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我们路过天安门城楼时，上面标志性的毛主席巨像、八只巨大的大红灯笼、两幅巨型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天安门城楼的这些标志性布置在世界上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在天安门这些看起来似乎习以为常的布置背后，却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故事……

图：《开国大典》油画像

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纪念邮票上，印刷着的便是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红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颜色，宫灯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代表作品，在1949年开国大典之际，八只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带去了最重要的一抹亮色。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八只灯笼的设计者竟然是两位日本人设计的。

图：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纪念邮票，上面画着便是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

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和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改造工作交给了国庆组筹备负责人之一，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同志。在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一番之后，发现这里的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的天安门城楼十分破败，在城门之上挂着六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旧六角宫灯，并且整个天安门十分破旧，看来要重新整修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图：天安门旧景

张致祥急忙驱车赶到北京的洋溢胡同，就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了他最为信任的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新中国成立之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具体负责落实是“舞美队”队长苏凡同志。而等到任务层层传达落到苏凡手里的时候，距离开国大典开始的时间只剩下二十多天的时间了。

图：田华与丈夫苏凡合影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苏凡却不着急，因为他的文工团有着“秘密武器”——两位来自日本的著名画家，其中一位叫小野泽亘（中文名：肖野），另一位则是森茂。在当时，每个来到中国的日本人都有着一段故事，而小野泽亘和森茂正是其中两位特别的人。

其中，小野泽亘年轻的时候在东京曾经加入了日本无产者美术家，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就要立志成为一名画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在东京曾经6次因为宣传左派思想被日本法西斯当局拘捕，于是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先后在当时的《北京漫画》《华北电影》等编辑部担任编辑职务，由此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图：《白毛女》歌剧表演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小野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发展，他前往当时解放区的张家口市，成为了解放军抗敌社团的台柱子，担任了《白毛女》歌剧的舞美设计，他的设计曾经得到了《晋察冀日报》的大力赞扬。

而森茂是小野的粉丝，他14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中国丹东，因为特别崇拜小野，最后也决定留在中国，绘画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曾经参与设计“白毛女”牌香烟商标的设计，他和小野之间算得上是特殊的“师徒关系”。

图：1942年，北平城内的扎灯商贩，是天安门城楼设计的灵感来源

对于苏凡来说，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宫灯设计任务交给他们，他是完全放心的，因为他们对每一个设计都十分认真，经常需要画出十几张草图，然后最后决定使用哪一张。在解放战争时期，小野和森茂走遍了中国的乡村和城市，他们小小的素描本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素材写生，不过当时，很多参加开国大典筹备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两位穿着军装的画家其实是日本人。

图：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

尽管他们早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但让他们设计开国大典这样重要场合的灯笼，依然招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者称为什么要找日本人，中国人又不是没有自己的艺术家？最后，这件事情闹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后特批两人负责此事。

图：周恩来与天安门城楼灯笼设计的方案袋

于是，苏凡请两位画家去天安门城楼转了一圈，担任天安门城楼灯笼设计的小野表情显得很是紧张，他觉得这项任务实在是太重了，两人不敢懈怠，立刻开始商讨挂灯方案。

从先前的情况来看，天安门城楼有着九个开间，中间是最大的，也是人流出入的主要活动入口，这里需要一个开阔的空间来烘托开国大典的重要性，因此不适合挂灯笼，因为大红灯笼是用来增加节日气氛的工具，是为周围活动的人们所服务的，不能喧宾夺主。因此最终两人决定，在两侧天安门的八个房间前各悬挂八只大红灯笼。

图：纪录片《国家记忆：我爱北京天安门-大红灯笼》之中，小野正在绘制天安门灯笼设计草图

为此，两人急忙赶出20幅宫灯草图，周恩来最后选定了圆形宫灯的设计。选定造型和悬挂方式之后，张致祥就将自己的小车交给了苏凡，让他去北平城里专业，一开始苏凡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在北平城里买上宫灯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就行了，但天安门城楼所需要的大红宫灯却买不到，因为北平负责炸灯笼的艺人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灯笼。

眼看开国大典只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小野于是找来苏凡说：“找一位扎灯的老艺人，我们自己干吧。”明清时期，在京城之中云集了各种各样的扎灯高手，可惜现在都隐没在民间之中。为此，苏凡直奔故宫档案馆，从清朝档案之中找到了一位现在还健在的老艺人，然后带着小野两人直奔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图：田华与丈夫苏凡五十年代的生活照

