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跟彭德怀在战争年代建立了信任和革命友谊，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又继续得到了保持和发扬。
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作为彭德怀的下级，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英勇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分别作为两个战略区的指挥员，默契配合，立下赫赫战功；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出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彭老总却在这时向毛主席推荐了邓小平；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邓小平深为不平，并在日后为其寻找真相，还他清白，还亲自在彭老总同志的追悼大会致悼词。
邓小平跟彭德怀一起工作，最早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总部机关工作期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社会各界群情激愤，要求抗日。7月8日，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同一天，毛主席、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总动员，进行抗日战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改编命令，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担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担任副主任。
就这样，邓小平便跟彭德怀一起，在八路军总部机关一同工作。在相处中，邓小平深刻领悟到了彭德怀的大智大勇和精湛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而彭德怀也十分欣赏邓小平的精明强干和政治工作能力。
1940年7月中旬，位于山西麻田清漳河畔的一二九师师部内，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正聊得火热。左权正在就发起太岳战役，向刘伯承和邓小平征求意见。他兴奋地讲道：“彭总的设想是借鉴你们在白晋战役中突袭的办法，在华北敌后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春天，聂荣臻来晋东南的时候，彭老总就已经跟我们商议过这件事，让荣臻和你们再次合作，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正太路来一个大破袭。”
左权的话也让邓小平想起了当时的讨论：“上次讨论还是在谭家村。当时，伯承提议，各打一面，不如各打一段。荣臻破袭东段，我们破袭西段。”
听到这里，刘伯承也表示：“现在的形势对我们不利。敌人利用平汉线割断了我们山区和平原的联系，又用正太线割断了太行和晋察冀。而且，国民党想要妥协投降的势头又一再攀升，还在背后造谣我们‘游而不击’。要是这仗不打，局面不会变。敌人想以战养战，交通至关重要。对敌人而言，铁路和公路就像是人身体上的血管一样，只要切断了血管，敌人就会日渐消瘦，将他们困在城市中，要打，就要彻底切断它的血管，让它无法再向我们的根据地内延伸。”
听到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支持打这一仗，左权才向他们说明了彭老总的意思：“彭总也正是这个意思。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晋南和华中各友军的作战，保卫大西北……他认为，必须打一个大的破击战役。破击的主要目标就放在正太路上……这次大战的主角是你们师和晋察冀部队……”
邓小平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目光在军事作战地图上来回查看。他十分赞成彭总的作战计划和安排，高兴地说道：“彭总不愧是大军事家，打破敌人牢笼政策，这一步棋下得太好了。这个设想，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战役战术上也是可行的。依我看，正式的命令下达之前，我们就可以着手准备了。这场仗，越快越好。”
就这样，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了深夜。第二天天一亮，左权便骑马向八路军总部赶去，向彭德怀汇报刘、邓的想法和意见。
彭德怀在听取了左权关于刘、邓意见的汇报后，更加坚定了要打这次破击战的决心和信心。
自左权走后，邓小平便跟刘伯承开始进行大战前的准备。7月1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以山西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和太行纵队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了《关于军民协同进行破路清野的指示》：
“我各地方军队团、营、游击队以及县政府依托县武装科领导不脱离生产的半武装组织，协同群众团体把抗战区与敌占区民众一起动员组织起来，或各区军民独立地或配合野战军与敌人展开交通斗争，到处机动转入敌后方，乘虚破坏敌人铁路公路。”
此后，在刘、邓二人的领导下，部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7月22日、23日，刘、邓先后三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下达的作战指示，并对动员民众、战地勤务、政治工作等做了部署。
邓小平接到命令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对刘伯承说：“彭总办事就是果断，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师长，这次咱们要大干他一场。”
由于刘、邓二人对彭德怀的设想很是赞同，并早做了准备，因此，当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达后，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队的准备工作很快便完成了。
8月8日，彭总发出《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对作战部署、指挥、时间、战术等作出明确规定，并下达了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
为贯彻彭德怀的指示精神，8月16日，刘、邓又令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统一指挥正太路破袭战。百团大战中，刘、邓坚决执行彭德怀的作战指示，协同作战，取得辉煌战绩，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表彰。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跟彭德怀不在一个战场上，但他们却在争取解放全国的大局上相互配合、支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战争年代，除了有在战场上培养出来的生死之交的革命情谊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温馨时刻。
1939年秋，邓小平从太行到延安开会，期间，他遇到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并对她产生好感，随后，便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攻势”。最终抱得美人归，两人开始了相濡以沫的58个春秋。
当时，邓小平跟邓发从前线回延安开会，两人住在一个窑洞里。这次回延安，邓发想让邓小平能够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对象，于是，就带着他来到了学习班。他也因此跟卓琳结缘。那时，邓小平便对卓琳有意了，不久，他还找了曾希圣牵线搭桥。
一次，卓琳去曾希圣家里，曾希圣问她：“有人想要跟你结婚，你愿不愿意？”
