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桂系军阀头子李宗仁上台任“代总统”，他以私人名义邀请大律师江庸、外交家颜惠庆、教育家章士钊和和平老人邵力子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接洽，试探与中共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72岁的江庸是著名的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慨然应允的李宗仁的请求。

2月13日，代表团一行19人飞赴北平。

江庸对北平并不陌生，他的壮年时代就是在这儿度过的。这次前往，使他感触良多：古城完整地被保留下来，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方面对和平表示的诚意更使江庸感动。

江庸一行刚到北京，就受到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接见，每人还获赠一套《毛泽东选集》。

北平市长叶剑英分别找江庸、颜惠庆、章士钊和邵力子谈话，阐述共产党、解放军的和平方针，指出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并希望国民党政府采取北平方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在江庸与叶剑英市长晤谈时，还发生过一桩趣事。

当时江庸乘公家轿车赴叶市长处，进门时，值勤解放军要求检查通行证，江庸大为不快，认为受市长邀请前来，坐的又是公家的车子，还要检查，无异于“刁难”，几乎拂袖而去。

恰逢此时一辆中共领导人的轿车前来，值勤战士照样检查，江庸这才认识到共产党执行制度严格，不分上下内外都要遵守，心情顿时由怨怒转为钦佩了。

（江庸）

在北平期间，和平代表团与中共方面进行了多方接触。中共领导人并不因江庸等人的民间身份而对他们有所轻视，双方平等地交换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并就通航、通邮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框架协定。

不久，传来了毛主席要会见代表团成员的消息。2月22日，江庸一行赴河北西柏坡，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江庸曾有幸与其相见，但并未谈话，这次才亲睹风采、畅聆伟论。

毛主席一见面就说：“你们为寻求和平途径，远道前来，共产党是爱和平的，可以商量，只是地点、时间、人选尚须考虑。”

毛主席还谈到共产党人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才，欢迎诸位先生大力推荐。

谈话间得知江庸自幼饱读诗书，国学根基深厚，毛主席便问他最近可有诗作，江庸当即手录数首，请主席指正。

其中有一首是：

往诉还防彼怒逢，刃经屡折岂成锋。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眼坠雾中花变色，爪留雪丘雁无踪。叶公毕竟乖真赏，性到能驯定伪龙。

江庸在诗中引用东汉马援劝隗嚣归附汉光武帝刘秀，隗嚣初为所动，但最终反悔被马援消灭的典故，暗喻国民党反复无常、毫无信用，与隗嚣如出一辙。

这次谈话，毛主席并未一本正经地谈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只是随意漫谈，江庸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窥见了伟大领袖的胸襟抱负和学问品格。

和谈结束后，江庸一行回到南京，将情况通报给了国民党政府。但由于李宗仁本来只把他们当作试探和平的敲门砖，而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更是对和平进程拼命阻挠，国民党的虚情假意，终使谈判没能成功。

联想到毛主席在西柏坡的谈话，江庸痛感国民党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当即返回上海蛰居。不久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江庸和上海人民一起迎接了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江庸，称：“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骏人（即颜惠庆）先生参加新政协，不识可以成行否？”

后颜惠庆因疾病缠身而请假，江庸则欣然接受邀请，于9月中旬赴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冈的开国大典。

此后，江庸还担任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

江庸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积极参政议政，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贡献尤多。

他曾编撰《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浅说》、《惩治反革命条例解说》、《劳动保险条例浅说》等通俗易懂的法律普及图册多种。

1958年春，江庸大病初愈，将过去所作的诗词辑成《澹荡阁诗集》一册，因精力衰竭，在自序中流露出不再作诗的想法，并把诗集寄给曾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请求指正。

不久，陈毅致书江庸，除了就集中诗词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还建议江庸将诗集大部或全部刊行，并劝他不要放弃创作，反而应多作些诗词以反映新时代。

江庸接到陈毅的信后，不禁感慨万千，陈毅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诗词，使他心折，而共产党人对像他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更体现了党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精神。

以后，江庸又作了不少诗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抒发自己的情怀。

1960年2月9日，江庸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2岁。

参考资料：《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等