貌——灰白的头发已经谢顶，简简单单的平头发型下，则是一张长期田野劳作形成的黑红脸庞；1.63米的身高，116斤体重清瘦而体健；身穿一件灰色的土布对襟衣褂，张口就是地道的洛阳地域的“卷舌音儿”……如果不是特意介绍，确实很难把他这位农民与高大上的“召伯文化研究会”会长联系起来。然而，他的农民身份、普通形象以及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这些外在之外，在他的内心世界的境界，却远远高于那些所谓的有文化、有知识、有学历的人，这是因为他比某些“文化人”更理解文化、更热爱文化、更追求文化，并锲而不舍地付出30年的心血与贡献，把身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在重迭、组合、定位后，又放大出了“文物·文明·文化”美丽乡村的光芒、廉政教育基地的光芒、一方政风民风的光芒。

需要说明的是，在张长升保护石碑、研究召伯、发掘“召伯听政处”历史文化渊源的背后，他拥有“三多”的支持：比如最初有民办教师赵苗远老师，这位县史志办的资深编辑支持他；比如县文联的冯清利主席、李小平副主席，既高度重视“召伯听政处”石碑的考证，又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他；比如历届县镇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不仅鼓励他在召伯文化研究方面走下去，而且在财力、物力、政策上支持他。可以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始终是这项召伯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带头人，引领着一个无形而有力的团队，在风雨兼程中始终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