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的任性几乎到了喜怒无常的地步，冬春时节，她于碧蓝中透出让人心动的温顺，让独木小舟在上面自由地穿梭撒网，划出道道白痕；夏秋季节，谷深流急，猛浪若奔，在黄白交织的浪头上，她毫不掩饰心中的躁动，水声咆哮如怒吼。

怒江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藏、云南，出国境穿过缅甸，最后注入印度洋。云南境内的怒江，奔腾于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之间，两山海拔多在4000～5000米。怒江河床海拔仅800米左右，河谷与山颠高差达3000～4000米，形成著名的怒江大峡谷。虽然在怒江峡谷的江边山脊上，你几乎见不到像样的树木，但这里却是云南省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区域。再往上攀登，不久便会走进茫茫林海，这时你简直难以相信，一座仅2000多平方千米的高黎贡山尽管与96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土地面积根本不成比例，但这里却生长着中国高等植物物种和野生脊椎动物物种的20％左右。

美国的印第安文化在今天已经被不断地博物馆化和旅游市场化，渐渐蜕变为一种与生动热烈的实际人生没有生死相依关系的“死”文化。但怒江流域众多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在今天还依然生动活泼。几个世纪以来，怒江两岸居住着藏族、傈僳族、怒族、白族、傣族等13个少数民族，各自皆保持着独特的文化传统。正像西南其他的江河一样，怒江也是一条民族迁徙的走廊。

由于山势地貌所提供的生存环境不同，在民族迁徙者的眼里，怒江峡谷与其他山脉峡谷是有区别的。怒江峡谷两边的山岭险峻陡峭，所提供的生存环境相对要恶劣一些。历史上诸多的民族群体曾到过这里，但他们往往将之看成一个“客栈”，暂住下来，一旦有新的“过客”来了，就会和平地让出地盘，再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和家园。例如，怒江中上游的高黎贡山上，早期有许多景颇族人和傣族人居住，后来傈僳族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景颇族人就翻过高黎贡山，向西发展去了，傣族人则沿江而下，到下游去寻找更加肥美的土地。

没有激烈的争夺，没有太大的战争，从西北方向迁徙来的傈僳族就渐渐地遍布了怒江两岸的高黎贡山和怒山。怒江虽因怒族而得名，但至今中国境内的怒族人口也仅3万左右。怒江峡谷中的主体民族是傈僳族，所以以怒江峡谷为中心的行政区域被命名为怒江傈僳族自治洲。

傈僳族属于古代的氐羌部落，他们说自己的祖先来自于“无法被水淹没的高山”。

862年，一个叫樊绰的汉人跟随安南经略使蔡袭，从唐都长安经四川进入南诏王朝的统治区域。樊绰详细考察了沿途的风土人情，从而接触到了傈僳人群。于是，在他撰写的《蛮书》中有了“傈僳”的记载。这是傈僳族第一次出现在汉籍史册之中。

肥沃的四川盆地和河谷本可以让它的居民人丰畜足。但由于战乱不断，处在唐朝、吐蕃和南诏三大政权夹缝里艰难生存的傈僳族被迫向西迁进了澜沧江的峡谷和云岭之中。明代以后，战乱又跟随傈僳族人进入了高山峡谷。丽江纳西土司与西藏封建领主为了争夺澜沧江和金沙江上游一些地区的统治权进行了长达80余年的战争，散居在这一带的傈僳族人一部分充当了战争的炮灰，一部分沦为了奴隶。战争像一条无情的鞭子抽打着傈僳族人，兵丁和劳役之苦虽像牢笼却关不住自由的灵魂。