等苏凡请这位70多岁的老艺人上城转了一圈之后，这位老艺人给出了明确的参考建议：“如果想要做那么大的宫灯，就只能在城楼上做好，不然太重，仅靠人力是抬不上城楼的。”

苏凡立刻买来大量用来编织灯笼的竹子、红布、黑钉等材料，召集全体队员前往天安门城楼，8只灯笼的主体部分由老艺人聘请木匠来做，而两位日本画家则重点负责灯笼笼布上的云头和流苏制作。

就这样，在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天的时间时，八盏大红灯笼终于做好了。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大灯笼，每盏圆形宫灯高达2.23米，周长为8.05米，直径2.25米，每个重达80公斤。如果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里面的空间足够容纳四个人坐在里面打扑克了。

图：《国家记忆》纪录片之中，战士们正在悬挂天安门城楼的灯笼

为了能够将这些沉重的灯笼挂上去，张致祥特地调来十几位身体强壮的战士，但鼓捣了好大一会儿都没能画好，因为这种大灯笼实在是太重了，一般的钉子根本撑不住。这时小野琢磨了一下，向大家提出建议，将这些灯笼挂在横梁上，两边再加装一个铁环进行固定，这样就能够稳定下来，大家急忙按照小野的方法来做，最后终于成功了。灯笼挂好之后，为了确保灯笼不会掉下来或者出其他问题，苏凡干脆就搬到天安门城楼上值班去了，要知道当时苏凡可是刚刚新婚不久。

图：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的天安门城楼旧灯笼

就这样，这八盏“大红宫灯”一挂就是45年，直到1994年天安门重新装修之后，这8盏灯笼才光荣退休。从天安门城楼取下来之后，其中六盏交给了相关博物馆进行收藏，而挂在东二门和西二门的两盏灯笼举行了公开拍卖，拍卖所获得的1380万元费用全部捐给了北京的贫困山区和希望工程。

我们知道，现在天安门左右两侧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但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所悬挂的其中一条标语却并不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而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一边9个字，另一边8个字，如何才能保持两幅标语挂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美感呢？这项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著名书法家钟灵先生。

图：1949年天安门城楼标语

说起钟灵，当时的人们都为他写得一手好字而赞叹不已。钟灵17岁的时候就到了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毕业之后长期留在陕甘宁边区从事文教工作，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因此在开国大典之前，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这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钟灵去做。

在当时，钟灵所要写的标语内容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正中间还要悬挂一行较小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接到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后，钟灵便下定决心，决心要发挥自己全部的水平把标语写好。可刚开始写字的时候，钟灵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是很长的，标语上的每个字放到地面上都有一个小房子那么大，要怎样才能估测每个字的大小呢？

图：著名书法艺术家钟灵正在写字

由于当时没有足够长的尺子，钟灵灵机一动，用步测这种最古老的丈量距离的方法测量出了天安门城楼的正面长度，然后经过计算，才得出了每个字应该写多大。后来，钟灵曾经派人测试过，每个字上的一个笔画，都够一个人在上面躺着那么宽了。

确定好每个字有多大之后，第二个难题却又让钟灵犯愁了：要书写的这两条标语，左右两边的字数并不一样，要怎么才能让两边的字看起来工整对称呢？

但实际上，古人设计天安门的智慧，在钟灵步测天安门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在天安门的广域视角之中，大家都会觉得天安门城楼下面的城楼门洞都是对称的，但事实上，天安门九间门楼并不等宽，门楼中间的城门最大，四六两间其次，然后其他门洞依次递减，这就是利用了“视错觉”原理。古人的智慧启发了钟灵，他认为，两条标语之间的字间距也可以通过这种原理进行安排。

图：1949年的天安门城楼留影

为了写成两幅巨型标语，钟灵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但最终完成之后，钟灵却觉得有些不太满意：由于时间有些仓促，如果从远处看的话，“政府”两个字之间的字间距还是显得有些拥挤，有些过于紧凑了。虽然这种想法不免有些吹毛求疵，但这也说明了钟灵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1949年9月底，这两条巨幅标语终于悬挂在天安门的两侧，当时，这两条标语还是使用繁体字书写的，因为考虑到北平居民还不习惯延安的简体字，方便群众进行阅读；到了1950年国庆节，这两条标语更换为了现今的标语，后来又被更换为了简体字，这样做是为了推广简化字在全国各地流行。此后，天安门城楼的标语便再也没有改动过，直到今日。

