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福麟是东北军著名将领，他骁勇善战、有勇有谋，曾在两次直奉大战和平定郭松龄倒戈反奉中立下赫赫战功，并由此成为了“少帅”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万福麟作为张学良的心腹将领，殚精竭虑地为张学良出谋划策，并积极与我党合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万福麟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负责驻守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不久后，日军便对万福麟所部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敌我军事实力悬殊，万福麟部损失惨重，被迫撤出战场。

然而，此役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万福麟坚持抗战的决心，在这之后，他又重整旗鼓，继续与日寇作战。

在武汉大会战中，万福麟奉命防守德安至星子一线。他率部坚决抵抗日军数月之久，纵然损失惨重，但阵地却岿然不动，还给予日军以重创。

万福麟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受到了国人的敬仰，然而日军却对他恨之入骨，甚至还悬赏重金买他全家老小的性命。尽管将军对此毫无畏惧，但这样一来，他在天津的妻子和儿子就危险了。

万福麟将军的儿子名叫万国权，1919年3月出生，当时正与母亲和妻小一起住在天津。

天津沦陷后，他一家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寇追杀，万福麟将军尽管心急如焚，但又无可奈何。

但作为将门之后的万国权才不会坐以待毙，他当即便乔装改名，带着母亲和妻小，在日伪特务的严密监控下，逃出了天津。

这段艰苦的逃亡之路，对于从小就生活在温室里的万国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即便如此，万国权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在逃亡途中，硬是没有引起日伪特务的怀疑。

他们先坐船到上海，接着又沿着长江西进。上岸后，万国权找来一辆独轮车，让母亲和妻小坐在车上，他推着车，一路跋山涉水，终于辗转来到了“陪都”重庆，与父亲万福麟会合。那时，万福麟已经从辽宁省政府主席晋升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了。

从这个时候起，万国权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重庆，他还考入重庆中华大学工商管理系读书，毕业后曾在成都直接税务局任税务员，由此成为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

抗战胜利后，万福麟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万国权便随父亲移居沈阳，并担任沈阳直接税务局课长。

然而，短短两年的仕途生活，却让万国权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黑暗与腐败，更看清了国民党治下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这让万国权感到十分地痛心，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辞职归隐的决心。

不久后，万国权便辞去在政府的公职，回到了天津，后在一家公司中担任总经理，并决定走实业救国之路。

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辞去公职的万国权在商场上干得风生水起，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命运又一次与他开了个玩笑。

1949年初，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我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准备发起平津战役。此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不日即将垮台。在此情况下，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将领及其子女们不得不考虑自身前途，纷纷逃往台湾。

当时，曾有人劝万国权一起走，毕竟他的父亲万福麟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又曾担任过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如果他继续留在天津的话，日后定会被“清算”。

但万国权心想，自己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黑暗腐败才辞职出来的吗？难道跟国民党去了台湾，这一切就会变好吗？况且蒋介石发动内战本身就是置天下百姓于不顾的错误行为，而反观共产党，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深受民众的欢迎，这一坏一好，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共产党的主张才是人民所向往的吗？

所以，万国权毅然选择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至于他的父亲万福麟，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事实上，当时万国权也曾准备劝说父亲不要去台湾，但因通讯受阻，所以未能与父亲联系上，直到解放后，他才知道父亲带着他在北平上学的儿子一起去了台湾。

从这之后，万国权与儿子分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万福麟刚到台湾没多久就去世了。

万国权留在国内积极参与祖国的建设事业，建国后历任天津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常务副主席等职，为祖国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3月，时年75岁的万国权被补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正式跻身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在这之后，他又两任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两届政协副主席。

而这一段时期也是他人生中最为忙碌的时刻，每天都要出席各种活动，参加各种会议，有时候甚至忙得连饭都来不及吃，但尽管如此，他依旧乐在其中。作为国家领导人，万国权同志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2017年3月23日，万国权同志走完了他精彩而传奇的一生，享年99岁。

斯人虽逝，但其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以及其身上崇高的精神品质，却影响深远，令人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