“不愿意。我还年轻，想要再工作几年。”卓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后来，卓琳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段经历时，曾这样表示：“当时，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实际上，想要工作几年也只是托辞。因为当时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担心跟他们结婚，怕他们没有知识，说话也说不到一起去。那时候的延安，还有一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女同志抬头说道：‘哎呀，你看看天上的月亮，多漂亮呀。’丈夫却说道：‘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漂亮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我可不能找个工农干部，要找就要找个知识分子。”
虽然被卓琳连续拒绝了两次，但邓小平也不灰心。他又找人跟卓琳捎话：“能不能面谈一次？”
卓琳想了想，同意了。
于是，两人一起在曾希圣家见了一面。邓小平在见到卓琳后，真诚地说道：“我这人年纪也大了，在前线作战十分辛苦，我想跟你结婚，不过，曾希圣已经跟你谈过了，你拒绝了。我这人又不太会说话，但还是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件事。我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希望能够在其他方面弥补。”
邓小平先后找卓琳谈了两次，一次是谈他自己的情况，一次是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后，改变了对邓小平这个长征老干部的刻板印象，认为这个人还行。一方面，他上过学，留过洋，有知识，是个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卓琳想早晚都得结婚——那年她已经23岁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她已经算是晚婚了。
卓琳考虑到自己认识邓小平也有不少日子了，如今他亲自找到自己，一番话又如此情真意切，想了想，她便同意了。不过，她还提出了一个条件：“我希望结婚后能够马上离开延安。”
这一点，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邓小平摆起了喜酒。几个老战友将两张桌子拼起来，高兴地说道：“今天会餐啊，大家都来。”当天，除了受伤治疗的周恩来没有到场，毛主席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李富春和夫人蔡畅都来了。
尽管桌上没有美味佳肴，赴宴者的衣服上也都补着补丁，但气氛却异常热闹，大家高兴起来，竟也开始一杯接一杯地灌起了新郎酒。
这天，除了邓小平和卓琳外，还有一对也结婚，即孔原和许明。吃饭时，大家卯足了劲儿劝两个新郎官喝酒，孔原硬是喝了个酩酊大醉。意外的是，邓小平却是一杯接一杯，面不改色，将劝酒的人喝退了。不少人都惊叹邓小平的酒量。
原来，李富春和邓发私下给邓小平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就这样，真真假假，邓小平才“逃过一劫”。
当天，孔原因为醉酒，在新婚之夜便挨了妻子许明的数落。卓琳则跟邓小平说道：“从今天起，我说话你得注意听。听了以后，如果有意见就提。”
邓小平回答说：“我这人脾气就这样，你愿意说就说，我有意见也提，没有意见就算了。”
卓琳心里暗想：他是个知识分子，要是老让他说，他也说不出什么来。算了，还是慢慢了解好了。
尽管他们的恋爱缺乏浪漫的情调，甚至有点像在从事一件严肃的工作。但在婚后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们共同经历风风雨雨，从未放开过彼此的手。
婚后，邓小平便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返回太行山。回去后，彭德怀一见到卓琳，就对邓小平高声说道：“哎呀，邓小平呀，你可真会找老婆呀，找的就跟兄妹一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个子本身也不高，卓琳还比他稍微矮一点，两个人脸都是圆圆的。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和彭德怀两人之间的情谊得以继续保持和发扬，同样地，他们两个家庭的私交也越发密切。
一次，彭德怀没有孩子，他看到邓小平家孩子多，就问邓小平和卓琳夫妇：“把毛毛（邓小平的小女儿）过继给我当孩子吧。”
毛毛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是邓小平夫妇最宠爱的一个孩子，也是最漂亮的一个。邓小平夫妇俩自然是舍不得了。
但后来，毛毛不知道是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有一段时间，毛毛一见彭老总就往父母后面又躲又藏的，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彭老总带走，成了彭家的孩子。
1952年4月，鉴于朝鲜战场局势日趋稳定，彭德怀奉命回国。同年7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总理提议：“由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因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粟裕、聂荣臻身体也都抱恙。因此，彭德怀认为，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负责这一繁重的工作十分重要。
此外，总参谋部的工作十分繁重，彭德怀自认难以胜任。于是，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专门去找了毛主席。他当面提道：“主席，我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我推荐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
毛主席思考了一会儿，缓缓说道：“邓小平同志的确有能力，他跟军队的联系也比较多，是个合适的人选。但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
就这样，彭德怀再次进入了统帅部。从他向毛主席推举邓小平这一点上，足以看出彭老总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信任和推崇。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退出了领导岗位。根据多年来往，邓小平十分了解彭老总直爽的性格，对于他的处理，邓小平一直是有意见：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当历史的滚滚车轮驶进1978年时，中国政坛也迎来了不平静的一年。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刊发，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石破惊天地发生了。多年来，隐匿在幕后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走到了台前。
当时，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的侄女彭钢在看到这篇文章时，她当即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了。
这一年夏天，彭钢给党中央写去了一封神苏申诉信，要求中央能够复查彭德怀案件。彭钢将这封信交给了王震同志。
王震看后，对着彭钢连声说道：“好，好，好啊……”
王震在这封信上作了一些修改后，又对彭钢嘱咐道：“你将信再抄写一份给我，我送给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在看过信后，曾先后两次在会见外宾时说道：“彭德怀大概跟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这番话意味深长，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邓小平对彭德怀的无限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