在天安门城楼悬挂伟人的巨幅画像，从民国时期开始便蔚然成风，也成为了各种时代的标志性象征。1949年7月7日，毛主席的画像首先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当时天安门正在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新中国政协筹备会成立的一天，当时与毛主席的画像并列的还有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的画像之间还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

图：天安门城楼上曾经出现的毛主席与朱德像

那么为什么到了开国大典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就只剩下毛主席一个人的画像了呢？在当时的时代之中，是十分强调“朱毛”的，这不仅仅是井冈山时期以来的红军传统，更是因为朱德是最高的军事首长，而毛主席是党的领袖，两人亲密合作才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要知道，在1949年举行北平入城仪式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是并排挂在一起的，而到了开国大典上只出现了毛主席一人的画像，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生性淳朴的朱德坚持不让大家挂自己的画像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为毛主席画像的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的年轻教师周令钊。新中国成立前夕不久，周令钊就被调往新华社，接受了关于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的艰巨任务，这在旁人看来有些吃惊，要知道当时周令钊还十分年轻，比他有名的画家多如牛毛，为什么唯独选他为毛主席画像呢？

图：周令钊老人简介

这就要从1949年4月初的国共和谈说起了。在当时，国共双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举行会谈，会议室之中曾经悬挂过一张周令钊亲手绘制的毛主席画像，这幅画像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周恩来点名邀请周令钊担任毛主席画像的主要绘制工作。

1949年7月1日，周令钊带着自己的妻子兼助手陈若菊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一间房子之中开始了一场紧张的绘制工作。之前，毛主席在公众场合展现出来的画像总是侧面照，很多群众表示不太满意，因此这次，上级部门向周令钊提供了一张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头戴八角帽、面露微笑的照片作为参考，这张照片上的毛主席面容慈祥、很有亲和力，并且曾经在解放区广为流行。

在这张参考照片上，毛主席的衣领是敞开的，因此周令钊在绘画的时候也采用了这一形象，并且挂在天安门上请领导进行初步视察。一天上午，聂荣臻视察了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他向周令钊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主席的衣领敞开是不好的。1945年，毛主席在大会上是无拘无束，十分自然的，但现在这张照片要放在开国大典上，如此庄重的场合，怎么可以不让画像严肃一些呢？于是周令钊等人便迅速修改了毛主席画像的衣领位置。

图：聂荣臻元帅

在周令钊等人连续赶工了几个星期之后。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巨像的绘制工作终于大功告成，并且被迅速挂在了天安门城楼的指定位置。

晚上十点钟，周恩来亲自来到天安门，对天安门城楼周围的布置情况进行最后的检查工作。这时，周恩来忽然看到毛主席画像下面有着“毛泽东同志”五个字，顿时严厉地批评道：“这五个字不是画蛇添足吗？如此重要的场合，群众们难道不知道这是谁的画像吗？这又不是在天安门做展览会，要什么图片介绍？”原来这五个字是之前周令钊照着参考图片标注上去的。

图：陈若菊与周令钊

随后周恩来立刻命令周令钊等人立刻修改画像。但由于此时毛主席的画像已经被固定在天安门城楼上，工人们只能将三把梯子合起来架在天安门城楼上，四周打上聚光灯，周令钊提着各种颜料桶上去，对毛主席的画像进行最后的修改工作。为了将这五个字盖住，周令钊只能用与毛主席画像衣服上颜色相近的涂料，将毛主席的衣服加长，盖住字体，为了协调衣服比例，周令钊最后还在毛主席画像的衣服上多加了一颗扣子。就这样奋战了大半夜，毛主席的画像修改工作终于在天亮之前圆满地完成了。

图：开国大典前夕，周恩来正在检查话筒

当开国大典时的人们一边注视着毛主席的画像，一边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在前一天晚上，有一位名叫周令钊的年轻画师在这里熬夜赶工了一个通宵。毫无疑问，天安门城楼上的每个细节，处处汇聚着红色光芒的历史故事和群众的智慧结晶，而大家永远也不知道，为了今天辉煌隆重的天安门，仍然有多少人在背后默默努力地付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