傈僳族的荞氏族在氏族首领括木必的率领下，于明嘉靖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1548～1549)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迁徙。横亘的大江为西迁的傈僳族人挡住了战祸，使他们从容地翻越碧罗雪山进入怒江峡谷。到了19世纪，傈僳族又进行了数次由东到西的大迁徙，有18个氏族先后进入了怒江，并成为怒江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长期动荡不安的生活塑造了傈僳族人躁动不安的灵魂。有人说，傈僳族有点像吉普赛人，总是不停地在四处游徙。一首傈僳族的歌谣里唱道：“这里不是长住地，这里并非久留谷，往前另找新天地，往前另寻新地方。”从个体的角度看，傈僳族人的游荡与迁徙至今还没有结束，但从明朝以来的400多年里，傈僳族的主体却长期驻留在了怒江峡谷。怒江中上游的高山峡谷没有平展肥沃的土地，人们为了种上簸箕大的一块苞谷地，常常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像猿猴一般攀岩登崖。牛羊在山脊上行走也常常失足跌入江底。凡在峡谷里走过的人都会奇怪，这样的山、这样的水到底有什么魔力，使得这个以迁徙为常态的民族安顿下来，并与一块起伏不平的、并不富裕的土地结下了永久之缘呢?答案在傈僳族的灵魂之中。

一般认为“傈僳”的意思是住在山林或山区中的人。傈僳人从青藏高原到川西河谷，再到澜沧江、怒江峡谷，数千年的迁徙、行走，他们都没有离开过高山。山林河川哺育了这个民族，也为他们注入了坚强与刚毅。当你看到一双双赤脚在锋利的刀梯上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的时候，当你面对那些肉体真身踏着通红的火炭舞蹈自如的时候，你会明白怒江两岸险峻的高山峡谷里为什么会生存着那么多的傈僳族人。

丙中洛乡是个多民族共居、多宗教并存的奇特地方。它位于怒江峡谷中一片罕见的开阔地，地势平缓、水源充沛，是怒江峡谷最大的产粮区。怒族是该区最古老的居民，繁衍生息已有千年，但现在西迁而来的傈僳族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怒族。在紧靠西藏的察瓦龙地区，藏族喇嘛沿怒江而下，四处传教。1766年，丙中洛乡的最高处建立了喇嘛庙普化寺，藏人开始在这里定居，沿用至今的“丙中洛”一词就是藏语“藏族寨子”之意。再加上西面高黎贡山的独龙族和外来的汉族，这里的民族多元性就更加丰富了。经过几百年的交往融合，此处已经很难找到纯粹单一民族组成的家庭。这里，平均每个家庭具有三四种民族成分，居民个个都是语言大师。对比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相对集中的状况，丙中洛乡这块只有800多平方千米的地方显得分外独特。

走进丙中洛乡甲生村，村口几户人家的房角上插着树枝和藏文印制的经幡，让人以为到了一处藏族村落。再往前走，树丛中雪白的教堂钟楼和十字架映入眼帘，这是一座有近百年历史的重丁天主教堂。两种景象如此之近，让人有点不可思议。重丁教堂没有神职人员，只有两名老年怒族妇女负责敲钟、召集教徒和打扫教堂，礼拜时诵经、读经、唱诗则由教徒轮流担当。看到今天的情景，很难想像百年前天主教是如何进入此地的。

当年，法国传教士任安守在清兵的护卫下，禁止当地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强迫他们改信天主教，并干涉群众婚娶、强占土地、强派民工，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1905年7月，藏族和怒族首领在丙中洛乡聚集了几百人，杀奔南面江东的白汉洛，一把火烧毁了洋教堂。任安守落荒而逃，向云贵总督告状。当时的清政府软弱可欺，不仅派兵镇压民众，还赔偿了15万两白银重修教堂。这就是历史上震撼滇西北高原的“白汉洛教案”。重丁教堂也是用这笔赔款建立起来的。这里还有怒江州最大的喇嘛庙——普化寺。它坐落在整个丙中洛乡的最高处，尽管辉煌不再，但是雕梁可辨，壁画犹存。

几十年来，丙中洛有多民族融洽相处、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共处一村、夫妻两人分别去寺庙和教堂等奇特现象，在外人看来或许如此，但对居民而言，早已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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